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銅奔馬出土50週年學術活動上，何雙全教授有關銅奔馬斷代的學術主張，引起廣泛認可。雷臺漢墓被誤叫了50年，現在應該還原陵墓的真實年代，相信不久，銅奔馬和雷臺古墓應有突破性的學術攻關成果。
首先，雷臺古墓應是前涼古墓。何雙全教授認為，墓葬年代是該墓的關鍵所在，一切問題由此而產生。我們提出它非漢墓而是晉墓，是基於近十年來在河西發掘漢晉墓所感悟。從1984年以來，我們在武威韓佐五壩山、武威市區西關、敦煌辛店臺（飛機場）、武威柏樹早灘坡等地發掘了一大批西漢、東漢、晉、前涼、唐代五個時期的各種墓葬，再結合1972、1977年發掘的嘉峪關和酒泉丁家閘晉、十六國墓，綜合對比研究，使我們認識到：儘管河西的漢晉墓比較複雜，但也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劃分它們之間的界線並非難事。只要將這些資料做系統排比，可以列為：漢→晉→前涼三大段。漢墓包括西漢中晚期、新莽、東漢三段，往往同屬一墓地，比較集中，未見有晉墓夾入者。如五壩山、磨咀子墓群，基本特徵是：西漢、新莽時期以土洞為主，東漢出現磚室。結構相同，即單室或雙室、狹長的斜坡墓道、小型耳室、土坯封門、室內多弧頂，也有人字頂。磚墓用磚大而厚重，火候不高。隨葬貨幣，有五銖和大泉五十兩種，陶器組合：罐1、壺2、盆1、灶1、奩1、倉1，棺木不見鐵釘，榫卯套合，黑漆髹棺，棺呈長方形。墓的規模有大有小，一般為二人合葬。晉墓和前涼墓往往同屬一地，多見紀年青瓷瓶和木牘文牒，故時代明確，以武威旱灘坡、西關、敦煌辛店臺、酒泉晉墓（武帝司馬炎咸寧至愍帝建興）為例。其特徵是：墓葬結構一改東漢葬俗，厚葬峰起，一般規模均較大，普遍用磚砌築，地表有高大的墳堆，斜長的墓道，並豎石為志。墓室均較深，由門、甬道、前中後和耳室組成。多盝頂、穹隆頂，頂中嵌方磚藻井蓮花圖案，又有用黑白二色裝飾室內者。墓門口上方皆構築仿木構建築照牆，裝飾或用磚雕、或用彩畫。用磚皆長條灰色，薄而堅、火候高，長32-38、寬16-19、厚4-5釐米，幹砌，間夾砂土或小石子，不用草泥，主室內四角築燈臺。陶器組合，首先是成套飲具（釜、甑、壺、盆、罐、缽、碗等）置於前室左右耳室，並用磚築成灶和案，組成了廚房場景。其次前室佈置碗、盤、碟、杯、燈等日用器具，顯得井然有序。後室置棺，常見鐵釘封棺。隨葬貨幣有半兩、莽錢、五銖，以五銖為主，品種甚多。墓均早期被盜。前涼墓（321--368年），以武威旱灘坡和敦煌辛店臺為例，其特徵是：墓葬結構、規模承襲晉代之風，高大宏偉、結構複雜，但僅僅是空架子。磚墓漸衰，以土洞為主，無裝飾，隨葬物少而粗糙，金屬品少見，大都用木器，錢幣量少質劣。由此看出，河西漢晉乃至前涼墓的盛衰與當時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其鼎盛期在西晉一代。我們把雷臺墓與之相比，完全符合這一實際。如規模、結構、形制都與上述晉墓一脈相承。甚至那些細微處也不例外，如仿木建築照牆、藻井圖案墓頂、用磚、築墓法、室內裝飾，隨葬品中的陶器、銅叉、銅削、琥珀珠等與敦煌辛店臺晉墓出土者基本相同。又如銅俑、銅馬、銅獨角獸、木牛（原文如此，疑為“銅牛”——“哲學家的客廳”注）與武威旱灘坡19號前涼初期墓中的木俑、木馬、木牛、木獨角獸，不論是造型，還是著彩都基本一致。又如所出錢幣與嘉峪關、酒泉晉墓出土者亦相同。所有這些共性，明確告訴我們雷臺墓非漢墓，其相對年代應在晉末前涼初，即愍帝建興元年（313年）以後。這是大勢所趨，鐵證如山。
