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悼公丨舞勺之年扛起復興晉國霸業大纛,實為天人!

前言

春秋時期自晉文公之後,中原地區進入晉國霸業時代,直至“

三家分晉”為止,晉國霸業竟持續了一百多年之久。雖然在這一百多年間裡,晉國以其強大的國力而時常執天下牛耳,但晉國也並非毫無對手,在眾多對手當中,楚國當為晉國最強勁之敵,所以,縱觀整個春秋中後期實為晉楚兩國主導的霸業之爭。

公元前597年,晉楚爆發邲之戰,此戰晉國大敗霸業衰落,但晉景公即位後,重用荀林父、郤克、士會、韓厥、欒書等人奮發圖強,於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戰,再次戰勝楚國,晉國霸業得以恢復。

雖然鄢陵之戰發生在晉厲公在位期間,但此戰實為晉景公時期圖霸方略的延續,而當晉國戰勝楚國後,晉國六卿專權的內政弊端便開始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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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景公

晉厲公幼年即位,便感諸卿專權之威脅,尤其是鄢陵之戰後,晉厲公削弱六卿以振君權的意圖愈發明顯,他陸續重用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等嬖()臣,以此來分化六卿的權力。

後來晉厲公誅殺了六卿之中的郤犨(chōu)、郤錡()、郤至,引起其餘六卿的不滿與不安,雖然當時的六卿之首欒書本就對“三郤”有所忌憚,但“三郤”的下場也讓他感到了危險,於是公元前573年,欒書與中行偃等大臣發兵囚禁了晉厲公,迎立晉厲公之侄公子周為君,公子周即為晉悼公。

晉悼公即位之初面臨的內憂及採取的措施

晉悼公即位時只有14歲,這個年齡不管是春秋時代還是現代,都是非常年少的,而欒書之所以迎立他為國君,也正是源於此。

欒書雖可稱得上晉國一代名臣,但此人並非一個心胸坦蕩之人,他有謀略,可以忠誠的執行晉景公時代制定的圖霸方略,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對權力充滿慾望的人,所以在晉厲公誅殺“

三郤”這件事中,欒書也充當了一個幫兇,因為當時“三郤”的權力與威望日盛,這嚴重威脅到了他的地位。

所以,為了避免大權旁落,欒書便選擇了多年不在晉國,在國內毫無根基的晉悼公為晉國新任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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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悼公

如果說,晉悼公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那麼他這一生註定將成為欒書以及欒書繼任者們的掌中玩物,而這也是晉悼公即位之初所面臨的內憂。

那麼,是甘願充當一個傀儡還是希望做一個有為之君呢?對此,晉悼公並沒有猶豫,或許在返回晉國之前,他就已經做出了選擇。

當載著晉悼公的馬車緩緩進入晉國的時候,面對前來迎接他的欒書等一干大臣,年輕的晉悼公放聲痛哭,他悽慘的說道: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從這一刻起,晉悼公便開始向世人展現他高超的政治謀略,他先是以“欲擒故縱”之計,向欒書等人示弱,自己不想當這個國君以及當了這個國君之後的種種無奈,絕望之情無不顯現在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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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形勢圖

面對晉悼公此舉,欒書等人自是始料未及,但礙於君臣之禮,他們只能安慰晉悼公:

“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唯命是聽”這四個字便是晉悼公想要的,於是他趁機當場與諸臣盟誓,而後才入朝做了晉國國君。

即位後,針對厲公以來晉國的內政紊亂現象,晉悼公做出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具體總結有三點:

  • 1,誅殺厲公之嬖臣胥童、夷羊五等人。
  • 2,重用魏絳、士魴、魏頡、趙武、韓厥、荀罃(yīng)等大臣來分化欒書的權力,最終欒書退出晉國朝堂,史書記載下落不明。
  • 3,倡導節儉,採納魏絳的建議,“請施捨,輸積聚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此建議推行後,晉國國內百姓生活及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晉國國力大增,這為日後“三分四軍以疲楚”的實施奠定了物質基礎,從這一點也能看出,晉悼公及其提攜之臣戰略眼光的高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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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以上三點舉措的實施,晉悼公不僅贏得了民心,也成功地收回了晉國內政的裁決大權,而更令人所欽佩的是,晉悼公在收回權力的同時,也能緩和其與諸卿之間的矛盾,君臣戮力同心,一致對外。

