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筆者訪學德國，曾乘船旅行於山川如畫的萊因河中游，舟行間，只見兩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蒼翠峰巒，多有灰色城堡聳立，它們或者已是斷壁殘垣，或者還保持著巍峨壯麗的舊觀。這正是西歐中世紀諸侯林立的封建社會的物質遺存。面對此景，近二十年來一直思考著的“封建”概念辨析問題，驟然齊集心頭。
“封建”本為表述中國古代政制的漢字舊名，意謂“封土建國”、“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漢字文化圈諸國（中、越、朝、日）未生異意。19世紀中葉西力東漸以降，日中兩國先後以“封建”對譯西洋史學術語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領主），衍為一個表述普世性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的新名。
“封建”一詞經歷了概念的古今轉換和中西移植，日本因素也參與其內，馬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深化了此一術語的涵義。“封建”作為近現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歷史分期的關鍵環節，釋義紛紜，展現了思想文化領域錯綜複雜的演繹狀況，其成敗得失與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相關聯，故對其考索探究、闡微決疑，既非細事，也非易事。
近代以降，漢字文化圈在對譯西洋術語時，取音譯、意譯兩法。音譯所用漢字揚棄了字意，僅存字音，起著拼音符號作用，以模擬原語的讀音，如以“邏輯”譯logic，以“布爾喬亞”譯bourgeoisie。音譯不會引起詞義錯位，但也未能給譯詞提供意義支撐，其含義只能在詞形以外另加詮釋。然而，漢字是表意文字，一個漢字不僅有語音，還有語意，包蘊著文化內涵，掌握漢字文化的人更傾向於用意譯方式推介外來詞。
所謂意譯，指按外來語的構詞詞素，將字面意轉換成相應的漢語表述，如上舉兩例英語詞logic（邏輯）和bourgeoisie（布爾喬亞），又意譯為“論理學”和“資產階級”，可由詞形窺探內涵，從而為譯詞提供意義支撐，意譯的優長即在於此，掌握漢字文化的人可以觀文索義，易於理解。當然，望文生義也可能誘發歧解，這是由漢語的一詞多意性和漢字的多種構詞法造成的。
意譯又分兩種，一是創建新詞以對譯西洋術語，如“哲學”、“美學”、“體育”、“義務”等等便是新創意譯詞。二是借用漢語舊名對譯西方術語，中國人更習慣於此法。以舊名譯外來術語從而衍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如“倫理、政治、範疇、機器、權利、物理”等等便是。言其“成功”，是由於它們較好地實現了古今義的因革、中外義的對接。如“物理”，作為漢語舊名，本義“萬物之理”，自明清之際至近代，中日兩國藉以翻譯Physics，意指一門近代科學（包括力學、聲學、光學、電學等），內涵收縮，特指性明確了，然新名“物理”與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相合，東西義順利地實現涵化。
概念、範疇的演變，是人類思想更革的表徵，反映了知識量的擴大和認識過程的遷衍、深化。然而，由於概念古今轉換、中外對接牽涉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問題，情形錯綜複雜，誤植也時有發生。有學者指出，20世紀以來中國對西方哲學研究雖有成就，但在理解中也出現一系列文化錯位，即用本民族傳統理念去扭曲和附會西哲的理論和概念，諸如“理性”概念的誤讀、“科學”的實用化、“辯證法”的降級詮釋、“實踐”概念的變形、“自由”概念的附會，等等。
意譯間舊名衍為新名發生文化錯位，還可羅列一些典型例證。一如“經濟”，舊名本義“經世濟民”，而在對譯Economy時形成的新名“經濟”，含義轉為國民生產、消費、分配、交換之總和，兼指節約、儉省，與本義脫鉤，新義又無法從“經濟”詞形推衍出來。
再如新名“形而上學”，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一語對譯Metaphvsics時形成的，此新名之一義“超驗哲理”，與舊名本義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辯證法的“靜止論”、“機械論”、“外因論”之義，則全然背離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舊名“形而上”的詞形提供的意義空間。另如“自由”、“自由主義”，“個人”、“個人主義”等新名，在古今轉換、中西對接的過程中，也在不同層面上發生古今義錯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
至於我們早已“日用而不辨”的史學術語“封建”，在新舊名更替之際，其概念誤植尤顯突出，造成的後果也較為嚴重。筆者在萊因河兩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貴族們俯攝田園農戶的古堡群，無聲卻有力地詮釋著與“封建”相對譯的西語feudalism的內涵（封土封臣、采邑領主），也呼應著漢語舊名“封建”的本義（封國土、建諸侯），比照之下，流行大半個世紀的泛化新名“封建”的偏失自現。
有學者將新名“封建”的概念誤譯嚴厲批評為“語亂天下”，並非過分之辭。術語釐定，是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必要前提。對於任何學科而言，必須擁有一批義項單一、內涵精準、外延明確的術語（尤其是核心術語，或曰關鍵詞）。
如果“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商品、價值、市場”等術語的含義紊亂，經濟學只能是一派昏話。有了“細胞、根、莖、葉、花、果實”等術語的確立，植物學方可能成為一門學科。歷史學術語的界定也至關緊要。僅以大半個世紀來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而言，之所以長期聚訟未決，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術語（關鍵詞）的概念沒有釐清，義項未能獲得一致。
主張西周封建說的范文瀾先生（1893—1969）所稱之“封建”，雖納入“五種社會形態”之中，卻仍與舊名本義（封土建國）保持聯繫，範老一再論證周初封建爵祿貢賦是有定製的，肯定“分封諸侯時，已規定封建制度的剝削方式”。