其次，幾十年來，人們從雷臺出土物銘文入手，認為“冀張君”即為墓主人，他的官職為“守張掖長”。至於張奐、張繡、張江等，以銘文為入手，選擇東漢時期的張姓顯貴，挖其隱潛，頗似“拉郎配”，沒有完整可信的學術鏈。有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見解，刻意隱瞞出土器物的其他證據。就是說，研究方向一直就存在片面性、趣從性、盲目性。
何為片面性？迷信銘文，以銘文為綱，罔顧出土地域環境和同類古墓的橫向聯繫；迷信“左騎千人官”這一東漢官職，罔顧魏晉地方性官職變異，硬鑽東漢武威歷史名人的死衚衕；迷信“四出文五銖”是東漢靈帝時期鑄幣，沒有幾人願意在考證這一論斷的失誤上發出不同的呼聲。
何為趨從性？在銅奔馬的研究問題上，看似人喊馬叫，其實寂寞無幾，文博系統有許許多多的專家擅長為某方面的所謂權威站臺，人云亦云，暴露其學養的淺薄和時俗功利。目前為止，大多的聲音在考據馬踏的到底是什麼鳥這樣一個避重就輕的話題，對雷臺墓的斷代和墓室出土器物的綜合研究，沒有有理有據的發聲，沒有對銅奔馬的文化內涵做出丰度闡述。
何為盲目性？縱觀幾十年銅奔馬研究的諸多論文，多為片面切入，自圓其說；有的人從小概念入，從大概念出；各自為陣而從無學術聯合攻關意識；沒有系統的研究總目，也就是說，直到今天，銅奔馬的研究還沒有建立起考古環境學、文化比較學、考古方法學、歷史索隱學、姓氏倫理學等等的框架。
第三，東漢、魏晉、十六國武威史學沒有基礎，還潛隱在典籍中，沒有得以系統的挖掘整理。縱觀幾十年銅奔馬研究的諸多論文，這一時期的武威史引證，嚴重存在同質化、傳抄化，引證史料缺，大同小異。銅奔馬的研究，應當基於東漢、魏晉、十六國武威史學、文學、姓氏學 和河西文化遺存的廣泛根基，缺一不可。
這些話是共性的問題。銅奔馬的研究經過50年，現在又在相互否定，近乎歸零。“四出文五銖”是東漢靈帝時期鑄幣這一觀點被否定，“左騎千人官”這一東漢官職遭遇質疑，墓主人疑似張奐、張繡、張江等逐一被否定。唯獨站住腳的是何雙全的考古環境學觀點。
大浪淘沙！雜駁觀點的歸零，等於銅奔馬研究有了突破點。第一，銘文的全面考查提上了桌面。除了“左騎千人守張掖長”等銘文，還要重視“張家臣益宗”、“臣李鍾”、“臣李”、“家奴”等之前被忽視的證據，恰恰這些銘文，在說明雷臺古墓的主人屬於王侯的等級，在說明雷臺葬品是他人贈送的。除了被盜和1969年遺失的，230多件雷臺古墓的出土物無法復原既定位置，銅車馬儀仗俑的佈置必然存在差錯和不確定性。既然如此，為什麼許多人還繼續要根據今人佈置的車馬站位去考證古墓器物的原有站位？學術界怎有削足適履的做法？
第二，墓主人的斷代已從東漢擴大到十六國時期。早在90年代，有人就質疑銅奔馬不是漢代的，而是晉代的。這就使一些人敏感起來，包括官員和斷定馬是漢代的專家。官員認為，馬如是漢代的，那麼，雷臺古墓就不叫雷臺漢墓；有些專家為了捍衛70年代的斷代，也在阻礙研究繼續向前。其實，如果銅奔馬是晉代馬，一點都影響馬的藝術價值；並非漢代的早的東西，就是值錢的有影響的，這一認識誤區應予拋棄。隨著近來研究的推進，大多專家默認雷臺漢墓為前涼國王之陵墓，而且證據鏈齊全。如果是前涼國主陵墓，銅奔馬的歷史價值將更大，雷臺古墓的歷史地位會更高。
本人在此補充一些姓氏方面的史料，以備研究者參考。雷臺墓最終將向張軌家族方面傾斜，張軌的世襲和履歷，何雙全教授可能由於研究倉促，有所誤差。在此補充：
