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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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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间,康有为效“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足迹遍布全球。他开公司、办实业、做股票、炒地产……经营的生意五花八门,为的只是筹措经费,“保救大清皇帝”,实现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至此,刚刚实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仓皇落幕。

在囚禁光绪皇帝的同时,慈禧调集三千兵马,关闭京师九门,停运京津铁路,发誓要把维新派一网打尽。其中最让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始作俑者——康有为。可是,当步军统领崇礼率兵踢破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大门时,却不见了他的踪影。

其实几天前,康有为早已悄悄离开了北京。这并非康有为有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

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四天,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接到光绪的上谕: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甚诧异……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任职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光绪皇帝的上谕看似寻常,其实别有深意。当时康有为只是一个区区六品官,皇帝下发明诏,说的又是出京办报这样芝麻绿豆大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身陷政治漩涡中的光绪皇帝已感到形势紧急,宫闱之变恐怕就在眼前了。为了保存维新力量,他不得不有违常理,发明诏催康有为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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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和光绪帝

果然,次日一早,军机章京林旭便拿着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来见康有为。密诏中写道: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使,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虽然自始至终光绪皇帝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但对他的倚重之情跃然纸上。康有为读罢“衣带诏”伏地大哭,当晚便离开了北京。

当荣禄带着大队人马风风火火追到塘沽码头时,康有为已经乘“重庆号”起航了。

康有为不知,此时慈禧太后的缉拿令已一路从北京追到天津、烟台,直至上海。

在塘沽码头,荣禄派航速比“重庆号”快一倍的快艇“飞鹰号”出海追赶,但“飞鹰号”起航仓促,追至中途便因燃料不足,无功而返。

密令发至烟台,恰好手握电文密码的道台不在衙门里。等道台回来,“重庆号”早已从烟台出发了。而茫然不知的康有为竟还优哉游哉地在烟台海滩捡了一袋彩石,买了6篓烟台苹果。

不过,上海的情形就没那么乐观了。政变当天,缉拿密电便传到了上海道蔡钧手中。蔡钧买了许多康有为的照片,发给捕快,只等着“重庆号”一靠岸,就上船抓人。

可“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为保险起见,蔡钧决定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请求英方配合缉拿钦犯。可没想到,白利南却以涉及外交主权为由,一口回绝了。其实,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为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电报,请他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位中国维新变法的领袖。白利南一边拒绝上海道的照会,一边秘密派出通晓中文的手下濮兰德乘快艇到海上营救康有为。当濮兰德拿着照片找到康有为时,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正在与一名浙江贡生高谈阔论呢!

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的蔡钧扑了个空。康有为却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顺利逃到了香港。

康有为经过了半年的颠沛流离,终于到达了加拿大。

在加拿大,康有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追捧。此时,他感到应该建立一个组织把华侨们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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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携手创立了“保皇会”。

“保皇会”的定名颇费周折。起初他们想为这个组织取名为保商会,因“华侨十九皆商,保商即保侨”。但有人说:“保皇乃可保国。”于是定名为“保皇会”。而保皇会的全称令人忍俊不禁——“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既然叫“公司”,就说明它不单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在“保皇会条例”中明文规定,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作宣传、通讯、办报之资,并集资开矿、兴办工商。

随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弟子分赴美国、墨西哥、南美洲、澳洲、东南亚,甚至南非,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

海外华人们参与保皇会的热情颇为高涨。梁启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自己亥年此会设立以来,至今蒸蒸日上,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几无一人不入会者。会中章程整齐,每来复日必演说,每岁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数万金建总会所于温哥华,俨然一小政府之雏形也。

对于“保皇公司”如何运作,康有为有着详细的计划。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

“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

同时,康有为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对当时的海外中国人来说,康有为的承诺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经商成功的华人富商一方面基于爱国心,一方面也基于渴望成为开国元勋的投机心理,往往对康有为一掷千金。而那些靠卖苦力艰难度日的劳工华侨,也希望能通过投资康有为的“保皇公司”,获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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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也在海外华人中活动,但革命思想显然不如保皇主张在华人中有市场,兴中会的力量明显逊于保皇会。据说就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曾向保皇会捐过款。

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不过,康有为本人并没有投入到具体的商务操作中,而是漂洋海上,开始了他绕地球3周的环球之旅。

