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為了實現正義的社會條件，柏拉圖設計出國家的三個階層以及各自的職能分工，從而給社會秩序的討論劃上句號（427d–434c）。在後來的傳統中被稱為“柏拉圖四大美德”——
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第一次被完整地呈現出來。虔誠不再被視為美德，因為宗教實踐應該留給傳統和德爾斐阿波羅神諭（427b-c）。正義的定義是通過一個排除的過程來發現的。如果一個城邦有四種美德，那麼正義必須是在其他三種美德被確認之後才能留下（427e）。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雕像
蘇格拉底指出了這四種美德在維護社會秩序中所起的作用：智慧是唯一純粹的知識美德和統治者的專屬財產（428b-429a），勇敢是士兵特有的美德（429a-430c）。蘇格拉底很難解釋它的本質，因為它是信仰和堅定不移的性格的混合體。節制（430d-432a）也不是一種智力上的優點，而是一種信仰與支持秩序的特定傾向的結合。這是一個所有階層都認同的關於統治權的信念（431e）——一個基於“秩序狀態”、“和諧狀態”和“融洽狀態”的信念。通過這種信念，國家中的上層階級控制著下層階級的快樂和慾望。
對正義的認同，是因為蘇格拉底（432d–434c）突然“發現”正義是一個原則，這個原則一直在模範國家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作用，即每個人都要“做自己的事，而不干涉別人的事”（433a）。
節制是關於“誰該統治與誰該被統治的和諧”，而正義作為“做自己的事”可能代表一種更為活躍、範圍更廣的精神狀態，因為它的任務也是確保“任何公民都不應該佔有屬於別人的東西，他自己擁有的東西也不能被剝奪”（433e）。
但是，既然蘇格拉底沒有進一步闡述正義和節制的特質，那麼正義和節制在城邦中的作用上似乎差別不大。當與個人靈魂中的美德聯繫起來時，正義和節制的區別遠沒有在整個城邦的情況下那麼成問題。因為在個人靈魂中，內部的自我控制和外部的自我約束顯然是不同的態度。因此，美德不再侷限於知識，它們還包含正確的和諧一致的信念和態度，這些延伸的觀點彌補了在早期對話中對某些美德的解釋上的不足。
建立城邦和靈魂的同構性結構的承諾並沒有被遺忘。在對四種美德進行了界定並分配給城邦的三個階層之後，研究轉向了靈魂中的美德的地位和作用。靈魂包含三個部分，對應城邦中的三個階層。柏拉圖讓蘇格拉底保留自己程序的充分性（435c-d），並謹慎地證明了他對靈魂體系的劃分。
事實上，在早期對話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靈魂由不同部分構成，非理性的慾望被歸因於身體的影響。相比之下，在《理想國》，靈魂本身成為慾望的源泉。
理性和慾望之間的區別顯然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為理性法則和各種不理性的慾望之間的對立是眾所周知的（438d–439e）。不同於理性和慾望，第三個部分即“精神上的”或勇敢的部分的存在是很難證明的。
但憤怒的激情被視為一種精神力量的證據，這種精神力量既不能還原為理性，也不能還原為任何慾望。它更像是一種秩序井然的靈魂中理性的盟友，一種反對不受控制的慾望的力量（439e–441c）。
這就證明了靈魂中有三個部分與城邦中的三個階層相對應，即統治者智慧中的理性部分，士兵勇敢中的精神部分，其他人身上的慾望部分，其動機是物質的獲得。
匈牙利布達佩斯正義泉
關於靈魂三分的討論為蘇格拉底將正義與非正義進行最後的對比奠定了基礎：在城邦裡，如果三個階層的成員都關心自己的事情，就有正義；在個人的靈魂裡，正義同樣存在於履行自己職能的每一部分。實現上述的前提是，靈魂的理性和精神部分已經接受了恰當的訓練和教育去控制慾望部分（441d–442a）。
其他三種美德隨後被分配到靈魂的各個部分。勇敢是精神部分的優點，智慧是理性部分的優點，節制是三者之間誰應統治誰應服從的許可，正義變成了靈魂的整體統一的品質（443c-e）。
因為，正義的人對外不干涉別人的事，對內協調了靈魂的三個部分。正義是秩序與和諧，它是城邦或靈魂的一部分對另一部分的反抗。靈魂中的正義和不正義，就好比身體中的健康和疾病，這種比較足以使考察達到預期的結果。如果正義是靈魂的健康與和諧，那麼不正義必定是疾病與混亂。