《晉書》“張軌傳”記：張軌為常山王第十七世孫，《十六國春秋》為“十七世”。如平均一世正常按35年計算，則250-280年間為十五世張軌，與史吻合。如十七世，則張軌出生在320年以後，顯然不符。常山王為西漢初張耳的封號，都城在冀，史書記其系大梁人氏。本人輾轉獲取〈大梁張氏譜系》，查核其中的漏失，理出從張耳到張軌的世襲表，為十五世：
張耳----張敖（前182年死）——張侈——張星——張廉——張胃——張宥——張基——張校——張元——張貢——張達——張載——張烈——（張溫、張悌一作張錫）——（張肅、張軌）
從風水學角度看，雷臺古墓座庚向甲，是典型的庚三甲佈置，水自坤來，出艮，是王造之象。可惜缺氣，艮位低陷，子孫壽不長。又造靈淵池補氣。試想，如非涼州之能開府者，誰敢動役民工開挖大池？所以，風水角度看，屬於前涼張氏家族墓，其三甲正布，屬豬的張軌才能興旺子孫，屬兔的張實才配此墓。
從張軌的著名卦《泰》之《觀》看，初九爻為墓，是海中金，主座向為庚辛金，與雷臺古墓座向一致。從九二爻人位寅木看，屬兔的張實和張駿應是雷臺墓主。
基於種種考慮，雷臺古墓1、2應為張軌家族的陵墓，不排除還有3號、4號墓的可能。雷臺古墓是張實的可能最大。也可能是張軌為其先祖張耳所建的衣冠墓，取名靈鈞，以應上天東井。目前尚無過硬證據鏈，留待專家參考研究，以期突破。
附本人2004年發表在《武威文史資料》上的小論文，或許能拋磚引玉：
張軌早期仕歷考述
李林山
前涼國的奠基人張軌（255-314），46歲之前的生平事蹟，各種史書鮮有記載，《晉書》中簡短的記述，又與史實不盡相符。張軌早期的生平事蹟，目前學界存在三種疑問，特考補如下：
張軌出生地問題
張軌(255-314),寓居河南宜陽,祖籍安定烏氏人(一說寧夏固原人,一說平涼人,一說涇州人)。考：西晉安定郡，屬涼州刺史部轄，北抵今白銀，西接隴西，東達寧夏固原，南跨涇陽。烏氏，安定郡屬縣，跨甘寧二省之固原、平涼。張軌家族“世居孝廉”，在晉九品中正制度下，理應居縣城或郡城，則不可能處固原一帶的鄉里，排除固原的可能性。
歷史真實情況是，張軌家族早在張軌祖父張烈時，即因官遷居河南內黃縣（今河南杞縣）。張烈在曹魏時期，任內黃令。子張溫官至太官令，“秩比六百石”，掌管皇帝御膳。張軌幼年時，張氏家族居宜陽，有史可證：“欲遣主薄尉髦奉表詣闋，使遣脂轄，將老歸宜陽。”“老歸宜陽”，可證張軌在宜陽有田居之所。至少在出生至10歲前，張軌在宜陽老家生活過。
張軌家族可能離開祖籍安定烏氏的時間更早，但能明確推斷的年限，應是張烈仕內黃令時。張軌及其子孫據涼境割據一方，安定郡烏氏縣也屬前涼之境，但張軌及其子孫並未留有去安定郡鄉祀的任何資料。可見，張軌家族被史書冠以“安定烏氏人”，系郡望雅榮的緣故。安定郡是中國張姓最重要的郡望地之一。唐人杜寶撰《姓纂》，列安定等43地為張姓郡望；北宋人陳彭年撰《廣韻》，列安定等14地為張姓郡望；明代宋濂撰《張氏譜圖》，列安定等43地為張氏郡望。《廣韻》、《張氏譜圖》等書，亦列“武威”為張姓郡望。近年，寧夏固原、甘肅涇川二地爭注張軌為各自邑人，涇川人甚至考訂今人張藝謀為張軌後裔。這些紛爭，實乃一廂情願。公允的史實是，張軌祖父輩時期就已居河南，“安定烏氏人”，系郡望。
張軌早期仕官問題