1913年12月,当康有为结束了16年的海外生涯回国时,曾请好友吴昌硕刻了一枚印章,上书“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这枚印章生动地反映了康有为十几年间周游世界的经历。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从未出过国,也不懂洋文,对西方的认识全都从国人的翻译作品中来,不免存在诸多误读和想象。流亡海外,正好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机会。

在16年间,康有为曾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许多国家他都多次出入。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康有为这样,足迹遍布全球

1908年6月22日(阴历五月二十四)半夜11时,康有为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冰洋那岌岛。夜半时分,太阳本已呈下沉之势,但忽又重升。见到这样的奇景,康老夫子写下了《携同璧游挪威北冰洋那岌岛颠,夜半观日将下没而忽升》一诗,并在序中记下了所见奇景。

“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

通过这段序言,曾赴北极考察的极地专家高登义教授相信,康有为是第一个探险北极的中国人。“康有为到北极看到的午夜太阳如正午的现象,就是极地特有的极昼现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描述出来的。”

诗中,康有为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仰观诸天阅劫余,壮观山海荡目眦”的句子,并在诗中怆然兴叹:“寄此怀抱何区区”。

康有为周游世界当然不是旅游观光。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把自己比做“耐苦不死之神农”,游历世界是为了“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的“神方大药”。

康有为所到之处,特别关注当地的政治制度、国计民生和风俗文化,并细心地把所见、所闻、所思详细记录下来。这些游记,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兴味盎然。

1904年6月,康有为来到英国伦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伦敦了。1899年5月,他曾经到伦敦游说,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当时,他联络了英国进步党党首、前海军大臣柏丽斯科子爵,但由于进步党在议会中席位较少,出兵中国的议案以14票之差被否决了。事儿没办成,康有为也没心思在伦敦游览,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事隔5年,康有为再次来到伦敦。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这座城市。

英国是老牌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康有为一直以英国为师,来到英国当然要参观一下议会。6月23日,康有为游览了英国议院。议院位于泰晤士河畔,有600年历史,室内呈长方形,左右分别设着四行长桌,议长戴着假发端坐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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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到达时,正赶上议员阿尔兰因为邮政的问题慷慨陈词,质询政府官员。作为首相的巴科也不示弱,面对责难,频频起立应辩。这种场面让康有为看了不禁眼界大开 。

第二天,康有为拜会了英国商务大臣。谈话中,康有为说,他想学习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变法。听罢康的话,商务大臣发表了一段今天看来仍可称为真知灼见的议论。

他说:“各国有各国的教化、风俗和历史传统,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政治。我们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千百年来自然积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来,而且也绝不可能通过效仿而来。病症不同,一种药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

闻听此言,康有为受益匪浅。他在游记中感慨道:“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

康有为与英国大臣相谈甚欢,但随后与意外邂逅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谈话却很不愉快。

林董在家宴请康有为父女,饭后他笑着对康有为说:“俄国大使巴兰德老早就告诉我,如果有求于中国,绝对不能好言好语地跟他们沟通。好说他们不理你,一定要盛气凌人,必要时还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胁。这样他们就害怕听从了。后来,德国大使也对我说:俄国大使经常说中国人怯懦,应该对他们厉害点。起初,我不信。有一次试了一下。在外务部拍桌子吓唬他们要调军舰,那些开始不理我好言好语的中国大臣,都诚惶诚恐地唯命是从了。这下我才知道俄国大使说的有道理。后来,这个笑话在各国使臣中辗转流传,都说这办法试过管用。今天你不当官了,我才敢跟你说这个笑话。”

各国使臣把中国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便如逗弄小孩一般,而中国官员竟懦弱昏聩至此。康有为听后,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一直刺激着康有为。他总结,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是四大法宝,而中国的顽固派却“终日仰屋呼贫”,宁可“鬻官开赌”,也不愿意兴办实业。

游历中,康有为也看到了书本上看不到的一面。1904年他来到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绕过那不勒斯宏伟的旅馆和车站,康有为看到了肮脏泥泞的道路和低矮的贫民窟,草皮、马粪堆积如山,衣不遮体的妇人沿街乞讨。几十名行乞的孩子跟在车后哀求讨钱,一直追出一里多路,直到车夫向他们挥舞鞭子,才散去。他曾这样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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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时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

