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不平等议题的讨论因为不平等问题的历史延续，一直没有中断过。韩国电影《寄生虫》是最新的表达。
对贫富差距的深度揭示，应是《寄生虫》获得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根本原因。据媒体报道，该片版权已经海外输出到202个国家及地区，位列韩国电影海外输出排行榜榜首。
该片原计划于昨日（7月28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的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上映。
当该届FIRST青年电影展公布《寄生虫》为7月28日影展闭幕片后，网上售票情况如同上海电影节时展映的《小偷家族》一样，瞬间被抢光。
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昨天该片取消上映。有的专门奔着《寄生虫》去西宁的影迷流露出了遗憾：“枯了！”
对于《寄生虫》反映的韩国贫富差距，导演奉俊昊坦言影片充满他对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思索和看法。他认为“描绘社会持续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方式，是一种悲伤的喜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上没有地位之分，但现实仍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阶级。”悲极喜来，悲剧的最高表达，就是喜剧。
在人口约5100万的韩国，《寄生虫》的观影人次约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堪称是一次奇迹。韩国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应是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大动力。
据世界经合组织2018年统计，韩国的贫困人数占总人口数的13.8%，尤其是65岁以上的韩国人贫困率，占到了45.7%，而微薄的养老金只能覆盖16%的最低生活费。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KBS)报道，今年1月初，以“财富的不平等”为主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5%的回答者认为“韩国财富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认为“不太严重”的人仅占3%。
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点，自然的平等只是抽象的平等，毫无现实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种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既蕴含了理想性，也蕴含了虚假性。
如果说《寄生虫》是今年影视界反映不平等问题的代表作品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的新著《不平等社会》（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出版）一书，则是今年学术界探讨不平等问题的代表作品。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描述，富含幽默的意味：
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辆大客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装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个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一门槛，也许一辆更宽敞的双层巴士才能容纳他们。在不久前的2010年，这类人要不少于388个，他们的资产才能相当于全球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拥有的资产，这就需要一个小型车队，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或者空客A340飞机。
沙伊德尔引用的是《福布斯》杂志的数据：全球排名前62（5年前这个数字还是388）位的富豪财富总值就相当于人类较穷的那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值，而其中男性有53位，女性有9位。即使在富豪群体，男女不平等也有所体现。
《福布斯》似乎也在有意制作一部“悲伤的喜剧”。
在众多全球性问题中，财富占有状况的严重不平等是首要的一个。正因由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的加深，关于不平等的反思和检讨已经逾越了思想界。
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透露出这样的警告：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在诸多的反思和检讨中，比尔·盖茨2007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由于以不平等为主题，成为“本世纪最经典的演讲之一！”
他说，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在演讲中，他提到了因生病而致死的50万孩子：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 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他找到了杀死这些孩子的“凶手”：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财富没有消解比尔·盖茨的道德和良心，反而赋予他对于全人类福祉的关注和思考，这是比尔·盖茨的伟大之处。在他看来，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体现在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减少不平等。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比尔·盖茨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他太理想主义了！社会进步论并不是在每个时候每个阶段都能找到社会存在的实践依据。而且，比尔·盖茨只是看到了财富上的不平等，其实还有基于财富不平等的诸多不平等及其社会后果。
可怕的现实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精英们只是热衷于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却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对产生民粹主义根源的反思。今天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于讨论马云等富人们在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位置的变化，却大都忽略了这个排行榜蕴含的意识形态色彩。996不是一个加班的概念，而是对不平等的生产机制的一种描述。
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只停留在针对结果的技术化或科学化处理的讨论上，比比尔·盖茨关于美好的资本主义的想象虽然有历史的阶段表现，但终究不符合资本的初心。
沙伊德尔在《不平等社会》一书中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从未以和平方式的减弱。在他看来，能够“抚平”不平等的事件或情形只有全民动员战争、彻底的革命、国家失败、致命传染病。前三种是人祸，后一种是天灾。
但是，他也指出，这些方案目前都在沉睡中：“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几率很低，彻底的革命也没有迹象显示将会出现，大多数国家不会轻易解体，传染病防治措施越发先进。这些变化确实说明发生强力削减经济不平等的难度非常高，甚至劳动自动化、人口老龄化乃至人类胚胎基因设计等新趋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
韦伯说过，不平等是社会确保最重要的职位由最合格的人来承担的一种无意识发展起来的手段。这是从积极的角度而言的，而且对不平等的理解有明显的局限。今天，不平等的全球展开，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其消极的意义，《寄生虫》的控诉和声讨是一种有力的证明。
控诉和声讨似乎改变不了不平等的“实在”特征。在资本主义无力解决的当下，我们也只能陷入“悲伤的喜剧”之中，求得灵魂的解脱和暂时的安慰。
但这只是表象，悲观和沮丧并不是情感的全部内容。对《寄生虫》的向往中，有一丝自己可能都无法察觉的超越性，这些超越性力量最终一定会汇聚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渐进的社会主义方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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