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貿易以及經濟增長的終結：清華王勇解讀《好的經濟學》

目前，中國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速度僅次於美國。數據顯示，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論文發佈數量居全球首位，而企業數量和融資規模位居全球第二。在人工智能科技走入大眾視野到近幾年開始迅速發展，可以說社會上對新技術的發展在科技、產業和社會變革等方面會帶來的影響是抱有期待的目光的。但是《好的經濟學》的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經濟學家阿比吉特·班納吉卻提示我們，從經濟學的理論和視角來看，技術的進步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與此同時，互聯網對社會社交和在線社交的改變也暗藏隱患。

目前中美貿易戰正在打響，疫情對全球經濟衝擊，全球化發展迎來新變局，新的科技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在各種元素交織的當下，全球和中國未來的前景如何？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副所長王勇教授就人工智能對就業可能帶來的影響、互聯網的發展與社會分歧之間的關係、自由貿易對貿易參與國的影響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四個話題，緊密結合當下中國現狀，為我們解答如何預判未來大趨勢和如何做好個人的應對計劃。

以下是王勇近日在中信《好的經濟學》讀書會上的發言。

人工智能會讓我們失業嗎？

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經濟學家的總體判斷是相對偏悲觀的。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布什商學院面向美國一些經濟學家做了調查，28%經濟學家完全同意人工智能會造成長期的失業的增加，有24%的經濟學家表示不確定，有20%左右的經濟學家不太認同這個悲觀的看法。

為什麼經濟學家會得出這個悲觀的結論？我們把人工智能技術以及更普遍一點的數字化技術和上一次工業革命技術相比較就能得到答案。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福格爾研究了英國的工業革命給英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在他的研究中發現，英國工業革命期間，英國兒童營養不良的情況比美國南部蓄奴州的奴隸還要差。技術進步導致工人失業，收入下降，他們的孩子也就得不到良好的營養，從側面反映出當時英國革命對英國工人階層有非常重大的衝擊。在後來的歷史中，隨著工業革命的逐漸擴散，經濟發展也被慢慢地帶動起來。

但是，人工智能技術能夠替代的勞動力的範圍比上一次工業革命要更為寬泛。上一次工業革命主要是代替做重複性、單一性工作的勞動力。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可以替代一些複雜性的勞動。美國有個非常有名的財經新聞機構叫布隆伯格，是以紐約市長布隆伯格開辦的公司命名的。布隆伯格很多有關股市波動新聞的寫作，已經是由人工智能來完成。同樣，在華爾街做量化交易，很多操盤手、經紀人也會面對人工智能的競爭。

另外從企業的實際經營角度來看，考慮到綜合用工成本，企業也會使用機器。現在的社會中，企業的經營和法律都加強了對勞動者的保護。在人工智能技術、機器人技術現身江湖之際，這樣反倒可能會加速工人的失業。僱一個工人的綜合用工成本是很高的，除了給他支付工資之外，還要替他交五險一金。更重要的是設備可以通過折舊甚至加速折舊的辦法，通過會計做賬加入到成本里，以做到少交一些稅。使用機器人、人工智能可以讓稅負下降，而用一個勞動力可能讓成本上升。企業出於成本考慮優先使用機器人，這樣自然而然會帶來失業。

基於這樣的邏輯，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建議對使用機器人的企業開徵機器人稅。這個建議剛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很多人不太理解，覺得和技術進步、創新背道而馳。但實際上他的建議背後所隱含的邏輯正是剛才所講的。

學者們對這個邏輯當然也有其它的思考，比如人工智能有可能會對就業帶來一定的衝擊，但是另一方面也會創造一些新的就業機會。MIT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阿斯莫格魯教授和他的同事一起，在2017年就利用美國從1990年-2007年勞動力的市場數據分析了機器人或者自動化設備的使用對就業和工作的影響。結果發現，在美國勞動力市場上機器人使用佔全部勞動力的比例，每提高1‰就會導致就業的崗位減少1.8‰-3.4‰。不僅如此，還讓工人的工資平均下降2.5‰-5‰。

除了帶來就業崗位的流失，書中還提出另外一個非常值得大家關心的問題。兩位作者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使用可能會加劇社會的不平等。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寫過一本書叫《21世紀的資本論》，書裡數據表明，1980年美國最富裕的1%的人口擁有的收入佔美國整個國民收入差不多22%，但是這個比例到了2014年的時候上升到39%。這意味著社會不平等的程度極大加劇。作者認為原因在於，和上一次工業革命的動力技術相比，數字化的技術產生了更加嚴重的贏家通吃的局面。互聯網網絡平臺往往就是贏家通吃的市場格局，以國內為例，社交是騰訊一家獨大，電商就是兩三家企業。贏家通吃的局面在新的技術時代，在數字化技術時代變得更加明顯，它所產生的造富的機制，以及拉大人和人之間收入不平等的機制變得非常嚴重。收入一定程度的拉大對於社會人的激勵是正向的，對於社會地位的追求會激勵大家好好工作，帶動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差距太大，社會的流動性喪失了，底層永遠是底層，人便會喪失鬥志。

