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上下5000年，“禮”在任何時期都是重中之重。“禮”與“射”融合，形成“禮射”，是封建社會重要的教育方式。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禮射文化的形式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發展的過程中在宋朝有著一些與其他時期所不同的味道。
在宋朝，它已然成為擁有“多重身份”的多面手。在高堂廟宇之上，他可以是莊嚴肅穆的祭祀禮儀；在民間生活之中，它可以是供人娛樂的消遣遊戲；在對外交往之上，它可以是交流情感的外交手段，深入地瞭解宋朝的禮射文化，對如今的我們意義深刻。
禮射文化，早在夏商周時期就已成形，它種類繁多，意義深遠，是周天子維護國家統一的重要工具
禮射文化是中華禮儀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是一種帶有傳統禮儀文化的射箭技藝，它將射藝、仁義道德、禮樂文化、舞蹈修身融為一體，迸發出新的活力。禮射起源於夏，發展於商，完善於周。禮射最初是用於外修體魄、內修品格使人達到修身養性的境界。
這一時期，禮射文化講究謙和、禮讓、莊重,提倡“發而不中，反求其己”注重道德與品質，講究平穩內斂。作為華夏的一種獨特的人文景觀，早在西周時期禮射文化就已經迎來了它的輝煌，可以說西周時期是禮射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一時期它的舉辦規模十分龐大，舉辦次數也十分頻繁。
禮射在周朝時期是一種嘉禮，分為四種，分別是大射、燕射、賓射和鄉射。這一時期它被廣泛用於祭祀、朝拜等重要場合，是周朝統治者加強統治、教化百姓的工具。
它的舉辦流程十分複雜，有備禮、迎賓、開禮等十多個環節，場面十分的盛大。並且，還設置了射候這種獨特的箭靶
據《禮記·射義》記載：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可見射候的尊貴，這也從側面體現了周朝禮射文化制度的森嚴。
不過完善的禮射文化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的到來，遭受了一次大變革。春秋戰國時期，諸侯混戰，周天子的威嚴蕩然無存。禮樂崩壞，制度沒有很好繼承。再加上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也使得禮射文化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將禮射中的道德元素無限放大，使之成為了禮射文化的主體，讓它的用處更加偏向於教化百姓。統治階級推行禮射文化，更多層次是用來實現對國民的一種思想控制，這也使得禮射文化變得大不一樣。
再加上封建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禮射文化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也就大幅度降低，它也就失去了在西周時期的光芒，傳統意義上的禮射文化也就進入了寒冰期。
此後雖然也不乏有衛道士想要光復舊制度，重新賦予禮射文化無上的光輝，但大多以失敗告終。不過，在這些變革之中，禮射文化也延伸出和前代所不同的元素內涵。
宴射是宋朝禮射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對外，它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工具；對內，它是豐富生活的精神文化
宋朝是一個繁榮昌盛的時代，它的疆土雖然不大，但是百姓生活安逸富足，各種文化百花齊放，是中華文化的又一次綻放，禮射文化也在這一時期彷彿解凍了一般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禮射文化的祭祀作用發展過程之中已經被逐漸的淡化了，它在宋朝的作用主要以外交、教化、娛樂及體育為主。
宴射是宋朝禮射文化的主要力量，被廣泛的運用在外交場合之上。
《玉壺清話》卷一寫到：
“昱輕便美秀，太祖授禪，伯父俶遣持貢入闕，賜後苑宴射。”
可見宴射在宋朝被廣泛的應用在外交上。根據《宋史》記載，宋朝舉辦的宴射活動不下百次，宋朝汴梁的玉津園就是皇家的射圃，宋人經常在這裡舉辦比賽，同外來使臣一起比賽射箭，以展示雙方的國力，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外交手段。
北宋時期，在對待遼國使臣之時，宴射更是一項固定的活動，遼國每每遣使來宋更是會帶上多為用射箭高手。它所蘊含的外交魅力，值得後人借鑑與深思。
外交功能，僅僅只是宴射能力的冰山一角，娛樂作用才是其最主要的功能。宴射的內容也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的豐富和完善，它不拘泥於一種形式，是多種項目的一個載體。宋朝重文輕武，多位皇帝文采非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宋朝的宴射主要活動增加了賦詩、飲酒、賞花等等。
