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看似细小之事，却能撬动全局，导致局势失控而崩盘。
此种现象，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往往一些细小的历史事件，却能导致后面一连串的大事件发生，让宗庙倾覆，社稷不再。
熟知两晋史的人都知道，东晋亡国的最大原因是桓玄内乱。
桓玄内乱是怎样发生的？
公元398年，有一个叫庾楷的人，担任豫州刺史，为了夺回被圣命划出去的四郡之地，撺掇手握重兵的王恭、桓玄、殷仲堪、杨佺期，加上庾楷自己，背叛东晋朝廷，五路大军，杀向东晋都城建康！
对东晋朝廷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庾楷，成了压垮摇摇欲坠的东晋朝廷的第一根稻草。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晋纪三十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内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朝廷不许。楷怒，遣其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复秉机权，过于国宝，欲假朝威削弱方镇，惩艾前事，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许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趣京师。
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晋室在天下人心里的地位陡然下跌，光环不再。各地官员趁机拥兵自重，搞独立王国。朝廷大小事等，须与不少地方官吏商议，方能施行。也就是说，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分软弱。
此时东晋皇帝叫司马德宗，此人是个白痴，生活起居靠人照顾，根本不能治国理政。朝政大权，被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把持。
注：司马道子是司马元显的生父。
司马道子父子俩利欲熏心，胡作非为，把朝事处理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
朝中奸臣王国宝、王绪等人胡作非为，广大军民怨声载道。
司马道子父子宠信、纵容王国宝、王绪等人的行为，使东晋朝廷的公信力跌至冰点。
偏偏此时，司马道子为了巩固权力，耍起了小聪明，割让豫州刺史庾楷名下的四郡之地，让江州刺史王愉管理，以此削弱庾楷的实力。
这一举措，恰似捅了马蜂窝，庾楷不服，立即上疏，说我的四郡之地如果割给王愉管理，那我抵挡北方胡族的力量就小了，怎么拒敌啊，要求朝廷收回诏命。
司马道子哪里肯依，直接拒绝了庾楷的要求。
庾楷大怒，派儿子庾鸿游说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说司马道子家族专权误国，强行割豫州四郡，用朝威削弱方镇。如此下去，方镇大员实力一步步削弱，早晚会被司马道子家族收拾掉。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打出旗号，清君侧，靖国难！
王恭一下子被庾鸿说动了心，去年王恭小试牛刀，京口起兵，声称除去王国宝、王绪这样的奸臣，否则不收兵。司马道子妥协，斩了王国宝、王绪，说了一大箩筐好话，王恭才退了兵。
这一次呀，王恭正好借司马道子切割豫州四郡之事做文章，讨伐司马道子父子，夺回朝廷决策权。
也就是说，王恭起兵成功的话，他代替司马道子，做东晋的丞相。
相对司马道子父子来说，王恭的硬实力虽然不够，但软实力很强。因为王恭出身名门望族，文才高，德行也不错，是当时东晋数一数二的名士。
王恭不傻，知道自己和庾楷绑一块，也打不过司马道子父子掌握的军队，遂联络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三路诸侯，约定起兵日期，讨伐司马道子父子。
司马道子慌了神，二十出头的司马元显头脑活络，冷静分析形势，派庐江太守高素策反王恭麾下大将刘牢之，要求刘牢之反水，站到朝廷这边来。事成之后，王恭的位置，就由刘牢之替代。
刘牢之想到王恭为人清高自负，对他多有怠慢（其实王恭不认为怠慢），加上官位诱惑，遂背叛王恭，站在司马道子这一边。
这下子，可不得了啦！
刘牢之指挥的北府军，是东晋朝廷的大杀器，最精锐的军队。这支军队曾在淝水之战中，以八万精兵击败前秦的八十万大军，立下盖世奇功。
谢玄过世后，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刘牢之成了北府军的实际指挥者。
在名义上，王恭是北府军的最高领导，但刘牢之的话，更能博得北府军将士的信任。
如今刘牢之突然转向，王恭的实力大大缩水，被司马道子父子修理得体无完肤，成了光杆司令，狼狈逃向桓玄掌控的地盘。
很不巧，王恭途中被司马元显的部下擒获，不久，被斩于建康城外的倪塘。
后来桓玄、殷仲堪、杨佺期发生内讧，讨伐司马道子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至于庾楷，运气比王恭好那么一点，被司马元显的兵马击败后，和王恭一样，也成了光杆司令，投奔桓玄。
此后发生桓玄之乱，桓玄起兵，击败司马道子父子，基本清除司马道子父子势力，主宰了东晋的政局。
桓玄一点不比东汉末年的董卓好，使东晋朝廷进一步被边缘化。此公在任期间，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导致内外积怨，民心思变。
公元404年2月，蛰伏多年的原刘牢之部将刘裕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很快消灭了桓玄势力，表面上支持东晋朝廷，实际培植私人势力。
420年，刘裕废除晋恭帝，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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