顯然，正義是使擁有者快樂的靈魂的一種良好狀態，而非正義則恰恰相反。正如頭腦正常的人不願意和一個疾病纏身的身體一起生活一樣，誰也不願意和一個患病的靈魂一起生活。因此，關於正義的討論已經達到了第四卷末尾所承諾的目標。蘇格拉底已經接受了格勞孔和阿德曼圖的挑戰，證明了正義本身對擁有者的靈魂是一種善，比不正義更可取。
除了理性和秩序是至高無上的事實之外，關於公民的生活方式幾乎沒有提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這一缺口將被第五卷中對沒有私財和家庭的公共生活的描述所填補。更重要的是，關於統治者及其特殊的知識沒有任何說法。這是一個關鍵點，因為正如對三種“劣等”美德的定義所表明的，它們的品質取決於統治者的智慧。
蘇格拉底用一個極端性的觀點來解決這個問題：“除非哲學家作為國王進行統治，或者那些現在被稱為國王和領袖的人真正地、恰當地哲學化了，否則城邦和人類都不會遠離罪惡。”（473c-d）
此論題開始討論哲人王的知識，以及他們的成長和教育，並延續到第六和第七卷。因為此論題還介紹了哲人王知識的特殊對象，所以它們提供了關於善的狀態和善的靈魂的整個概念的形而上學的基礎。因為“善的相”是所有存在和知識的最終來源。
對教育計劃的結果可以做一個簡短的總結。未來的哲人王，無論男女，都是從接受普通文化訓練的守衛者中挑選出來的。如果他們將道德的堅定性與思維的敏捷性結合起來，他們將接受嚴格的高等教育，這將為他們從感官世界上升到智慧和真理的世界做好準備，這種上升的階段可以用洞穴比喻（508a-518b）來概括。為了實現這一提升，學生們首先必須接受為期十年的預科教育：算術、幾何、天文學以及和聲學（518c-531c）。
然後，他們才能接受“辯證法”這門主修科學的訓練，這門科學能使擁有者以系統的方式處理真正知識的對象。這項學習需要再持續五年。成功的候選人隨後被送回洞穴，作為普通政治生活的管理者，任期約15年。五十歲時，統治者被授予追求哲學的權利，同時還要階段性地參加城邦政務的管理工作，這樣就完成了對哲人王的教育和活動的描述（539d–541b）。
儘管這種由思想貴族設計的專制統治受到了很多抨擊，但是對柏拉圖政治理念的評價必須侷限於其設計初衷是為人類提供他所說的那種幸福。
無論我們是否接受他的善的整體原則作為政治秩序的基礎，柏拉圖的模範國家至少在理論上具有保證外部和內部和平的優勢。在一個受到外部戰爭和內戰不斷威脅的社會里，這絕非易事，而且往往會以整個城邦的毀滅而告終。如果每個公民都做他天生適合做的事，職能分工就能保證高效率。
真理鑿成磐石
但是，除了安全和物質需求之外，公民的需求又如何呢？他們是不是隻能在工作的過程中找到人生的滿足感？柏拉圖似乎是這樣認為的。
他通過具體的慾望和各自的善來表述每一個階層（581c）：哲人王是智慧的愛好者，士兵是榮譽的愛好者，工人是物質的愛好者，他們通過所珍視的東西儘量去獲得滿足感。
柏拉圖顯然認為只要人類達到了他們所珍視的目標，他們就會幸福。儘管這個概念接近於對所有公民的“偏好滿足”，但柏拉圖將每一個階層與相應的善綁定的做法令人反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第三階層的公民——他們只貪圖物質財富。
這種對人性的“還原性”觀點不僅違背了我們的常識，它也違背柏拉圖自己的道德觀點，因為所有的人類靈魂都由三個部分組成：理性部分、精神部分和慾望部分，它們的健康與和諧構成了靈魂和國家的幸福。那麼，為什麼要把第三階層貶低成只有慾望需求的動物呢？難道柏拉圖的這種觀點只是在發洩反民主的情緒，表現出對烏合之眾的蔑視？
不過，他至少擺脫了工人僅僅是上層階級的奴隸的嫌疑，因為他明確地給予他們自由享受他拒絕給上層階級的一切常用的東西：“其他人擁有自己的土地，建造寬敞漂亮的住宅，置辦各種傢俱，為諸神祭獻，款待客人。當然，還擁有你剛才提到過的金銀財寶，以及他認為最幸福的人應當擁有的一切。”（419a）
但是除了這些自由，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第三階層的成員明顯被忽視了。比如，沒有為他們提供教育，因為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參加了守衛者的音樂和體育訓練。
柏拉圖似乎迴避了他自己的觀點，即所有人都有一個不朽的靈魂，必須盡其所能地照顧它，因為他不僅在《斐多》中提出了這項要求，而且將在《理想國》第十卷結尾的厄爾神話中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加以證實。