而在宴射之上，獻詩被看作是一個非常時尚的舉動，風靡一時。這個活動的大受推廣，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宋朝詩壇的發展。
並且，宋朝擅長騎射的人並不在少數，在舉辦宴射之時，皇帝也常常令他們陪同，為外國使臣和王公大臣們進行騎射表演。這些人在得到皇帝的讚賞之後，也為日後的軍旅生涯拓寬了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宋朝的軍備建設。
因為皇帝的喜愛，宋朝的王公大臣們在私下也廣泛地進行著與宴射類似的活動。投壺在中國古代是十分受民眾喜愛的一項娛樂活動。
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也曾寫到：
“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譁者，眾賓歡也。”
可見宋朝國民在宴飲之時，娛樂項目也與禮射文化息息相關。這種形式的普及，豐富了古人的娛樂生活，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推動了文化的發展與傳播。
禮射文化在宋朝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宮廷上，它用來維護皇帝的中央集權；在教化之中，它用來維護國民的思想文化；在競技之時，它用來體現體育精神
禮射文化，在宋朝也屬於嘉禮之一，宋太宗還曾經命令有司制定了相關的禮儀法制。規定了群臣要在元旦時參拜皇帝，並舉行大禮射，並且也設置了特殊的箭靶“虎熊侯”。這一細微之處，帶有一定的階級氛圍，是用來維護皇帝的統治地位。
但是，《宋史》之中，關於大禮射的記載微乎其微。可見宋朝的禮射制度的確立，只是對西周時期進行了借鑑，並沒有將那時的制度完全恢復。
並且，宋太宗制定的這套法立法制度也並不是宋朝每位皇帝都在使用，像南宋的皇帝對這套禮法的使用度就非常的低。並且由於兩宋之交時，戰火紛飛，這套禮射制度也並未很好地傳承下來。
通過儒家的改良，禮射具有了強烈的教化功能。禮射對君臣之道貫徹的尤為透徹。皇帝射中箭靶與大臣射中箭靶的意義是相差很大，強調君臣有別。
不同官位，在一場禮射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一樣的。統治階級利用這一特點，充分挖掘禮射的歷史意義，控制輿論走向，強調等級差異，教化民眾，以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
孔子曾經對圍觀射禮的民眾提出要求，不忠不孝者不得入內，尊老愛幼與好學上進者可以就坐，這種“明德修身，崇美塑心”的思想與統治階級所倡導的思想不謀而合，所以統治階級大力推進它的發展，用於維護社會的平穩發展。
禮射類活動也是宋朝的國民們展示射箭技藝高超的一個舞臺，君子六藝之中就有“射”。同時射箭在宋朝也有著不一樣的地位，“箭”在宋朝更是象徵著勇猛與堅韌。所以宋朝人十分樂意學習射箭，就連蘇東坡、辛棄疾這樣的大文豪，射箭技藝也十分高超，更不用說岳飛、楊業等宋朝名將了。
當時的統治者也對這類活動十分重視，技藝高超者，甚至能得到官升多級的獎勵。這樣的活動也為了成了宋朝的平民子弟，走上仕途的道路之一。
這類活動之中，有高下等級的較量，因此為它披上了一層競技色彩，可以說是最早的比賽之一。但可惜的是流傳至今，在如今的中國土地上，已經很少看見射禮的身影了。
禮射文化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它的歷史久遠到幾乎無人可比。是中華禮儀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是我們民族氣概的重要表達載體。
在幾千年的發展之中，它不斷的變遷，蘊含著華夏特有的人文體育精神，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宋朝它更是具有多種性質，既是人們交流情感的方式，也是人們進步的仕途的捷徑之一，更是民族與民族之間、政權與之政權之間交流的重要方式。
將當時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為人們帶來了樂趣與愛，塑造了良好的國民觀念與精神氣節，它是我們的前輩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在千年的沉澱之中，糟粕已大多被驅除，閃光地方值得我們去發揚與繼承。
參考文獻：
《玉壺清話》、《宋會要》、《宋史》、《禮記·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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