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史
序言：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以修國史備而不典兼收受賄賂罪名，詔殺宰司崔浩及"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死"，清河崔氏及崔浩姻親范陽盧氏、河東柳氏、太原郭氏等北方勢族皆受株連，盡數夷戮。據《魏書》記載崔浩行刑之日"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北魏朝野為之震動，史稱"國史之獄"。
圖解：南北朝並立形勢圖
《魏書》中關於"國史之獄"緣由論述，只是含糊其辭地點出"備而不典"、"暴揚國惡"；歷代研究者對其進行更深一步闡釋，認為即崔浩所主持編修《國史》將拓跋鮮卑所保留某類遊牧部族原始風俗放置於漢族儒家倫理標準之下衡量，顯得不合常道，有悖人倫。而崔浩則將《國史》立石銘刊，至於四通衢路之側，供來往熙攘人群觀摩議論，使得北魏上層飽受譏笑，顏面盡失。崔浩也由此直筆招禍。
例如週一良先生考察《崔浩國史之獄》中曾判斷，獻明帝死後，賀後被其父昭成帝所收娶，所以賀後前後所生既有獻明帝之子，又有昭成帝之子，諸子既互為兄弟，又互為叔侄。收繼婚制度原本起源於氏族族外婚時期，在人口資源稀缺年代，屬於對於人口這類私有財產族群內轉移及繼承，是草原遊牧部族中常見婚姻制度，無關乎道德評價。然而崔浩將其不加
曲筆避諱，明置於《國史》之內，激發已與漢族雜居且高度儒家化北魏上層深埋心底的悲怯心理，為自身及家族招致禍端屬於應有之義。 圖解：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劇照，唐國強飾
然，崔浩之案又非不加曲筆避諱編修鮮卑拓跋部早期民俗這一簡單原因可以解釋，其在表面現象之下隱藏著更深層次的矛盾與衝突，正是在下努力之方向！
崔浩主持編修《國史》一事事與太延五年（439年），而修成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前後共計歷時七載。刊刻始於太平真君七年七月，至太平真君十一年國史案發，崔浩等坐罪受誅，又記近四載。前後十一載，太武帝及恭宗難道未曾瀏覽乃至過問？《國史》修撰完成後呈上閱覽屬於官修史書例定程序，北魏《國史》當不屬於例外。況且將《國史》銘碑立石曾得到時履監國之職的太子首肯，則《國史》內容當不會包括北魏上層所無法接受政治禁忌。
再看時人對於現已亡逸《國史》評價，崔浩副手，著作郎高允僥倖於"國史之獄"中獲免，其為崔浩辯白時曾言："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時士人遊雅則評價："司徒之譴，起於纖微。" 即認為崔浩獲罪起源於毫末之事，而非《國史》中露骨表達。魏收《魏書》中對於崔浩評價中："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綜上可知，"國史之禍"中《國史》修撰一事更類似於導火索，而非背後根本原因。
圖解：崔浩被押上刑場前劇照
那麼，"國史之獄"背後深層次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以下崔浩此人的家世背景。
清河崔氏為東漢以來的世家大族，門第煊赫。崔浩為曹魏司空崔林的七世孫，崔浩父崔宏仕拓跋硅，官至吏部尚書 ，賜白馬侯。他的祖父崔悅，仕奉石虎，官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而崔浩本人仕北魏三朝 ，官至司徒。西晉後期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五胡亂華等事件並未對清河崔氏政治地位造成過大影響。自東漢以降，朝廷徵辟察舉制度下士人皆習經傳，而受業場所即為有家學淵源及傳承的若干世家大族，東漢末年袁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即為例證。由此觀之，崔浩此人儒學功底，亦不可謂不深厚——《魏書》稱其"少好文學，博覽經史"；除此之外則"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從人物背景看，崔浩既具備以復興儒家為己任的宏偉遠景，又兼具高門世家的自矜傲氣，而這兩點，無疑 在民族矛盾極端尖銳的北魏時期為他自身的悲劇結局埋下伏筆。