上層階級的傳統生活方式似乎也遭到柏拉圖的反對。士兵的音樂和體育訓練是嚴格規定的，他們必須滿足於遵守法律，以維護城市的內部和外部和平，並在戰爭中表現英勇。他們過著簡樸的營地生活，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但即使是哲人王的生活也留下了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不能擁有世俗的慾望，並需要在“洞穴”裡履行多年的行政職責。他們的智力追求也並非完全令人羨慕，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哲人王不僅有兩份工作——違反了“一人一職”的規定——他們既要負責行政工作，又要負責哲學思考。他們也不享受開放式研究的樂趣，而是需要接受一種心理訓練，這種訓練的目的是把他們的思想從世俗享受中轉移出來，以便只專注於對“諸相”的沉思。
學生們不應為了只顧觀看美麗的星空而伸長脖子，而是要以純粹的幾何方式關注物體的理想運動。他們不必去聽任何可分辨的和聲，而應該把和聲上升為數學。宇宙並不像柏拉圖在《蒂邁歐》
和《法義》中所說的那樣值得讚美，其明確目的是為公民提供道德和智力上的支持。考慮到哲人王們在《理想國》精神活動的這些限制，聲稱他們的生活比暴君們快樂729倍（587e）顯然是誇大其詞，即使他們享受著純粹的真理所充實帶來的快樂，而其他人只享受真實的假象（581e-588a）。儘管《理想國》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進步，但在我們看來，柏拉圖的理想國似乎遠不理想。該系統就像一臺機器，每個人都有其指定的功能，但鑑於不允許偏離預設的模式，它的特性令人厭惡。如果創新被禁止，就沒有空間去創造和發展。
柏拉圖似乎預先假定，一個人的功能的實現足以確保他的幸福，或者至少這是通過“功能”觀點擊敗特拉西馬庫斯（352d-354a）的論述所暗示的。對一個有生命的事物來說，如果他能發揮自身的功能，就會“做得好”，做得好意味著“生活得好”，生活得好就等於生活得幸福。
以史為鑑
儘管蘇格拉底對特拉西馬庫斯的反駁缺乏對正義的優越性的證明，但功能觀點卻沒有被否定。相反，柏拉圖理想國的基礎是“一人一職”原則。但是把每個人的活動限制在一種工作上似乎是不人性的，即使這種限制可能是最經濟和最有效的。這些特徵足以使柏拉圖理想國的生活讓我們難以接受，更不用說這裡沒有探討過的某些其他特徵了。
最讓我們感到奇怪的是，柏拉圖對其公民生活的描述，甚至沒有強調這個對他的社會秩序更為有利的因素，即每個公民都會為自己的工作和產品感到驕傲和高興，在他們看來，這是對社會福祉的寶貴貢獻。這尤其適用於第三階層的成員——裁縫、木匠、醫生、建築師、水手，以及所有那些被冠以“貪財”之名的人，因為他們畢竟生產了城邦所需的物質產品，而沒有這些產品城邦是無法運轉或存在的。
柏拉圖是否注意到這個事實以及他理想國的藍圖的其他缺陷？我們只能猜測，柏拉圖並不關心使他的城邦更“宜居”的條件。他的目標相當有限：他想提出一個模型，並找出它的基本特徵。
柏拉圖並沒有試圖預測和解釋歷史進程；相反，他想解釋每一個典型的政治體系的建成和衰落，以及其領導人的心理。柏拉圖發現無論是榮譽、財富、自由還是慾望這些價值觀的基礎，，都植根於不同類型國家的法律之中。
柏拉圖不太可能假定這些類型有典型的代表性，儘管有些歷史狀態可能比其他歷史狀態更接近代表。考慮到柏拉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運轉良好的國家的模式，他不需要也不必擔心，因其內在衝突導致城邦的衰落和公民靈魂的腐朽弱化了他的理想國的特徵。
如果專注於一個模型的決定解釋了柏拉圖政治遠見中某些不人性化的特徵，那麼他是否意識到在一個高效運行的社會中，“政治動物”只被賦予一個單一的功能的侷限性？柏拉圖是否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對理想國的公民來說，生活並不是非黑即白，他們有自己的目標和目的，而不願被當作沒有思想和慾望的機器？
結語
儘管《理想國》中針對上述問題提出過一些建議，但從本質上並沒有改善他的觀點。我們從柏拉圖中期的其他著作可以看出，他認為重點關注並優先考慮個體靈魂的狀況，比關注社會的需求更有成效。
閱讀更多 哲人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