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经济数据尘埃落定。
重庆逼近广州、宁波反超无锡、天津青岛失速……
纵观1979年至2019年的经济数据，上海GDP头名的地位从不曾旁落，北京也始终把持着第二名的位置，而“中国GDP第三城”的竞争却异常激烈。
1979-2019年，天津、重庆、广州、深圳都曾登上“中国GDP第三城”的位置/搜狐城市制图
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40年时间里，天津、重庆、广州、深圳都曾“追名逐利”，坐上“中国GDP第三城”的位次，但时过境迁，如今有的后劲十足，有的却逐步落寞。
01、工业经济支撑下的天津
1978年，天津市汽车制造厂，红极一时的“雁牌轻卡”于此诞生，这款双排座轻型载货车，荣获了由国家经委颁发的“优秀新产品金龙奖”。
1984年，天津汽车工业再进一步，从日本引进微型两厢轿车Charade1.0（直译“夏瑞特”）全套制造技术。彼时，中国大陆合资或合作生产汽车的仅有北京吉普生产的切诺基，以及上海大众生产的桑塔纳。
两年后，红色的两厢小轿车夏利在天津汽车制造厂下线，起名成了一个难题。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给了个建议：“自己生产轿车，华夏得利，中国人得利，就叫夏利吧”。
“打个夏利”曾是“打的”、“打出租车”的代名词/网络
夏利问世后，一度被称之为“国民轿车”，全国29个省区市曾将其列为出租车使用，穿梭于城市街头的红色夏利是那个时代的专属记忆。
自此，夏利成了当时天津工业经济的一张名片。
其实，天津工业经济的实力自近代以来就十分强劲，只不过时代的注脚从曾经的面粉、纺织，变成了80年代的两厢轿车。
据1949年11月3日发表的《天津日报》介绍，1947年天津市合乎工厂法的工厂数为1211家，占20个主要沿海城市工厂总数的近9%，天津工人数为57658人，占20个城市工人总数的8%，仅少于上海，均位列全国第二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恢复经济和推进工业化视为自己的使命，并以政权的力量集全国之力进行工业化建设。在此背景下，天津的工业经济借着战略东风，一同成长。
到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37.94亿元，比1949年增长4.8倍。天津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6%，“经济效益与上海同列全国之冠”。
但好景不长，在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20年间（1958-1978），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被压抑，社会生产效率低下，天津工业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十分缓慢。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一场广泛深刻的改革大幕就此拉开。
在改革如火如荼的80年代，天津工业经济开始重拾活力。
1978至1981年，天津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26.85%，利税总额增长72.18%,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4.6%，超过了1957年至1978年平均递增2.2%的速度。
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打破了过去僵化低效的格局，但天津开放的红利，却稍稍迟来一步。
1980年，中央和广东省一些领导干部间的多次互动，促成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创立，深圳也自此加入了“中国GDP第三城”的征途。
但直至4年后，中央才把一部分特区政策扩大到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天津终于赶上了开放的浪潮，并趁势兴办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并挥毫题辞“开发区大有希望”。此后，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基础上建成的滨海新区，也成了日后天津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章节。
在1979至1987年的9年间，天津凭借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以及沿海地区开放大潮下的机遇，始终占据着中国GDP第三城的位置。与此同时，蛰伏于西南一隅的重庆，凭借着大三线建设运动中积累下的重工业以及军工业优势，GDP排名一直位居全国第四，时刻等待着反超的时机。
02、重庆的政策惊喜
1983年2月下旬，地处重庆近郊、总透着几分庄重和神秘的潘家坪招待所，一下子住进了中央、四川省及重庆市三级，共计230名官员。
终于，重庆等来了日后冲击“中国GDP第三城”的良机。
潘家坪招待所建立之初，主要接待对象是来渝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以及来渝指导工业建设的前苏联专家/网络
其实，自从划归四川省后，重庆已很少举办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会议了，而此次会议的契机，就是半月前《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的获批。
其中，一大强有力的措施就是同意重庆市计划单列户头，即把重庆市作为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计划单位，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在制定和执行计划、管理经济上，赋予重庆相当于省一级的权力。