圖解：北魏騎馬武士陶俑
首先，崔浩此人既然精通儒術，自然鄙夷自域外傳入，當時尚未同漢文化徹底融合的佛教信仰；另外，崔浩雖對高門大族間流行的道教耳濡目染，卻似乎並不怎麼感冒。根據史書記載，崔浩"
非毀佛法"，而其妻郭氏則虔誠崇敬佛教經典，時時誦讀。崔浩對此感到無法容忍，竟勃然大怒，盡數焚燬家中所藏佛典，將灰燼拋灑至廁所中以示嫌惡。崔浩族中兄弟崔道，崔模"深所歸向"佛釋，即便路遇佛像被拋棄置於糞土之中 ，依然會對其恭敬頂禮膜拜。崔浩則對這類行為嗤之以鼻，大笑之雲："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為鼓出儒學傳播，併為國家搜取大量逋亡入寺廟人眾以充實賦稅，崔浩不惜同道士寇謙之聯合，向太武帝極力推薦道教，使之獲得準國教地位，並建議毀禁佛教。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納崔浩之言 ，禁佛教，毀經像塔寺，坑殺僧人。佛教自傳入中原以來第一次空前地遭到毀劫。就連當時道教天師寇謙之對於崔浩滅佛之力度及殘酷程度深感不安，曾向崔浩屢次苦爭建議停手，而崔浩則絲毫不為所動。吾知：如是，北魏建國後佛教勢力盛極一時，受到拓跋鮮卑上層青睞以致於當時貴族紛紛皈依。崔浩力主推行毀佛運動並將佛視為"
胡神"，無疑與鮮卑貴族結怨。鮮卑貴族自然無法將毀佛罪名羅於太武帝，故而集體仇怨崔浩妖言惑主。崔浩政策得以施行之根基異常薄弱，完全依賴太武帝信賴及恩寵，一旦太武帝觀念轉變不再偏袒及包庇崔浩，崔浩同篤信佛教的北魏鮮卑貴族間矛盾就會不可避免地爆發。
圖解：展現騎射場景的北魏畫像磚
此外，崔浩自幼深受傳統儒家倫理薰染，又生長於高門深宅，他的政治理念能自然便會發展為門第與儒學相結合之士族政治。
《魏書》記載其"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
即按照家世貴賤及儒學素養褒貶品評人物。在崔浩評判體系之下，依賴武功獲得勳爵的鮮卑貴族被置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中原氏族認為其"以塞外淳樸之人，南入中原，變易風俗"，胡漢間隔閡及儒士文化自矜依舊明顯；另一方面，勝利者的優越心態及文化上的低微自卑形成鮮明反差，使得鮮卑拓跋部作為征服者又對中原士族言行極度敏感。太武帝時，崔浩曾向同僚稱讚太原王氏（永嘉之亂後南渡大族之一，屬東晉南朝煊赫門閥）王慧龍的遺傳性大鼻子，稱之為"貴種 "並希望將女兒許配與他。這惹得拓跋貴族長孫嵩聽後很不舒服，指責崔浩"歎服南人，則有鄙訕國化之意。"
這使得太武帝勃然大怒，崔浩只能免冠謝罪。拓跋貴族對於高門態度始終搖擺於拉攏為其所用與提防大族所具備龐大社會影響力之間，從崔浩國史之獄牽連四族族滅一事來看，國史之獄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守舊派鮮卑貴族及以崔浩為代表中原士族在北魏早中期錯綜複雜的矛盾。
獨評
我個人認為，"國史之獄"當屬拓跋鮮卑守舊貴族勢力暴力抗拒漢化進程的事件，所反映的是作為軍事征服者的拓跋鮮卑部族面對較其經濟、文化均更為發達漢族士人的深層次自卑心態。而力主推行儒家倫教及實行士族政治的崔浩，
無疑成為特定時期下民族矛盾的犧牲者。這類漢化及反漢化事件屢見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早期歷史中。然而這類暴力行為註定屬於徒勞，"國史之獄"所反映即為拓跋鮮卑已採納儒家倫理規範審視其早期歷史，而半個世紀後孝文帝遷都洛陽則推行更激進更徹底更全面的漢化政策。馬克思曾高屋建瓴地總結："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
這句真理已足以為無數歷史註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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