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帶來的全球範圍疫情，已經改變了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方式；而疫情將最終帶來何種改變，或許我們才剛剛開始瞭解。
麥肯錫在 3 月底就新冠疫情給出的洞察分析認為，世界經濟預計會受到 -8%~ -13% 的衝擊。其表示，一旦病毒 “死灰復燃”，從而導致全球復甦乏力，那麼世界經濟回到原有增長曲線則需要等到 2022 年 Q3——其中，中國的恢復速度最快，預計“迴歸” 時間為 2021 年 Q2；美國將在 2023 年 Q1 恢復；而歐洲的恢復時間則最長，預計會到 2023 年的 Q3。
畢馬威等機構也從資本市場、貿易、產業鏈和跨國投資等方面給出分析，並指出疫情對產業鏈形成了極大衝擊，對於全球價值鏈融合程度較高行業，例如汽車、電子和機械設備等影響更為明顯。其推測，長遠來看，疫情將推動全球產業鏈的智能化升級與重構，提高產業鏈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
這意味著，為了降低風險和對特定供應商的依賴程度，產業鏈供應商的佈局可能變得不再“全球化”，地區分佈將更加多元。
圖 | 全球貨物貿易和工業生產監測指數 - 同比 -%：根據 CPB 全球貨物貿易監測指數顯示，2019 年全球貿易量較 2018 年下降了 0.45%；此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下降。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的暴發，各國相繼採取交通運輸管制、限制人口流動等措施，將使全球經貿環境更加嚴峻，為世界貿易帶來進一步的衝擊（來源：CPB World Trade Monitor / 畢馬威分析）
在 4 月 15 日，Kohlberg Kravis Roberts 公司發佈白皮書，其中推測，未來 5 年，在中國的科技企業將把 20%~40% 的生產份額需求外遷，這大大超過此前預估的 15%~25%。
疫情之後的供應鏈 “去全球化” 趨勢似乎已不可避免。
圖 | 全球疫情發展狀態，截至 4 月 27 日早（來源：worldometers.info）
更加 “三極化” 的世界？
目前，疫情已在全球愈演愈烈，而中國的局勢已得到良好控制。但回顧 2 月初，新冠疫情給中國帶來的衝擊是巨大的。
彼時，疫情尚未在歐洲和美國激起多大水花，但許多美國企業已經在擔心受疫情影響而關閉的中國工廠，將拖累從鞋類、消費電子產品，再至電腦硬件等一切產品的生產。因為在《財富》1000 強的企業中，有近 95% 的企業不僅是在中國有一級或二級供應商，而且在疫情最嚴重的武漢附近也有許多。
自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他就一直在推動製造業 “迴流美國”，以創造出更多的工作崗位。所以，新冠疫情初期給中國帶來的影響，被一些人視為好機會。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 1 月 30 日接受福克斯新聞網採訪時，甚至提出“中國發生的新冠疫情，將有助於加速製造業迴流美國” 的觀點。
美國勞工部每週都會統計當週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根據 4 月 23 日報告顯示，過去的一週內申請失業救濟金的美國人總數為 440 萬。而結合之前的一個月的失業申請報告，短短五週內的失業申請總數超過 2600 萬人，而這個人數已遠遠超過了自 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過後近 12 年間美國增長的就業崗位數—— 2244 萬。
供應鏈 “逆全球化”趨勢難以避免，疫情後的中國恢復速度領先
圖 | 新冠疫情帶來的美國失業人數激增（來源：美國勞工部 /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參考中國近日對 “新基建” 概念的宣傳可以看出，其是在疫情給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之後，在消費、出口均有損失的情況下，短期內為中國重啟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出口所在。同樣，美國政府或許將把 “製造業迴流” 看做是在未來提供更多新增工作崗位的機會。
此前，對於供應鏈遷出一說，許多跨國企業的 CEO 都認為，轉移出中國的替代供應鏈的成本必須在當前生產成本的 15% 以內才合算。然而，成本並不是唯一的關鍵變量。
根據《華爾街時報》報道，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 3 月針對 25 家美國大型企業的調查顯示，有 44% 的企業表態不可能與中國經濟脫鉤。但這要低於 2019 年 10 月份 66% 的調查結果。
而且，在這些表態說供應鏈將保持不變的企業中，超過半數的也提到：就現在的時間節點，來討論這次的全球大流行疫情是否會改變它們的長期供應戰略還為時過早。
中國美國商會的上海分會會長 Ker Gibbs 說，新冠病毒首先襲擊了中國，導致許多跨國公司關閉工廠，切斷了它們賴以生存的供應鏈，這提高了人們對分散投資、分散風險的必要性的認識。“這是一個多元化的問題，而不是完全的搬遷。”吉布斯解釋道。但其實在疫情暴發之前，一些公司就已經在考慮其供應鏈依賴中國是否明智。
一方面，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在上升；另一方面，來自白宮的政治壓力也對企業產生影響，因為它們不想冒被總統點名的風險。