201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外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教授研究發現，在美國中年白人男子中，絕望致死率在穩步增長。出於對生活的絕望，他們酗酒、抽菸、不節制飲食、服用上癮的一些毒品或者藥物來麻醉自己，從而導致死亡。安格斯•迪頓用絕望致死率的穩步增長來反映社會不平等，以及社會差距的拉大對社會公眾產生的影響。

社會的不平等不僅會讓一部分人陷入絕望，還會讓人變得非常容易憤怒，非常容易極端。現在可以看到社會範圍內有很多極端的觀點，並且很多人容易變得憤怒，就和這種不平等的加大有著內在的聯繫。

互聯網會減少人們之間的分歧嗎？

互聯網或者說網絡社交，藉助網絡工具的使用，會減少人們之間的分歧嗎？

過去我們認為互聯網拉近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但實際上會發現，在互聯網已經使用了20多年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在世界範圍之內種族主義、民主主義、民粹主義的盛行，這用傳統的經濟學是很難加以解釋的。

對這個問題，班納吉在1997年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即“羊群行為理論”。為什麼我們會附庸一些極端的觀點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即使每個人都非常理性，但是大家掌握的信息是不一樣的。人的行為反映出他所擁有的信息，如果人認為其他人掌握的信息更多的話，就會導致追隨的行為。

美國有一個類似於大眾點評的網站叫Yelp，如果安排一個人在網站的一個虛擬餐廳點贊，就大大提高了第二個人過來也點讚的概率。羊群行為或者從眾行為是非常普遍的。互聯網會放大羊群效應，使得這樣的聲音或者行為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第二個觀點是，過去經濟學家認為人的偏好是給定的，但現在班納吉藉助行為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人其實就像心理學所揭示的那樣，往往有多重人格特徵，在不同的環境下表現出的人格特徵不一樣，在人格特徵之下你的偏好可能也不一樣。互聯網帶來的情形就是讓大家能夠在網絡環境下表現出不同的偏好，從而讓人的交流產生一定的隔離。不僅網絡會帶來的影響，作者也回顧了美國其它媒體的發展對偏好的隔離所產生的影響機制。研究發現最近這些年以來，網絡環境的出現，會讓大家的觀點、意識產生對立，這種對立自然而然會影響到選舉，影響到政治，影響到美國的兩黨。

過去我們常講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民主是虛偽的，是一丘之貉，因為他們最後觀點一定會趨同的，這在博弈論當中稱為中間選民，你的立場越往中間，選民越靠近的話，越容易獲得更多的選票，這樣兩黨的執政理念應該是越來越接近的。這是過去經濟學理論所做的預測。但是結果發現，現在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使用的語言都不一樣了。比如關於要不要開徵遺產稅，民主黨用的詞叫遺產稅，共和黨用的詞叫死亡稅。對於非法移民，對移民的政策相對友好一點的民主黨把非法移民稱為無證工人，而共和黨則直接稱為非法移民。進一步基於語言的分析來考察兩黨的黨派的偏見度，他們專門設計了指數，結果發現現在兩黨偏見數到了83%，這個數字越高意味著兩黨之間立場相距越遠。兩黨差異以前一般這個指數在40左右，現在到了83%，這就說明極端的觀點、立場在黨派之間，對於美國政治已經帶來極大影響。正是由於有這樣一個偏見的土壤，才使得基於社交數據能夠影響民意，能夠影響大選。班納吉融合了行為經濟學的支持和網絡相結合，來認識人的分歧越來越極端這一現象。

我們怎麼才能儘可能消除這種分歧呢？班納吉考慮了新型社交工具在網絡空間當中所產生的對立這一問題。美國一位非常有名的社會學家叫凱斯•桑斯坦，他對美國網絡所帶來的對立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提出兩個重要的概念，第一個認為

凱斯•桑斯坦指出還有另外一個效應就是信息繭室，指的是現在推薦算法的使用。進行網絡閱讀時，各類新聞APP，都是用算法向大家推薦閱讀的內容。這些內容往往會迎合大家的偏好，結果就是你只能讀到你願意讀的內容，你感興趣的內容，而沒辦法瞭解你應該知道的內容。時間一長，我們就像蠶吐絲作繭一樣，把自己的世界和外部世界進行了隔絕，沒有辦法對外界做出良好的回應，更沒有辦法做良性的互動和溝通。今天所處的互聯網環境已經開始形成了巨大的繭室效應。現在網絡空間當中和外界的溝通，特別是和國外互聯網的溝通其實是存在很多問題上的觀點的偏差，我們越來越不能理解外國的一些觀念和做法，外國人也越來越難以理解我們國內觀念和做法，這樣對於全球化的戰略，對於中國和全世界發展來講都不是特別有利。