《晉書》述張軌早年仕歷，過於苛簡，不足百字。張軌46歲前的仕歷，主要有“與同郡皇甫謐 ，隱於宜陽女幾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闢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徵西軍司。”但這些記述與其它史書所載多有矛盾之處，因此，張軌早年仕歷成了謎團。
那麼，張軌的早年仕歷究竟是怎樣呢？
1、女幾山讀書時期。“軌少明敏好學”，可見張軌接受啟蒙教育的時間很早。“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泰始”為晉武帝年號，凡10年，“初”則指前3年，因此，張軌少年時期的經理就有兩重推測：一是受了叔父的襲爵，賜官五品秩，離開女幾山去了洛陽；二是雖受了叔父的襲爵，除五品官秩，但未離開女幾山，仍在女幾山皇甫謐處學習，張軌受叔父官五品，可見其叔父張錫無子嗣，張軌承祧 ，過繼於張錫，襲取了張錫五品官的優待，否則 ，應是張錫子“受官五品”。另外，張軌之父張溫，侍官為太官令，是“秩此六百石”的顯職，位在五品之上，張軌理應受張溫之官。他不受張溫之官，卻要受地位不如張溫的張錫之官，必是張錫缺子嗣之故無疑。
漢晉時，官吏生前之官爵，允許子繼，叫“嗣之”，這種記載比比皆是。但大多數情況是，官吏死後，其“嗣子”，一般只配享俸糧、地位，多不再任乃父生前之職。張軌“受叔父錫官五品”，是他承祧嗣之，叔父即死，嗣子配享俸糧、地位，但不出仕 乃父實職。當時，張軌約10歲至13歲間，尚屬童蒙年齡，斷無離鄉出仕的可能。因此，張軌受了叔父“五品官”，但仍在宜陽女幾山讀書，並未去洛陽。假如是去了洛陽，則一個只有5年多讀書積累的兒童，後來怎麼能出現“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以為二品之精 ”的奇談呢？張華，西晉大學者，“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可見，張軌在女幾山隱讀的年限至少在他娶妻辛氏之前。
張軌在青年時期，因其師皇甫謐與張華過去同朝為官，志氣相投。皇甫謐薦書於張華，張軌登府拜望，以求薦掖，二人“論經義及政事損益”，比較符合情理。
綜上所述，張軌早年經歷可表述為：張軌幼年接受家學，讀儒術，稍大些後入女幾山，拜隱士皇甫謐為師，接受系統經義之學。13歲前，叔父死，承祧延嗣，享五品俸位，仍留女幾山讀書。18歲前，娶宜陽著姓辛氏女為妻。辛氏，斷文識字，賢妻。276年左右生長子張實；278年生次子張茂。青年時，通過皇甫謐推薦，拜望當時中書令張華，受到張華器重。在經過張華推薦，出仕衛將軍楊珧的掾客，即幕僚。
2、太子舍人時期。267年正月，晉武帝立司馬衷為太子。274年7月，太子生母楊皇后病逝。276年11月21日，晉武帝依故皇后遺求，立皇后妹妹楊芷為新皇后。12月，晉武帝拜新皇后叔父楊珧為衛將軍。281年，楊珧與其兄楊駿（楊皇后生父）、弟楊濟“始用事，交近請謁，勢似內外”，史稱“三楊”。楊珧至遲在本年，已把持東宮一切事宜。至遲在這一年，張軌做了楊珧的掾客。因為，281年2月18日，張華被排擠出朝，“都省幽州諸軍事”，直到晉武帝駕崩後復入朝為官，外放時間長達10年之久。因此，281年至291年間，張華遠在幽州，是不可能與張軌坐論經義的。
