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劉秀都是以儒治國，一樣的選擇，不一樣的結局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就成為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施政綱領，在西漢到東漢時期，以儒治國的確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不過其中卻有兩個特殊時期，一個是王莽立新朝，西漢滅亡，一個是劉秀建立東漢，光武中興。這兩個皇帝都提倡以儒治國，走的是同一個路子，結果卻截然相反。王莽以儒學為基礎的託古改制，失敗了，身死國滅。劉秀在王莽新朝的廢墟中同樣是以儒治國，治出一個光武中興。為什麼會出現這麼一個結果呢？首先來看看他們政策上的一些措施，再者對比下他們同樣以儒治國上的不同、相同之處。

王莽、劉秀以儒治國的主要措施

1、思想統治上的措施

封建王朝的統治強調中央集權，而儒家的倫理綱常就非常適合帝王的統治。作為提倡以儒治國的王莽、劉秀，為了獲得士大夫的支持，都頒佈了一些優待學者的措施。王莽為鼓勵學者、徵召奇人異士以及促進文化建設而“為學者築舍萬區”，廣泛徵集學者，將這些流動的、分散的人集中起來一起管理，並且給予經濟上的幫助，建立新朝後更是對當時有名的學者一系列冊封，如尊當時的學術代言人劉歆為國師，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措施就是為了換取廣大儒生支持。

劉秀和王莽不同，他更講究策略，劉秀先是樹立典型，嘉獎那些“忠孝”突出地來做政治宣傳。再舉逸民，即拜訪一些隱居的大德之士，請他們出來穩定局勢，如周黨“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被劉秀接見時“伏而不渴”，劉秀也不惱，反而下詔書說：“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以體現自己禮賢下士之風，為以後招攬到更多的大儒做輿論準備。

其次他們在儒家典籍的收集上也做了工作，王莽是從統一思想的動機上對儒家典籍進行收集整理，王莽把散落於民間的各種學說通過政治手段集中到朝廷，由中央統一進行整理、編撰，以達到統一意識，即“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雲”。劉秀對於典籍的收集則是以復興儒學、推行教化為目的，史記：“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聞文，補綴漏逸。”遷都洛陽時，更是“其經碟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輛，自此以後，三倍於此。”為他推行教化打下了基礎。

為了鞏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王莽、劉秀都是用讖緯之說（讖緯之學也就是對未來的一種政治預言，一種把經學神學化的儒家學說）來神化皇權，加強思想統治。王莽用讖緯來表明他取代西漢的合理性，以“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劉秀用來宣傳王莽謀反和支持自己登基稱帝提供依據，截記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劉秀又“唯慎《河圖》、《雛書》正文，……登封泰山”，以讖緯的“受命於天”的思想代替“堯舜禪讓”的思想。

2、制度上的措施

在政治體制上，儒家強調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思想，王莽立新朝後以《周禮》等古籍，來了個分封諸侯制，認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其後更是恢復古代官職、分裂州郡，生生地使政府機構龐大臃腫。劉秀則吸取了王莽篡漢的教訓，極力強化自己的權利，一方面實行三公為首的制度，一方面又抑制三公的權利。為了削減王莽時期臃腫的政治機構，下令全國“條奏並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這些措施極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在人才選拔方面，儒家提倡“良吏、善政”，王莽推行的賢人政治，採用的是“附順者拔擢，憐恨者誅滅（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儒家選賢與能的原則，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注重培養官員的文化素養，導致官員素質普遍較低，如王莽下書曰“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系，以名聞。”然而，吏士“猶放縱自若”。在官員的經濟條件上，西漢以前三公的工資4到6萬錢，九卿、州牧、太守等1600到2萬錢，到了王莽繼位，全部官員改成數千，造成官員在經濟上沒有差別，積極性調動不了，政策就難以執行，導致吏治上的腐敗。

劉秀在吏治上的建設，充分吸收了王莽的教訓。在用人上，堅持“退功臣而進文吏”，“務進柔良，退貪酷”。柔良即“循吏”，循吏重教化，注重思想的傳播及德治。更在循吏的基礎上再使用酷吏，兩者相結合，即王道與霸道雜糅，如任用“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的樊譁為天水太守，使當地治安出現了道不拾遺。在經濟方面增加百官的工資，“詔有司增百官傣，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千石以上的官吏，低於西漢舊制，六百石以下的官吏，高於西漢舊制。這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底層官員和上層官員的工資差距，也就調動了官員們的積極性。

在法制方面，儒家輕法制重道德，治國理念教育為主，強調“德主刑輔”。而王莽作為儒家信徒，在法制建設上卻是以嚴苛律法為主，如時“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刑罰固然重要，但是基礎還是德治，以教化為主，一味的嚴罰，導致王莽失去了民眾基礎。劉秀在登基之後，則先後九次赦免囚犯，以減輕刑罰。建武十二年，更是拒絕了梁統“宜重刑罰”的要求，採取杜林“宜如舊制”的輕刑建議。

經濟建設方面，可以說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就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而儒學對於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重農抑商、土地分配方面。漢代中期以來，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實行土地改革成為必然選擇，見於《周禮》、《孟子》中的井田制（平均分配和佔有土地）則備受儒學之士的推崇。王莽代漢之後，認識到了土地問題的嚴重，以井田制為基礎的土地改革在他手中開始執行。更天下田為王田，不得私自買賣，那問題就來了，這是以古法為基礎的打土豪、分田地，根本不適用當時的社會，可以說是大開歷史的倒車，憑什麼積累了幾代人的土地就要收回成王田？而且王莽天下初定，就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切身的利益，註定是失敗的，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在當時沒有實現的基礎。到後來王莽的妥協“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更是加速了土地變革的失敗。