在美國也存在迴音室效應和信息繭室效應。班納吉認為最重要的途徑是增加物理性的接觸，這樣才有可能讓我們消除迴音室、信息繭室所產生的巨大偏見。

而線下的物理接觸也存在不少困難。儘管一些大學招生的時候強調多種族、多背景融合，以哈佛大學招生為例，前段時間哈佛大學依然被一些亞裔家長以招生時歧視之名告上法庭。哈佛大學保持學生家庭背景的多元化，保持種族多元化的努力值得尊敬，但是怎麼做好它是具有挑戰性的。要想增加物理性的接觸和實現融合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給出了一個建議，即推行混合型社區。以不同民族的人、不同種族的人住在同一個社區來增加物理接觸。但是班納吉也指出這個社區居住往往是不穩定的狀態，當某一類種族人口比例成為大多數，這個社區裡其它種族人慢慢就會從這個社區裡搬出去。

總而言之，互聯網在減少分歧方面，帶來的作用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大。

自由貿易的好處真的有那麼大嗎？

提到國際貿易，李嘉圖有一個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當兩個國家開展貿易，各自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時，是能夠改善兩個國家的福利的。這是經濟學家主張開展自由貿易的一個最基本的邏輯。

最早對李嘉圖的邏輯產生懷疑的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他和他的一個學生斯托爾珀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定理指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兩國的國際貿易對兩國整體福利都有好處，儘管如此，對於窮國來說，本國內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會縮小，而富國內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會上升。薩繆爾森承認國際貿易對兩國的整體有好處，但是從內部來看對不同階層的影響是不同的。

有不少學者對薩繆爾森定理做了數據上的檢驗。印度1994年前後開始對外開放，班納吉的一名學生託帕洛娃便用了印度的數據，檢驗結果卻發現這個結論並不支持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通過開展自由貿易，印度內部的不平等程度拉大了，特別是脫貧的速度大大下降了。開展自由貿易對兩國整體福利是有影響的，但對於窮國來講內部不平等程度卻也在拉大。

芝加哥大學的奧托、多恩和漢森，借鑑了班納吉學生託帕洛娃的研究架構，研究目標轉向富國——美國。他們三位提出了“中國貿易衝擊指數”，即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對美國不同地區所產生影響的大小。結果發現，凡是受中國衝擊指數較大的地區，製造業就業人口大幅度減少，同時工資水平大幅度下降。對外貿易也會讓富國內部不平衡程度上升。而當一個經濟體內部不平等程度上升的時候，人們會感到絕望、憤怒。他們進一步發現在貿易指數衝擊比較大的地區，政治主張比較極端的候選人更容易當選為州長或者市長，具有極端觀點、極端主張的人在受中國貿易衝擊指數比較大的地區，更容易獲得選民的支持。這兩個研究表明，自由貿易不僅拉開窮國內部收入分配差距，對富國也如此。

為什麼自由貿易會拉大一個經濟體內部不平等程度呢？作者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他認為就業勞動部門相關的經濟行為是一種“黏性經濟”。這種經濟活動的調節不像想象得那麼快速。人們原本以為，工人在原來所處的行業、部門受到貿易衝擊之後能夠很快地轉換到另一個行業裡去。這種想法過於樂觀。事實是，大量工人失業之後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當一個地方有明顯的產業集群時，此地區失業率增加，工人收入下降，對其它行業需求也會一併下降。中國擁有很多產業聚集效應，但是一旦產業集群受到外部衝擊，萎縮的時候會讓這個地區其它產業很難成長起來。從這個角度來講，產業集群在供給側方面會形成巨大的黏性經濟。

另一方面，在需求一側也會形成黏性經濟。消費者會選擇品牌，品牌企業又會選擇穩定的供應商，一旦形成穩定的關係，經濟也會變得有黏性，消費者不會輕易做產品的轉換，品牌商也不會輕易地選擇不同的企業進行代工和生產，這樣就使得經濟當中有非常大的黏性，生產要素不容易流動。這樣一種黏性經濟就可能會拉大一個地區內部的不平等的程度。黏性經濟的概念對於我們認識自由貿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鮮視角。

班納吉進一步挑戰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認為貿易會讓兩國福利都有所改善，他們進一步思考下一個問題，這個改善到底有多大呢？測算的結果是，美國對外開展自由貿易得到的貿易利益只佔GDP的2.5%。換句話說，如果能夠讓美國經濟保持3%或4%，這個貿易的好處對美國來講就可以忽略不計了。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特朗普和中國打貿易戰為什麼在國內能夠得到很多的支持。