張軌擔任楊珧之“掾”的時間，在276年至281年之間，張軌年齡在21歲至26歲間。張軌之父張溫為太官令，職位顯赫，加上張軌受叔父五品官的承嗣，出任時間不可能延遲到20多歲。又，楊珧任衛將軍職時，為276年，張軌時年21歲。因楊珧在276年前的史料記載中，無職銜，即使楊皇后新立時，“帝初聘後，後叔父珧上表……”也無職銜。《資治通鑑》述人必先冠以郡望、職銜體式，楊珧在史書上首度登場，僅以“後叔父珧”身份出現，可見之前無實職。但到277年，《資治通鑑》中卻突然出現“衛將軍楊珧”的記載，可見楊珧最早封為衛將軍，應是276年底至277年7月。
《晉書·官職紀》中載，楊珧任衛將軍後，即掌管東宮事宜。證明張軌先入衛將軍府掾客，後經楊珧奏調，任太子舍人。這時就出現了兩種推測：一是張軌先任“掾”，後任太子舍人；二是張軌任掾，兼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漢官名。秩比二百石，掌太子宮宿衛。張軌初入仕途，楊珧不可能將太子宿衛要職授與一個不知根底之人，因此，先為掾，後掾與太子舍人 同兼，比較符合情理。“衛將軍楊珧闢為掾，除太子舍人”，是先“闢”後“除”，也印證是先為掾後為太子舍人。
綜上所述,張軌出仕的經歷，公允地說，應是：張軌20多歲時，經張華推薦，被衛將軍楊珧上疏，求為“掾”，即衛將軍府主簿。西晉“三楊”擅權時期（281—290），張軌經楊珧奏調，晉武帝下詔任他為太子舍人，負責東宮宿衛。290年4月20日，晉武帝駕崩，太子司馬衷即位，是為晉惠帝。東宮舊人一律解散，大多東宮官吏被重用。因為張軌掌管宿衛要職，旋即被擢拔為散騎常侍。
3、散騎常侍時期。散騎常侍，漢官，本是皇帝儀仗隊隨員。西晉時，散騎常侍成為“顯職”，“備切向近對，拾遺補闕”，是皇帝的重要謀臣，地位很高。從《晉書》“累遷散騎常侍、徵西軍司”的記載看，張軌在惠帝即位不久，授了散騎常侍一職，但不是兩職同時實授的。
再從“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的記載看，參祥諸史，可推斷張軌出為涼州刺實前，已是兩職同兼。
“徵西軍司”，系徵西大將軍麾下佐職。290年至301年間，西晉朝廷只有296年正月下詔，任命梁王司馬肜為徵西大將軍的史料記載。馬肜被授予徵西大將軍，依舊制朝廷要委派徵西大將軍府官吏，張軌當在此時被調任“徵西軍司”。
一些史書片面認為，張軌出為涼州刺史，是曲意求得相國司馬倫好感，才“陰圖河西”的。其實，張軌在296年兼“徵西軍司”後，是坐鎮西京的梁王與朝廷聯繫的關鍵人物。“徵西大將軍”兼職“都雍、涼諸軍事”，是朝廷專門外派掌管西北邊防事宜的大員。至301年前，張軌已非常熟悉雍、涼軍事、地理形勢。另外，徵西大將軍統轄護羌校尉部，而護羌校尉必由涼州刺史兼任。張軌為涼州刺史，由“徵西軍司”調“護羌校尉”，人事關係上比較合乎情理，這是張軌能出任涼州刺史兼護羌校尉的一個原因。
其次，張軌“求為涼州刺史”，應是先通過西北封疆大吏梁王、徵西大將軍司馬肜的關係，還要通過相國司馬倫的關係，還要博取惠帝的好感。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司馬肜、司馬倫間要有平衡。司馬肜在司馬倫擅權時，就晉為徵西大將軍，司馬倫倒臺後，又被新的擅權者司馬冏重用。張軌任“徵西軍司”，屬於司馬肜部屬，自然一榮俱榮。否則，若是由司馬倫單方面擢拔，從司馬倫被賜死後，“凡百官為（司馬）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的記載看，張軌則被一刀切式地罷免涼州刺史職。張軌能取得涼州刺史一職，司馬肜是最關鍵的支持者。
“二品之精”爭議問題
