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1582~1664年） 字受之，號牧齋，是清初詩壇的盟主之一，被後人奉為
“開國宗匠”，“江左三大家”之一，更被人稱為“兩截詩人”。有人認為錢詩“原本杜陵”。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的詩歌造詣亦確實達到了一種近代以降不可逾越的藝術高度。
錢謙益畫像
然而，說到他的人品，卻實在是不敢恭維。用“奔競熱衷，反覆無端”（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 ）儘可概括其一生仕進中的醜惡嘴臉與陰暗心理。有人用“一失足成千古恨”來形容他降清的變節行為，我以為是很不準確的。
錢之所以毫不猶豫，不知廉恥地投降清軍，且在豔妓柳如是面前表現得如此委瑣卑下，實乃不為一念之差，確乎為仕進文人之卑鄙勾當也。作為士子，他可能永遠遊離於官海宦塵之外，緣此而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保持住對統治階級和一切統治文化思想的有距離批判。
柳如是畫像
反之，作為士子，整天為仕途而奔波，試圖在“士”左加上一個單人旁，亦就不得不以人格和操守作為犧牲的代價，亦就不得不在韜光養晦之中用盡心機去鑽營。這樣的士子已經全沒了真正文人的氣質，只不過是政治角鬥場上的一顆走卒而已。
錢謙益二十八歲（1610） 就考取了進士，但一直不得意，直到十年後的泰昌元年（1620）才“詣闕補官”，可是他的官運不濟，很快就遭到彈劾被罷了官，隨後就奉旨消籍南歸了。一方面是心灰意懶的悲切，“門外天涯遷客路，橋邊風雪蹇驢情”；一方面是想歸隱田園，“耦耕舊有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他能否如陶潛那樣永辭宦海呢？
錢謙益畫像
我估計，錢謙益這種懷才不遇的人，一定在等待重新“出山”的機緣。
錢謙益終於等來了1627年，是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駕崩，思宗朱由檢即位，在大赦天下，歌舞昇平的喧器中，他被重新奉詔入朝任職，在欣喜若狂中，他寫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聞登極恩詔有述》一詩，詩中有“旋取朝衣來典庫，還如舞袖去登場”句，可見其得意之狀，與“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李太白並無二致。
當第二年（崇禎元年）七月應召北上，出任禮部右侍郎時，寫就了《戊辰七月應召赴闕車中言懷十首》，對浩蕩的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風揮老淚，餘生何以答殊恩？”。但未料到僅僅任職三個月，又遭到禮部尚書溫體仁的陷害，非但不得會推入閣，反被崇禎皇帝在文華殿以一紙聖令再度削籍南還。
李白畫像
錢謙益苦等了好幾十年，也未被重用。直到崇禎的死，才給錢謙益的仕途帶來了一線希望。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建立後，為了爭奪禮部尚書一職，他不惜與敵為友，同閹黨權奸馬士英、阮大鋮沆瀣一氣，徹底背叛了東林，背叛了江南士子。
我想，如果從錢的本位來說，此次失節可能是因為仕途坎坷半生造成的心理壓抑的巨大反彈，使其不顧顏面而賣身投靠。那麼，南明弘光小朝廷尚未完結，也就是他任禮部尚書才幾個月時間，就又大開城門迎接多鐸的軍隊，成為明清之際有名的降臣。
南京
作為一個反反覆覆，幾經滄海的文人，錢謙益之所以創下了文人變節的歷史紀錄，箇中緣由是不難想見的。你如果用人格和操守去衡量他，已是完全沒有必要了，也是一種價值觀的錯位。
說句大實話，像錢謙益這樣的文人，一旦進入了“仕途”的迷狂，馬上就開始銷蝕自身的文人氣質，銷蝕一個做人的良知和操守，唯有此，才可能加入仕途的角鬥，否則，你連進入角鬥場的
“入場券”亦休想得到。
江南
所謂文人無行，則是特指這些政治角鬥場上的鑽營文人。身為東林黨的魁首，他投靠馬阮閣黨，是以江南士子的人格做賭注的。身為朱明重臣，他舉起白幡投降清軍，則是以大漢民族的靈魂作祭品的。
叛逆變節行為，即使是其敵人，也不屑之，乾隆寧可把陳子龍這樣頑抗的敵臣大加褒揚，也決不給叛徒一席之地，他明詔，任何錢氏著作，包括錢作序的著作一律抽毀，不得出版。因此，錢氏的
《牧齋初學集》和《牧齋有學集》塵封了一百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在上海刊印。閱讀更多 虎虎聊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