主張戰國封建說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贊先生（1898—1968）所稱之“封建”，則拋棄舊名本義，加以泛解。郭老將土地“歸為私有”、“地主階層出現”、“專制帝制確立”等與“封建”本義相背反的要素作為“封建制”的內涵，認為“廢封建，立郡縣”的戰國時期“開始了封建社會”，稱實行君主集權的秦始皇為開創“封建制度的元勳”；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說，後又改為戰國封建說，稱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確立了封建社會。這些論說中的“封建”既脫離“封土建國”古義，也與西方史學關於中世紀制度（feudalism）的含義相去甚遠。
主張兩漢封建說的侯外廬先生（1903—1987），力辯“封國”並非封建制，認為“周代封國之所以不能認為是封建，主要由於它沒有‘農村為出發點’的經濟基礎”，可見侯先生是把“農業經濟”“自然經濟”這一寬泛的前近代社會的特徵視作劃分“封建”的主要標準，其對“封建”作泛解也是明顯的。
持魏晉封建說的尚鉞（1902—1982）、唐長孺（1911—1994）、王仲犖、何茲全（1911—）等先生不贊成將“封建”泛化，從魏晉間的封土采邑、門閥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諸形態認定其封建性，這是以“封建”本義為基點，再作引申，兼容古義與西義。尚、唐、王、何諸先生所詮釋之“封建”，實現了古義與今義的融通，也與馬克思的封建社會原論較相切合。
以上諸家自立標準，各說各話，莫衷一是。這種核心術語內涵歧異、義項多設的討論，必然出現同一議題之內“概念不一”、“論旨轉移”的邏輯前提問題，從而無法在歷史分期上獲得共識。當然，由非學術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達成某種“共識”（如統一為“戰國封建說”，將週末至明清稱之“封建時代”），但那種“共識”只能是一時“眾服”的假象。
在同一詞形下，舊名變新名，不乏因革恰當的良例，如“科學”、“革命”、“共和”等等，新名所含概念既與舊名保持聯繫，又有合理的引申，並與對譯的西洋術語所蘊概念相涵化。然而，大半個世紀以來，“封建”由舊名向新名轉換，在一些重要史家那裡發生了文化錯位——
甲、封建泛義（土地可以買賣的地主經濟、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政治）不僅與本義（土地由封賜而來，不得轉讓買賣，政權分散、諸侯林立）脫鉤，而且同本義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義又與相對譯的英語詞feudalism西義（封土封臣、采邑領主、人身依附、超經濟剝奪）大異其趣；
丙、漢字詞“封建”的上述泛義超出詞形提供的意義空間，全然是外在強行注入的。
用這樣的新名“封建”作詞幹形成的新詞組“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封建主義、封建時代”等等，也隨之偏離正軌。
於是，因為關鍵術語失準，一部中國歷史的宏大述事，失卻構制網絡的堅實紐結。由此出發，史學界長期探討的“中國歷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諸問題，都缺乏議論得以健康展開所必需的嚴密的概念座標系。
可見，新名“封建”概念的準確性問題，關涉到中國歷史的框架構築，茲事體大，筆者不得不沿“《春秋》責備賢者”故例，考究筆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輩學人在何處失足，推原此一新名“形義脫節”、“名實錯置”的癥結所在。
在追蹤問題的來龍去脈之際，有一點似可預先排除：令“封建”含義泛化者不通古漢語及中國古史，或不諳西語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誤植。事實上，將“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飽讀詩書，當然明白“封建”的古義是封土建國、封爵建藩；他們又多半熟識西文、西史，對feudalism的含義為封土封臣、采邑莊園，並不生疏。故“封建”泛化，決非由於論者不通古義、西義，而是另有原由的。
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單是一個語義學問題，更是歷史學、文化學問題，可以總括為“歷史文化語義學”問題。故單從詞語角度討論“封建”的古義及feudalism的西義，只廓清了論題外圍，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處。
瞭然於此以後，筆者決計另闢蹊徑：在確認“封建”本義及西義的基礎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繹的軌跡，對其作歷時性的動態研究，考察這個原本創制於中國，又由近代日本藉以對譯西文的新名，逆輸入中國後逐步異化的具體過程，尤其用力於探討幾個導致概念變更的關鍵時段（如清民之際、五四時期、大革命失敗後幾年間）的社會—文化生態，以及在此種社會—文化生態下的語義遷衍。
這一在古今沿革及中—西—日三語境間的溯源討流，將構成本書主體。筆者願與讀者諸君一道，從概念的歷時性演繹及中外對接的過程中窺探“封建”被泛化的社會—文化因緣。最後，提供一種改良設想，供諸君參考。
一位語言學者說：“詞義屬於語言學範疇，概念則屬於邏輯學範疇。”本書題名《“封建”考論》，意在從“封建”詞義的歷史考證入門，進而在概念史的論析上展開，故聯稱“考論”，也即由詞義史之“考”導入思想文化史之“論”。筆者試圖通過對“封建”從舊名向新名轉變過程的辨識，為長期困窘於“名不正而言不順”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提供一個釐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以上嘗試可以稱之一次圍繞“封建”名目的“歷史文化語義學”遨遊。此遊不盡如春遊踏青，可以縱情領略“千里鶯啼綠映紅”，有時還需要攀援山岩、潛入溪澗，或許不大輕鬆，但此番辛苦跋涉若能使諸君獲得某種野趣，產生探求“深山更深處”的嚮往，以獲得“封建”問題的真解，筆者將不勝欣幸。
馮天瑜，1942年生，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專門史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文化史研究，著有《中華文化史》(合著)、《中華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論》、《張之洞評傳》、《晚清經世實學》(合著)、《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千歲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國觀察》、《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術語生成》、《“封建”考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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