清代的文化壓抑，中國的儒學之衰

由於東林黨的倡導，從明末開始產生了一個反對陽明學說的浪潮，不只是東林黨人，在反對在明朝中長期流行的陽明心學中，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耳熟能詳的人物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新的方向。雖然是這些反對者各執一詞，但從文化角度看，明末清初的對儒學的討論可謂是百家爭鳴。

王陽明

其中有一些人士，希望扭轉陽明學派的潮流。他們認為，只有回到程朱理學才是正確的方向，他們說，過去孔孟是維持人心的權威，現在，應當以程朱作為孔孟的繼承人，強調從孔孟到程朱的道統繼承。併發起了“回到程朱”的運動，這顯然不是思想的自由自發，而是劃一。

朱熹

滿清對自由論學缺乏包容，不希望出現宋明兩代那樣的哲學風氣，但對中國“臣罪當誅，天子聖明”式的馭人之術心生嚮往。

康熙

清朝定鼎中原，康熙命令李光地重編《朱子大全》以及《理性精義》，同時，朱子在孔廟的排位也上升到了僅次於孔門七十二賢，這些都代表清帝贊同“回到程朱”運動，朱子的四書五經註解的權威被進一步肯定。

其中，清代的張伯行強調闡釋該派的思想，並規範和勸誡，而不再發揚新說。他編制了類書《學規類編》，清代儒學家從其中獲取做學術和現實生活指南的資料，結果是不容有新的自由論學的餘地，唯一可做的只是遵循傳統的思想和道德規範，至此程朱理學在中國的歷史地位達到頂峰。

於是，就產生了一代循規蹈矩的人。學者平庸和缺乏原創力，甚至是孔乙己式的學者。清代中期，儒學變質為格言編寫、諺語和陳腔濫調的技術，從陳宏謀的《五種遺規》中可見一斑。

哪怕是頗具盛名的考據學派，和清初的儒學相比，顯然從經世致用，轉向了消極避世。中國儒學就此走向了衰落，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國終於在洋人的堅船利炮中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