而最令他锥心刺痛的,则是在巴黎博物馆中看到的一幕。1905年8月,康有为在巴黎一博物院中看到,从中国大内抢来的奇珍异宝摆满了几个陈列架。其中,乾隆皇帝的玉玺就有好几个,玉瓶、玉山、玉盘、玉磬、玉罗汉……更数不胜数。

这些都是庚子之变时,法国人从紫禁城中抢来的。康有为感慨,当年中国强盛时,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都来中国供职,荷兰的使者还把量天尺等天文仪器送给中国。而今,清廷昏庸,国力衰弱,竟至于连大内珍宝和皇帝的玉玺也保不住。

除了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康有为也参观了许多自然和人文景观。许多游记至今仍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众所周知,水晶宫是1851年英国为举办第一届世博会而建造的主会场。它通体由玻璃搭建而成,晶莹剔透,堪称一大建筑奇观。可遗憾的是,1936年一把大火把水晶宫烧了个精光。今人只能对着版画遥想当年水晶宫的壮丽和辉煌。

不过,康有为的《英国游记》中,看到一段他对水晶宫的建筑布局的详尽描述:

“入门即有玻廓数十丈,上复藤花,廊外敞地遍绿,小冈颠有亭,陈杂戏,下有圆屋,为普破巴黎影画。正面凭冈,列级栽花。上为玻璃楼,高三层,左右二塔,高耸天半。登楼,悬英国诸名胜景。再入右楼,遍陈百物。左楼陈杂戏,右楼陈百物,中有列室以陈古物,若博物院。”

康有为觉得,水晶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英人以水晶宫自号之。昔闻甚艳羡瑰异,及到观……太辜负此名”。在他眼里,水晶宫不过是一座用玻璃盖的大楼,门堂污秽,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装饰,只是在玻璃之下藏着几束鱼藻,“欧美之俗多夸若此”。

但康有为也承认,从功能看水晶宫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集戏院、音乐厅和博物馆于一身。外面还设有滑冰、戏水等游乐项目。每隔五天,水晶宫便点起内外百万盏电灯,吸引许多市民晚间游览。

自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到1913年归国。康有为登埃菲尔铁塔,乘热气球,访滑铁卢古战场,上纽约三十层摩天大楼,去印度访佛迹,在埃及看金字塔,参观瑞典监狱,探访墨西哥银矿……所到之处,住最豪华的酒店,吃美味大餐,聘请当地人做导游和翻译,而且携家带口,前呼后拥。是谁为他提供旅费和生活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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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康有为周游世界的钱全都是从保皇会支取的。

据说有一次,保皇会募得100万美元,一次就为康有为提供了10万美元作为游历各国,考察政治的经费。保皇会的资金来源,简单说就是募集、投资、再募集、再投资。

康有为便把实业救国作为保皇会的主要发展方向。数年间该公司曾在全球招股数百万之巨,先后创办了香港公益客栈、他主持建立中华酒店、渔票公司,墨西哥华墨银行、电车公司、轮船公司,芝加哥琼彩楼餐馆、横滨译书局等一大批公司。这些公司涉及领域庞杂,行业众多,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结局——不久便纷纷亏损、无以为继了。

如果说,华侨们最初积极向保皇会捐款是基于忠君爱国思想或对康有为个人的倾慕,那么,当保皇会屡屡投资失败,康有为许下的众多空头支票无法兑现时,华侨们对保皇会也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此时的大多数人早已不似康有为还做着君主立宪的迷梦,他们早已识破了清廷的糟朽。如果说当初入会时,人们还分不清保皇与革命的分别,经过几年血与火的历练,人们都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中国。曾经的保皇会会员们纷纷登报宣布脱离,投入到革命队伍中。

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共和新时代所取代。而康有为这位始终抱定君主立宪的固执老人,落在了历史车轮的后面。

“草堂万木草萧萧,吾道何之离索遥。”1926年秋,在逝世前一年,康有为重回北京。枯立南海会馆门外,踯躅菜市口街头,他凭吊着六君子曾经的鲜血,百感交集地念出了这两句诗,怆然涕下。

【品读历史者】

图片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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