置身于全国火辣辣羡慕目光中的重庆，自此成了中国首个计划单列市。那些日子里，重庆人谈的最多的是“副省级”，热衷于强调新被赋予的经济管理权限，语气里满是那种孩子长大终于挣脱了爹妈约束的爽气感觉。
毕竟在四川省行政管理体制的掣肘下，重庆的重工业基础没能大展拳脚，经济发展总是差口气。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力分配。那时重庆在四川总网中用电，而四川电力紧缺，一旦吃紧，四川就拉重庆的闸，现代工业一旦无电，还谈何发展？
1980年代初，在全国15个重要城市中，重庆固定资产排第5位，工业总产值和职工人数排第7位，但劳动生产效率却排名最末位。而同期的深圳已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那时，四川所有地市州中，重庆最富，财政收入每年上10亿，但每年需上交省里6个亿，补贴省里嗷嗷待哺的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当时的重庆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已捉襟见肘，更别提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了。
而此番体制上的松绑，版图面积增大，审批权限放开，重庆经济开始与四川省渐行渐远，变得更加自主。蓄势已久的重庆也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和创造力。
首先，计划单列一方面使重庆市可以选择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另一方面也让重庆手里有了更多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1982年重庆城市建设投资2,969万元，到了1988年，这一数据就变为11,918万元，增长了301.4%。并且，第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决策就是大手笔，重庆决定在当时的江北县新建国际机场，规模为当时西南之最，一期工程预算达2.6个亿。
此外，经济体制改革辅助重庆冲破了商品流通体制与外贸体制的藩篱。1983年，重庆出台了《重庆市改革物资流通体制实施意见》，在朝天门码头附近建立了第一个“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加速物资与资金的周转。同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为直接对外贸易的内陆口岸，打通了重庆通往国际市场的通道。
1988年，重庆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82年的327,676万元增长至938,980万元，同年底，重庆同国外签订的劳务合同共有68项，总金额高达9,236万美元。此外，重庆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在逐步优化，以农副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为例，1986-1988年，重庆的农副产品出口比重由10.6%降到8.6%，而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则由6.4%提高到17.4%。
体制改革释放出的经济活力，推动了重庆市生产力迅速发展，改革启动后的五年内，即1984-1988年，重庆市GDP年均增速达到16.95%，超过天津。
终于在1988年，重庆实现了夙愿，一举顶替了天津，跃上了“中国GDP第三城”的位置。而就在重庆顶替天津的第二年，天津再次丢了老四的位置，被“千年商都”广州超越。对于“中国GDP第三城”，广州同样虎视眈眈。
03、广州的“外向”性格
1989年，广州火车站附近，倒卖香港时装的“倒爷”们忙于搭棚、摆摊销货。
同年，广州站对面的白马山项目动工，四年后，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有2000 间店铺的白马市场开门迎客，成为中国大陆首个室内商场式服装批发市场，销售各种版式的外贸服装。
在广州商贸紧俏的年代，白马山成了一座金山。
“羊毛衫还没到店铺，就已经被抢光了。只要有领有袖，衣服做成了衣服，不管你做成了什么版型，都好卖。”一名服装经营者曾如此回忆当年的盛景。
当时，广州商界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广州租金最贵的地产不是豪宅、酒店或中信大厦，而是专业批发市场。
1993年白马市场开业现场/纺织服装周刊
白马市场的火爆，得益于当时广州服装加工贸易的繁荣，而广州也凭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了短缺经济的恶性循环陷阱。
改革开放初始，广州和全国一样，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下，各类商品几乎都短缺到了凭票证供应的地步。出现这种短缺状态的原因在于，国内储蓄严重不足，社会资本存量太少，即便全部产业装备“三班倒”运转也无法弥补需求缺口。
在此背景下，引进外资和通过外贸渠道促进高水平装备投资，无疑是快速而有效的手段。
于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基本确定后，作为中国传统的对外窗口城市，广州在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方面迅速走在了全国前列，并最终促成了广州经济态势的转变。
1980年5月， 广州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外贸，尽快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外贸出口基地”的口号。