當然，班納吉也反對用關稅的方式打貿易戰。他認為比較好的辦法是對貿易受損的行業提供補貼。減少相關行業工人的稅收是比加徵關稅更好的辦法。作者進一步提出來不僅僅應該是工資稅收，建議進一步針對一般性收入進行減稅。換句話說，他們認為和中國進行貿易戰，給美國利益會帶來一定損失，但是這個損失是能夠通過一些其它手段進行抵消的。這個角度來講，中美貿易戰的前景其實是不太樂觀的，自由貿易的前景也不容樂觀。

經濟增長會終結嗎？

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經濟史學家羅伯特•戈登認為，美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時代到1973年的時候就終止了，從那以後就沒有真正的增長。而且認為未來25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只有0.8%，這是一個非常低的經濟增長速度。

另外一位研究東亞歷史文化的非常有名的學者傅高義在1979年寫了一本書叫《日本第一》，曾經預測日本經濟會很快超過美國的經濟，成為全球第一。但是就在傅高義做出預測值後，1980年日美經濟增速就開始下降，後來由於房地產泡沫、人口老齡化，日本經濟到了90年代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0年以後繼續在失去，所以日本經濟是長期低迷。

現在全球都把增長注意力放在中國，也有不少學者預測中國經濟會繼續增長，因為現在中國僅次於美國，接下來中國經濟也會超過美國經濟總量，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第一。作者也是引用了相關數據，如果中國未來能夠保持每年5%的增長，美國保持差不多1.5%的增長，要想在人均GDP上超過美國大約還需要35年。換句話說，這相對是比較漫長的過程。即使是這樣漫長的過程，他也不持樂觀的態度，原因在於：

第一，我們到底怎麼理解經濟增長。羅伯特•索洛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經濟增長理論。羅伯特•索洛經濟增長模型主要關心的是在經濟增長當中資本所起的作用，其中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指標就是人均資本量。換句話說，只要你能夠讓更多人在人均上提高資本使用效率的話，自然而然就會帶動經濟增長。

當然，這個觀點後來遇到了一些挑戰。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也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默教授提出來一個觀點，就是推動經濟增長還有內在的力量，即創新的觀念，創新的思想所產生的溢出效應。

對這些經濟增長的模型，班納吉教授都提出來不一樣的思考架構。他認為理解中國經濟增長最好的一個角度是資源錯配。班納吉指出，中國等一些國家之所以能夠長期快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一開始就擁有大量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人才和物資，而這些人才和物資後來被利用了起來。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速的確在放緩。改革伊始的中國擁有大量未曾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經濟具備很大的上升空間，在改革過程中，最明顯的資源錯配問題得到解決，經濟迅速發展，但這也意味著到目前這個階段，中國經濟進一步上升的空間縮小了。中國經濟曾經依賴出口產品以獲取技術和投資，而且曾幾何時，全球各地對中國商品似乎存在無窮無盡的需求。但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因此，中國出口的增速不可能繼續冠絕世界。

那麼針對此趨勢，作者給出的藥方是什麼？班納吉認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是沒辦法迴避的趨勢，但是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不意味著末日的到來。我們習慣於用一個單一的標準來衡量成功，即 GDP 增長率。但若一直盯住GDP增長這個目標，我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遺漏了新經濟帶給我們的快樂和幸福？

書中班納吉舉例表明，GDP與人們的幸福感並不掛鉤。兒童的遊戲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時光。這當然應該算作倖福。但是他的快樂並沒有被 GDP 的傳統定義囊括進去。當一名來自阿比吉特家鄉加爾各答的人力車伕下午停業，與他的女友共度時光時，GDP 下降了，但幸福感怎麼可能沒有提高呢？當一棵樹在內羅畢被砍倒時，GDP 計算的是使用的勞動力和生產的木材，但沒有扣除失去的樹蔭和美景。GDP 只對那些能被定價和銷售的東西進行評估。在教育上持續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社會的公共衛生水平，提高社會治安水平，這些更能提高我們的幸福感。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大家對目前的狀況應該感覺到珍惜。過去的30年、40年是中國黃金增長的30年、40年，而我們未來的子孫後代能不能趕上高速增長的時代是存在比較大的疑問的。根據這個理論，我們很容易做判斷，高速增長在未來10年、20年很難再現。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不是那麼樂觀的情況下，未來也會在比較長的時間內處於寬鬆的或者低利率的時代。

在理財方面我們可以以此為前提進行調整，比如在房貸上做調整，將其改為新的LPR方式，改成浮動匯率制。同時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的子女所處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於我們所經歷過的時代了，降低對其個人發展的過高期望，或許是更好的心態。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為我們未來二三十年的養老做好足夠的準備和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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