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惹谁了?

周总理在1950年政协会议上说: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4月14日,网络上出现这样一篇文章,内容是批评包括英国、荷兰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出现的焚烧5G事件的。而起因不过是一句来自美国的“5G导致新冠病毒传播”的谣言。

这当然十分可笑,也需要批判。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文明的欧洲”,就更有趣。这说明,种族主义加盲目轻信,就可能引发愚昧愚蠢的举动。不论是中世纪,还是21世纪,都一样。

但是,当看到作者使用的标题时,不免愤怒。他的标题是:“白人‘义和团’开始烧欧洲了!”这就是问题了。批判别人的错误就罢了,干什么要捎带上自己的祖宗?并把自己的祖宗与西方的法西斯主义者相提并论?

对于义和团的评价,历史已经有定论,那就是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运动。周总理还将义和团运动称之为“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周总理这样说道:“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也就是新中国诞生这一改变世界格局的伟大历史事变的奠基石之一。对于这样的评价,我坚信不疑、永远不会动摇。

由于所处的时代,“义和团”运动存在显著的历史局限性,这毫无疑问。从“反清复明”这种改朝换代思想,到“扶清灭洋”这种泛化的“反洋”观念,现在看来,都值得反思和扬弃;但是,这些局限性与其所弘扬的天道正义相比,永远是支流。

历史的问题必须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去评判。“义和团”时期是什么时期?那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期。腐朽的封建主义、残酷的帝国主义、贪婪的买办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华民族头上,让劳苦大众喘不过气来,反抗的种子早就深深埋在心里。在那样的情况下,只要有火种,就会爆燃。而帝国主义的残暴、“洋教士”的伪善、“治外法权”下的嚣张跋扈以及由此产生的怒火,就是“义和团运动”最终爆发的“导火索”。在3个多月的“义和团”运动中,尽管遭到清政府的多次镇压,但是,却呈现此起彼伏、星火燎原之势,运动规模最多达到10万人之巨,足以说明怒火之盛。面对11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义和团”将士英勇顽强、无惧生死,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尽管以惨败告终,但沉重打击了殖民主义者的嚣张气焰、遏制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也动摇了晚清政府的封建主义根基。周总理说义和团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并非都是正面的,将“义和团”称为“拳匪”,把“义和团运动”称为“拳乱”的不乏其人。它既来自残酷镇压“义和团”的西方列强,也来自“先利用、后出卖、而后联手列强一起镇压”的腐败的晚清政府。对于这样的评价,我们只能嗤之以鼻。当列强把反抗其侵略的仁人志士诬称为“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么霸道、骄横、无赖的邪恶嘴脸?!究竟“义和团”是匪,还是侵略者是“匪”?让我们看看义和团起义的一则布告就清清楚楚:“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侮辱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侮辱我们。自道光以来,掠夺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衣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又想来瓜分中国。”试问,这篇“反帝”檄文,哪个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对于这样的“邪恶主义”,中国人民岂能不愤怒、不反抗?而“义和团”的反抗,又岂不是正义的呐喊、英勇的革命?将义和团称为“匪”,岂不是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

由此在看将发生在欧洲的焚烧5G设备的行为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是何等荒唐与无知。中国有去侵略他们的国家吗?有以“传教”为名搞邪门歪道、奸淫掳掠吗?有焚烧他们的国家公园和博物馆吗?没有!那么,欧洲的这些人的行径与“义和团运动”有什么可比性?如此类比,岂不是变相妖魔化“义和团运动”?

历史不容歪曲和忘却;忘却和歪曲历史都是对民族的背叛!

“义和团”惹谁了?


“义和团”惹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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