1984年12月，《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对外开放工作报告的批复》下发。批复支持广州引进先进技术，同意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意广州实行计划单列，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这一批复对促进广州改革开放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1986年，广州市制定的《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再次强调了对外经贸对广州市发展的重要意义。《战略》提出，从1986年到20世纪末，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以对外经贸为导向，以科技、教育为依靠，以工农业为基础，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能源、交通运输业。
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特殊政策红利，再加上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广州大力引进外资，对外外贸迎来了跨越性发展。
1980年至1990年，广州市外资投资额从4,190万元，迅速增长至73,942万元，翻了近18倍。广州市外贸出口商品总额也从24,302万美元，一路增长至57,723万美元。
在外资外贸因素的促进下，广州市GDP随之水涨船高，一路超越沈阳、天津、重庆，在1991年，正式登上“中国GDP第三城”的位置，并开启了长达25年的统治时期。
在此期间，重庆直辖、天津重金打造滨海新区，都没能扰了广州的美梦，直至搅局者深圳的冲击。
04、创新驱动下的深圳经济
2004年，深圳华强北，每天会有3-5款新手机在这里诞生。
依靠当时深圳的元器件产业，华强北的老板只需要选配不同的元器件、电池和外壳，就能组装出成品手机，成本也低到了几百元一台。
那是一个山寨机疯狂的时代，当年市面上热销机型几乎都惨遭复制，像诺基亚N73、N95等热门机型，市面上最多时有数十款复制机在热卖。
当时，平均每天有50万人次的客流汇集到华强北，怀揣发财梦的淘金者摩肩接踵，眼睛里散发着的都是对金钱的渴望。
而华强北，正是深圳“从模仿开始，到自主创新”发展思路下的时代产物。
华强北商城/视觉中国
其实，在特区初创时期，“没资金、没技术、没设备”的深圳选择了类似广州的发展模式，即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土地、厂房、人工等综合成本优势，迅速攫取“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产业带来的红利，成功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随着1995年特区优惠政策取消，深圳经济开始显现颓势，当时深圳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但产业结构的升级，难以一蹴而就，2002年，在艰难转型中，深圳露出几丝疲态。当年11月，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布，引发了深圳市政府、市民对深圳未来的审视与反思。
据时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的唐杰介绍，“必须承认那一阶段深圳有往重化工业发展方向上转的念头，比如希望做强做大汽车制造业。但后来因为缺乏重化工业的基础，索性放弃了。”
那时广州向重化工业转型成功，成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深圳没有选择跟进，依旧把希望寄托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上，加大研发投入。
2016年，深圳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了800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第三。研发强度方面（研发投入/GDP）方面，深圳达到了4.1%，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
而同期广州的研发投入仅为451亿元，位居北上深和天津之后，排名全国第五。研发强度方面，广州仅为2.3%。
也就在这一年，深圳首次超越广州成为“中国GDP第三城”，并一直维持至今。
往事悠悠，“中国GDP第三城”的竞逐下，天津、重庆、广州都已是过客。如今，天津深陷经济降速的泥淖，GDP排名被挤到前10边缘，重庆稳扎稳打，紧追广州；广州则处于“标兵已远、追兵已至”尴尬境地，险守GDP第四名的位置。
而这一次，深圳又能在位多久？
[1] 70年经济历程：数据与启示，财新周刊
[2]夏利之死：跌落神坛只需二十年，财经杂志.
[3]近代工业在天津的兴起和工业城市地位的形成，天津经济
[4]从京津关系演变看天津在中国北方的经济定位，中国经济史研究
[5] 1980年代，天津城市再现新崛起，界面新闻
[6] 20世纪80年代重庆计划单列对渝西地区的影响研究(1983-1988)，重庆大学
[7]重庆计划单列始末，红岩春秋
[8]站南路16号：一座服装城里的广州故事，虎嗅
[9]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与经验，广州经验
[10]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广州外贸与外资利用研究，国际经贸探索
[11] 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曾经有多辉煌 如今就有多失落，36氪
[12]深圳“不惑”:从“改革之都”到“创新之城”，中国发展观察
[13]深圳2016年修订后GDP破2万亿 首次超越广州成第三城，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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