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晟认为现在华夏虽然安定，但是北方突厥仍然没有臣服。如果出兵讨伐，时机尚未成熟，如果把突厥置于教化之外，不予理睬，突厥又时常侵犯骚扰。因此，必须周密谋划，制定出一套制胜的办法，予以对付。突厥达头可汗玷厥相对于沙钵略可汗摄图来说，虽然兵强马壮，但形势恶劣，外表上是臣服于摄图，其实内部的裂痕已经很深了,只要从中加以煽动离间，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再说，处罗侯是摄图的弟弟，虽然诡计多端，但势力薄弱，所以，他虚情矫饰、处心积虑地争取民心，得到部众的爱戴，因此也招致摄图的猜忌，表面上一举一动，显得一团和气，好像跟谁都没有隔阂，实际上内心深感恐惧。
阿波可汗大逻跟老鼠一样，伸头四望，夹在玷厥和摄图之间，十分畏惧摄图，接受驱使，这只是由于摄图的势力强大，他现在还没有决定依附于谁。因此，目前应该远交近攻，离间强大势力，联合弱小势力。派出使节联络玷厥，劝说与阿波可汗联合，这样摄图必然会撤回军队，防守西部地区。再交结处罗侯，派内使节联络东边的奚、民族，这样摄图就会分散兵力，防守东部地区。使突厥内部互相猜忌，上下离心，十多年后，再找一个机会，出动军队讨伐，必定能一举灭掉突厥。
长孙晟的奏疏是有道理的，它至少给皇上透露了三条讯息:一、突厥内部不是铁板-块，间是有种种矛盾的;二、这种矛盾表现在强弱、亲疏等方面;三、隋朝可以取”远交近攻”、”离间各部”之计，以求巧胜。
隋文帝看了长孙晟的奏疏，大为欣赏，因此召见长孙晟面谈，长孙晟又-次一次地口陈形势，画山河，描绘突厥的山川地理，对于兵幼分布情况了如指掌。隋文帝听后赞叹称奇，对长孙晟的建议全部采纳。此时的晋王杨广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在左武卫将军李彻的辅佐下，兵之术渐趋成熟，"好学”的杨广对长孙晟的"奇计”也深为赞许，对其“离强”之计特别赏识。所以，明代李贽在评述此事时也不能不承认隋炀帝"善用兵”，”尤为好用长孙晟之离强合弱计”(《藏书》卷七)。杨广对长孙晟之计的赞许，正说明其谋略的非凡和气度的出众。由此看来，隋文帝十分高兴地采纳了此项建议，其中本身就有晋王杨广力荐的因素。于是，文帝派遣太仆卿元晖经伊吾道出使达头可汗，赐给他一面绣有狼头的大旗;达头可汗的使节来到长安时,隋朝让他坐在沙钵略可汗使节的前面。又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经黄龙道出塞,携带钱财赏赐奚，香、契丹，让他们做向导，才得以到达处罗侯住地。
长孙晟与处罗侯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规劝他率所属部落臣服隋朝。史载:“反间既行，果相猜贰。”“反间”之计，是春秋时代大军事家孙子的一大发明，杨广在对待突厥上作了出色的应用，通过”反间” 之计，使其内部”猜貳”，此后突厥内部果然互相猜忌，离心离德，这样一来，突厥便从优势转入劣势。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久，他们很快又联合起来攻击隋朝，原北齐营州州长高宝宁,引导突厥攻击隋朝的平州，突厥动员了四十万骑兵，杀入长城。隋上柱国李充在马邑击败突厥军，突厥再次攻击兰州，凉州总管贺娄子干率众拒守，击败突厥。突厥又复南侵，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军两千人，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周檗相遇，沙钵略的军队有十多万人，寡不敌众，隋军官兵大为恐惧，达奚长儒神色慷慨激昂，军且战且走,队伍虽然多次被突厥军队冲散，但很快又重新集结，摆开阵势，四面抗击,决- -死战。隋军转战三日，昼夜不停与突厥交锋十四战，史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虏气稍夺。”(《隋书达奚长儒传》)就是说后来所有的兵器都已用尽，士卒只好用拳头殴打敌人，手上的皮肉尽绽，都露出了骨头，总共杀伤敌人上万人。
突厥军队士气逐渐丧失，最后解围退走。达奚长儒身上五处受伤，其中重伤两处，部下士卒死伤十之八九。隋文帝下诏: "突厥猖狂，辄犯边塞,犬羊之众，弥亘山原。而长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贼，所部之内，少将百倍。以昼通宵，四面抗敌，凡十有四战，所向必摧。凶徒就戮，过半不反，锋刃之余，亡魂窜迹。自非英威奋发，奉国情深，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破众，若斯之伟?”(《隋书达奚长儒传》)隋文帝的诏书把胜利归之于士兵的勇武，其实这是不全面的，归根到底"离间之计”起了作用，其中当然也有晋王杨广的功绩。隋文帝授予达奚长儒为上柱国,并将剩余功勋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当时，隋朝柱国冯昱率军驻扎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率兵镇守临洮，上柱国李崇率军驻扎幽州，他们都被突厥打败，于是突厥纵兵从木硖、石分两路，大举南下，杀入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沿边城池所有家畜，都被掳掠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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