劉秀時期，也看到了土地問題的嚴重性，為了加強國家對土地的控制，劉秀於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懇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實行“度田”（就是丈量土地，其中也包括核實戶口）。但是由於地方保護傘的關係，使得地方豪強隱瞞不報居多，見於這這種情況，劉秀只好採取強硬的措施，將這些保護傘剷除，“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大司徒歐陽歇下獄死。”“河南尹張極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這樣一來也造成地方大姓紛紛起兵叛亂，面對這種情況，劉秀一方面派人宣召，讓叛亂的人相互檢舉免罪，另一方面對地方官員的逗留、迴避、故縱等罪進行赦免，調動他們平亂的積極性。事後，"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使這些大姓、兵長不能借助宗族勢力繼續為非作歹，起兵作亂，對叛亂的地主豪強給予了沉重打擊。各地的叛亂被平息後，"度田"得到嚴格執行。

古代封建時期作為一個農業社會，要重農就必須抑商，商品經濟的發展往往帶來嚴重的土地兼併，故而在整個封建社會，統治者們都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王莽時期為了抑制富商剝削，實行“五均”、“六莞”制度，但因其用人不當，最後變成了聚斂財富的搜刮政策，非但沒有達成目的，反而使得矛盾進一步加深。劉秀推翻王莽後，因其本身是地方豪強起家，在抑商方面沒有王莽那麼強烈，受儒家“重義”思想的影響，提倡“以義導商”，如當時桓譚曾經上書說商人“多通侈靡之物”，而建議劉秀“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並提出了“令諸商賈自相糾告”的解決辦法，但劉秀對此奏疏“不省”，可見其對抑商的態度。

分析王莽和劉秀以儒治國的手段後，我們發現，二者還是有許多相同點的：

1、目的相同

無論是在思想、經濟、制度上的建設，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的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鞏固自己的統治。選擇儒學作為治國之策，藉助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來神化王權，王莽面對著西漢留下的爛攤子，急需要尋求儒家思想來託古改制。劉秀面對著王莽代漢造成的動盪不安，也需要儒家的三綱五常來束縛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2、都是利用讖緯登上寶座

讖緯之學是一種把經學神話的儒家學說，它流行於西漢末年和整個東漢。結合了古代河圖洛書的神話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一說，發展成為了具有統治地位的官方形態。《漢書·行志》中所記述的大量災異內容，就是漢代人對讖緯之說篤信不疑的真實寫照。對於古代的人們來說，要做點大事，首先要得到上天的首肯，授予天命，以在輿論導向中佔據有利位置，王莽以“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來代漢，劉秀以“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來為自己稱帝造輿論，兩者在用讖緯幫助他們登上寶座上並無差別。

對於最後造成的結果不同，是他們在方式方法有不同之處：

1、兩者思想上的不同

王莽在改制上的思想受到前代影響較嚴重，對於民生等問題沒有深入的瞭解，只停留在表面，側重於對《周禮》等儒家學說中的理想制度重建，而且一味的機械利用經典去解決遇到的社會問題，導致不切合實際。正如桓譚所說王莽是“嘉慕前聖之治……欲事事效古”。東漢初期凋零，社會動盪不安，劉秀深知“天下疲耗”，基於這種情況，劉秀提倡與民休息，將儒家的倫理教化和政治結合，使東漢“不十年而天下晏然。”

2、對儒家思想的應用手段不同

王莽、劉秀在統治國家上都運用了儒家思想，但是兩者在應用手段上的不同，從而導致結果上的差異。韓非說“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儒家思想在治理國家上即是儒法結合的儒術。漢元帝即位後，因好儒，提升了一大批儒生當官員，一改西漢之前提倡的“王霸雜糅之術”，朝堂之上淨是書生的理想主義。重“儒”而舍“術”，導致吏治極速腐敗，直到王莽代漢，王莽也忽略了“術”的運用，只是想利用行政命令和法律來實現古代儒家的理想主義，從他不適宜的進行井田制土地改革就可看出。

劉秀在掌權之後就很好的結合了“儒”和“術”這兩方面。如他注重儒家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設立太學、國學，把君權至上和三綱五常這些思想牢牢紮根在這些儒生的腦海裡，另一方面任用這些人為官員，既可以起到宣傳作用，又可以影響地方人民。這樣就等於把民眾的思想牢牢的禁錮在一定範圍了，非常有利於維護他的君主專制。

在上層社會，王莽的改制觸動貴族豪強的根本利益，在政權方面得不到支持，使得社會動盪。劉秀就是憑藉貴族豪強的支持起兵的，劉秀在取得政權之後，對上層“恩遇甚厚”，很好的處理了兩者之間的關係。對於中下層官員來說，王莽的績效改革沒有取得大家的贊同，降低了工資就沒有積極性，政策就得不到很好的執行。劉秀在這方面很好的調動了官員的積極性，“詔有司增百官傣，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在貧苦百姓方面，土地改革、五均、六莞都是很好的民生政策，但是因為用人不當的原因，利民變成了擾民。而劉秀的於民休息、輕徭薄賦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執行，也就取得了百姓的支持。

總之，從以上我們就可以看出王莽、劉秀在儒學治國方面差異，也就不會意外為何走的同種道路，結局卻不一樣。王莽在治理國家、治理官吏方面缺乏經驗，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因此，王莽只能說是一個合格的儒生，不是一個合格的帝王。劉秀作為一個合格的帝王和政治家，他成功的運用了教化、禮教制度、人治和權術，以達到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對於他的治國思想正如桓譚所說的是“舉網似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