於是,在內政紊亂的問題得到解決之後,晉悼公下一步便要著手解決外部問題了。

晉悼公即位之初面臨的外部問題及解決措施

雖然此前厲公時代,晉國打贏了鄢陵之戰,並從楚國手中奪回霸權,但是,由於晉厲公重用嬖臣,與諸卿矛盾重重,導致晉國發生內變。所以,鄢陵之戰的成果並沒有按照晉景公時期所預想的那般發生效用,此勝只能暫時解除楚國的威脅,但事實上,晉國此後疲於內政之變,威望大不如從前,這對晉國重奪的霸業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外部影響,其中主要表現在三點上面:

  • 1,歸附晉國的眾多諸侯國有的開始作“依違晉楚間,暫作觀望之主張”,像魯國正卿季文子說:“今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 2,如魯國這般作觀望之態的尚不足為慮,而更有甚者則與晉國決裂,徹底倒向楚國,如鄭國便是如此。
  • 3,除了昔日的盟友或中立或復叛外,楚國也趁晉悼公新立之初聯合鄭國出兵宋國,如此楚國勢力再次北侵進入中原中部,晉國霸業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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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因夾在晉楚兩大國之間,所以鄭國素來的國策便是“唯強者是從”,因此,當晉國陷入內政之變時,鄭國自然會倒向楚國,而楚國自不必說,一直都是晉國的宿敵,所以,鄭國的倒戈和楚國的來犯亦當情理之中。但是,魯國長期以來都是晉國最為密切的盟友之一,而晉國內政之變竟使得魯國也發出了“

蔑從晉矣”的主張,這足可見晉國內政之變對晉國帶來的外部影響是非常大的。

魯國等親密盟友的若即若離,鄭國的倒戈及楚國侵犯宋國是晉悼公即位後所面臨的外部問題。

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晉國霸業必然會跌入深淵而無以復加,那麼晉悼公在解決了內政問題後,又是如何解決外部問題的呢?

在面對魯國等盟友的問題上,晉悼公一改往日晉國對中原諸侯的強壓政策,不再以霸主自尊,而以當時諸侯間聘問之禮儀相往來,以增加晉國與其餘各國之間的情感。如魯襄公以新嗣位而朝晉,行稽首之禮(稽首為當時對周天子之禮)時,悼公惶恐不受;凡諸侯來晉者,悼公皆以聘禮拜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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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種種舉措使得眾諸侯國與晉國之間的團結力得到進一步加強,至於已經倒戈了的鄭國及楚國入侵宋國,晉悼公需要經過深思熟慮後做一個長久之計,其原因有二:

  • 一,鄭國和宋國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鄭、宋兩國位於中原地區,夾在晉楚兩大國之間,晉楚歷次爭霸多以爭奪鄭地,宋地為始,所以伐鄭必然會引發晉楚再次大戰。
  • 二,晉鄭兩國此前便構釁頗深。在晉景公末年,鄭國國君鄭成公就曾被晉國執於銅鞮(),鄭國使臣又被晉國所殺,所以多年來,鄭國一直怨恨晉國,並非對其心悅誠服。

所以,基於這兩點,針對鄭國的倒戈和楚國侵宋,晉悼公制定了一個非常高遠的復霸方略。

晉悼公的復霸方略

概括來講,晉悼公的復霸方略分為三部分:保宋服鄭,和戎連吳,三分四軍以疲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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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宋兩國地理位置

保宋服鄭,即是聯合魯、曹、衛、莒()、邾(zhū)、滕等國出兵救宋。公元前572年,聯軍出兵救宋,楚軍不敵而退,隨後聯軍伐鄭,敗鄭軍於洧(wěi)水,此後數年,晉楚兩國多次伐鄭伐宋,兩軍你來我往,但均沒有爆發大規模衝突,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晉悼公即位後,晉楚兩國互相探視對方底細的時期。