《晉書》中載有一段有關張軌的趣史：“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及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闢為掾……”從這段史料看，張華與張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的時間，應是張華升為中書監的291年至296年之間，張軌時年37歲至42歲。這樣，張軌早年仕宦生涯就有了現在一些人所作的如下推測：少年受叔父五品官，青年時期不得志，直到了36歲後到長安去遊歷，與張華“論經義政事損益”，受到張華器重，向楊珧推薦，當了楊珧掾人。不久，出仕晉惠帝太子舍人。知道301年前不久，才升為散騎常侍。
這個推測有幾處與史實、情理相悖：一是張華出仕中書監的時間為291年6月，“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但張華為中書監時，楊珧早於本年3月8日被賈皇后所殺，史載：“珧臨刑，告東安公鯀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珧號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楊珧既然早在張華任中書監時就已經被殺，張軌怎麼能當楊珧“掾”呢？顯然存在時間矛盾。
二，假定張華第二次入朝為仕，從幽州調往朝廷任太子太傅，時間是290年8月。張軌與張華“論經義”，受到器重，薦與楊珧為掾。那麼，張軌既屬楊珧“掾”人，理應屬於張華一黨和楊珧一黨的黨羽，則第二年3月，賈皇后發動政變後，楊駿、楊珧的黨羽“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張軌必屬斬殺之列；300年4月3日，司馬倫發動政變，殺張華，張華一黨“遂皆斬之，仍夷三族”，張軌為張華“器重”之人。必屬斬殺之列。張華與司馬倫之間仇怨日深的時間是290年至300年間，其間若是張華初仕，則仰託張華、楊珧，是張、楊的門生，必為賈皇后、司馬倫所嫉恨，楊、張相繼被殺，張軌豈能逃生？可見，張軌初仕的年限至少不在281年後。因此，上述推測是不成立的。
張軌早年仕宦簡表：
公元255年（曹魏正元二年）：張軌生於河南宜陽，屬豬。
公元260年—268年（曹魏景元、成熙年間，西晉泰始初年）；張軌入女幾山，拜皇甫謐為師，學習經義。
公元265年—268年（西晉泰始初年）；張軌受叔父張錫官五品；仍在女幾山求學。
公元270年（西晉泰始六年）：張軌娶妻辛氏。
公元271年（西晉泰始七年）：張軌長子張實出生，屬兔。
公元278年（西晉咸寧四年）：張軌次子張茂出生，屬狗。
公元276年—281年（西晉咸寧、太康年間）：張軌客居洛陽，拜張華，為張華其中；不久，衛將軍楊珧闢張軌為掾，即衛將軍府主簿。
公元281年—290年（西晉太康年間）：楊珧奏調張軌為太子舍人，掌管東宮宿衛。
公元290年（西晉永熙元年）後：張軌任散騎常侍。
公元296年（西晉元康元年）後：張軌兼徵西軍司。
公元301年（西晉永寧元年）：張軌求為涼州刺史，兼護羌校尉。
公元307年（西晉永嘉元年）張駿出生於涼州，屬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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