此外，KKR 的白皮書指出，在中國的跨國公司，尤其是技術公司，目前受益於在其企業周邊地區形成的密集子部件供應商網絡來達到效率最大化。然而，隨著類似的零部件生產商網絡在越南、菲律賓和墨西哥等地陸續建立起來，這對中國構成了一定威脅。
圖 | 為應對疫情，保護美國人的工作崗位，特朗普在 4 月 21 日表態將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暫停移民入境美國的政策將持續 60 天；而更早些時間，美國為吸引製造業返回，對在他國的美國企業回遷給予一定的補貼費用（來源：Twitter）
KKR 與全球大企業高管討論之後的結果是，其中大多數都認為，世界正逐步向著“三極世界”（three-polar world）發展，即美洲、歐洲和中國形成區域性貿易。同時，地緣政治的緊張和民粹主義的加劇，更會加速這種區域化態勢。在 KKR 看來，包括醫療和科技在內的許多行業，都可被各國政府視為戰略性行業。
因此，在未來設想的更加 “三極化” 的世界中，供應鏈會變得更加分散、更不易受到外部衝擊的負面影響。
疫情並未導致產品供應中斷
新冠疫情之所以會給製造業帶來潛在的 “斷供” 危機，主要因為如今的供應鏈已高度全球化，並且產業鏈也處於高度跨國分工態勢。
如今快捷且廣泛的物流和操作方便的軟件系統，讓製造商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採購芯片、相機鏡頭和傳感器等零件。同時，倉儲管理系統也可以讓公司更智能地減少庫存、降低儲存成本，更貼合需求地購買配件以製造產品。因此，任何一次突然的供應鏈中斷，都將威脅到一系列產品的生產問題。
當中國在一月下旬關閉各種工廠時，似乎世界各地的公司——從蘋果、三星等電子產品製造商，再到傢俱公司，甚至是服裝連鎖店等，都無法儲備足夠的商品來滿足歐洲和美國的市場需求。例如，菲亞特汽車公司在 2 月關閉了一家在塞爾維亞的工廠，理由是無法從中國獲得所需零件。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以汽車為例，作為整車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歐洲、北美等地區，短期內汽車的消費端需求大幅下降，這還導致產生了一定的庫存積壓。
圖 | 中國作為技術總裝和零部件供應商的百分比：世界上 81% 的組裝和 64% 的零部件來自中國（來源：公司資料，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技術硬件研究團隊 / 摩根士丹利研究，數據截至 2020 年 2 月 9 日）
中國參與度相對較高的電子產業供應鏈，一些相關公司的採購計劃隨著疫情發展而產生的 “波折” 更為有趣。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來看，以中國為主體的東亞地區是世界電子產業鏈的核心，全球主要產業國從中國進口相關產品及零部件的佔比均高於 20%。
據 DeepTech 瞭解，在一月份的疫情初期，中國臺灣的許多電子產品廠家有預見性的推測，可能因為大陸地區的隔離措施而帶來零部件短缺，從而以超過正常採購數量的規模訂購了大批零部件。但隨著疫情發展至 3 月，由於中國已經陸續復工復產，反觀歐洲與美洲的疫情卻愈發嚴重，導致其生產生活停滯。
這一方面讓電子產品的下游終端裝配等生產工作停滯，另一方面也大幅度減少了消費者需求。這讓此前為避免斷貨危機大量儲備零部件的廠商在 3 月之後開始下調採購規模。而由於下游終端進一步對上游產業鏈造成的衝擊，這將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影響企業的資金週轉和投資積極性。
此前，麥肯錫諮詢公司曾預計需要中國生產線供應配件的歐洲和美國的產品將面臨缺貨的風險——在 4 月或者 5 月之前使用完庫存。但現在，歐洲和美國的企業要考慮的是另外一個問題：2020 年的市場狀況將會怎樣？
這或許可以參考微軟公司 CEO 薩提亞在 3 月底對媒體的表態，“隨著亞洲疫情狀況有所緩解，硬件供應鏈又重新上線。在供應方面，我們正重回正軌，包括 Xbox 遊戲機。”但在他看來，目前最大的問題將是：美國和歐洲的需求是否會持續？薩提亞表示微軟已經放棄了之前對 Windows 等部門的發展計劃，因為無法實現之前的收入目標。
微軟的情況，或許會是大多數科技公司，甚至其他公司將在 4~5 月份要面臨的問題。
可能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假如歐洲、美洲等地區並未受到此次疫情影響，那麼短期來看，來自亞洲的供應鏈中斷將嚴重打擊全球經濟，但也可能進一步推動歐洲和美國企業將目光投向中國甚至亞洲以外的地區，來尋找新的製造工廠。
但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的局面，反倒讓世界製造業市場避免了極端 “斷供” 情況；不過卻對全球整體經濟帶來極大衝擊。可能在疫情過後的短期內，由於需要逐步恢復經濟，遷出製造業產業鏈所需的成本一時間難以投入。
不過經歷過此次全球性危機之後，所有人對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的理解會更為深刻。未來全球化腳步放緩、甚至倒退，從而形成以美洲、歐洲和中國的 “三極世界” 的區域性貿易體的趨勢似乎已不可避免。那麼對中國來說，填補自身諸如半導體、芯片、材料等領域的產業鏈短板，加強在高科技領域的投入便顯得尤為關鍵。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表示：“這個情況從短期看，將為中國帶來較大的產業調整成本；但長期看，部分產業回遷將在客觀上讓出市場空間，有利於中國企業補充替代，進而向產業鏈上的高附加值環節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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