然而雖是探視,但對於晉國來說,卻意義重大。因為,晉國趁機打通了聯吳通道,恢復聯吳制楚策略指日可待。

所以說,晉國在這一階段中將中原地區的戰略形勢轉變,為日後晉國霸業的復甦奠定基礎。

和戎聯吳,即是與北方戎狄交好,消除晉國後顧之憂,避免日後兩線作戰,而聯吳即是令吳國在東南牽制楚國,讓楚國陷入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公元前569年,晉悼公採納魏絳的建議,請和諸戎;公元前568年,吳王遣使至晉,同年,與齊、魯、宋、陳、衛、鄭、曹、莒、邾、滕、薛、吳會盟於戚。

至此,晉國和戎聯吳之勢已成。

三分四軍以疲楚,當時晉國上卿荀罃認為:“晉所以不能收鄭者,以楚人爭之甚力也,今欲收鄭,必先弊楚,必用以逸待勞之策”,於是在荀罃的主持下,晉國四軍和諸侯聯軍分成三部,三部輪番同楚軍周旋,最終達到疲楚,進而奪取鄭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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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三分四軍以疲楚”是晉悼公所制定的復霸方略中最後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說他之前所作的任何內政外交上的改變都是為了這一部分做準備的,如前面所說的晉悼公採納魏絳建議進行的農業經濟上的革新,這便讓晉國富實,足以支撐晉國軍隊對楚國進行長時間輪番的軍事行動。

而“三分四軍”的具體部署如下:

“齊、魯、宋之軍從荀罃、士匄(gài)中軍;衛、曹、邾之軍從荀偃、韓起之上軍;滕、薛之軍從欒黶(yǎn)、士魴(fáng)下軍;至於趙武、魏絳之新軍則為總預備隊。”

三分四軍後,晉國便正式展開“疲楚”之軍事行動,具體表現在“三駕疲楚”。

公元前563年,晉國中軍伐鄭,荀罃繞過鄭都南進犯楚,楚國立即發兵迎擊,待楚軍列陣之時,晉軍撤退隨即佔鄭北地而還,楚軍見晉軍已退,便也撤軍南歸,此為“一駕”。

公元前562年七月,荀罃領新軍及齊、宋、衛之軍再次伐鄭,企圖誘楚軍出師,然楚軍未出,鄭國即請和,此為“二駕”。

二駕之後,楚國自知獨力難勝晉國,於是遣使於秦,希望加強秦楚聯盟,在此之下,鄭國再次復叛晉國,並引導秦楚聯軍伐宋。公元前562年九月,晉悼公乃復悉起諸侯之軍伐鄭,楚國見諸侯之軍盡出,自知不敵而退,鄭國見此情況再次請和,此為“

三駕”。

三駕之後,鄭國誠心歸服,從此不再叛晉二十年有餘,而這也是此前晉國制定“三分四軍以疲楚”的戰略目的,加上東南吳國對楚國的威脅日盛,所以,自此以後,楚國再也無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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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楚之爭

那麼,通過晉悼公的復霸方略,我們不難看出,其實自始至終,晉國都沒有與楚國發生大規模戰爭,但這也是晉悼公的高明之處,即以最小的軍事代價換來晉國霸業的復興,而這種“

疲敵”策略卻間接造成楚國實力的大損,其效果要遠超過去戰場上的大規模廝殺,且“三分四軍以疲楚”實為當時一種大膽而富有創新的戰術,一時間,楚國根本無力破解此種戰術,因而在與晉國的爭霸中再次失利。

結語

所以,當我們再回顧晉悼公這十五年執政生涯的時候,不難發現,他的睿智不僅超乎同齡人太多,而且他的心智之成熟與謀略之高深更讓絕大多數同時期其他諸侯國國君汗顏,究其原因,也許是多年的外放生涯讓他養成了這種性格,並且對天下大勢有了一個非常清醒的認識,否則難以解釋當晉國國君之位突然降臨在他自己頭上的時候,他竟能做出如此深謀遠慮之舉。

想來,以“驚為天人”來形容晉悼公似乎也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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