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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左撇子——在廣東話裡，被稱為左么。除了使用鼠標以外，我寫字、吃飯，做大部分事情，都是用左手。
雖說表面上只是「左」和「右」的區別，但這件事在很多細節上影響到了我生活。
光就寫字而言，從左到右的順序讓我很容易把手蹭髒。又因為需要把筆往左傾斜，而寫橫要往右推，這種寫法對筆尖特別不友好，墨水常常寫到一半突然就寫不出來了。
左手也沒辦法用好剪刀——直到高中，有一次偶然地用右手來剪東西，我才意識到為什麼小學美術課的剪紙作業總是弄得一團糟。
後來在我出國讀書的時候，這樣的細節又多了幾個——吃正餐的時候，我坐下來的第一件事，永遠是先把刀叉的位置換過來（通常情況，盤子左邊擺叉，右邊擺刀）。不過大家能留意到的，就只是我在吃飯的時候會主動提出要坐最左邊的位子而已。
而每當跟著爸媽出去參加宴席的時候，同桌常常會有某位親戚在看到我用左手拿筷子後，驚訝地說一聲：「咦，林景峰是左么嗎？」然後問東問西。問完以後，還嘿嘿一笑，「左么好，聰明」。
在大家對聰明定義為「學習好」的情況下，我似乎的確可以被歸為這一類人：無論是初中三年霸佔了近半大小考試的數學年級全級第一，還是高中入學考試的數學滿分，甚至是大學報考數學系、考上牛津最好的學院之一，似乎都在印證著這一點。
我清楚記得收到牛津錄取通知的那天，自己正從學校外面的圖書館趕回宿舍，等著紅綠燈的倒計時。郵件提示讓手機突然一震，我緊張的雙手有些顫抖。
那個時候，在大家眼裡未來要發生的事情似乎已經很容易被想象出來。
但現實並非如此。
一方面，牛津的教學質量跟我的期望有所差異。我大學最喜歡的一門課叫 Communication Theory，講信息傳輸效率。那本近千頁厚的參考書目讀得我津津有味。然而，上這門課的教授卻只會完全照讀教材，並且毫無保留地抄到白板上；而教材也是他自己編制的，編得非常糟糕，一些地方還有錯漏。在這個聲名顯赫的學府，至少在我們專業，這種情況雖不常見，但也絕非個例。這是我意料之外的。
另一方面，我有時會接到來自父母朋友或學弟學妹的請求，希望我給他們傳授學習方面的技巧和訣竅，或是幫他們解答數學上的疑惑。在做過幾次這樣的事情以後，我發現我在「教授別人」這件事上並不擅長，他們最後取得的成績不甚滿意。這令我覺得有些沮喪。
對我影響最大的，則是我對未來的迷茫。
我跟我的一位大學導師關係很好，他跟我提起過他過去的經歷。他最開始在牛津讀的其實是經濟管理，是牛津錄取率最低的專業。但在三年本科結束後，他並沒有選擇像他的同學一樣去找一份體面的工作，而是出人意料地選擇從頭開始再讀了一次本科——他報了數學系，重新在牛津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並且在之後繼續深造，到博士畢業以後以 Research Fellow 的身份投入到數學事業當中。
我問他為什麼做了這樣的選擇，他淡淡地回答我：「我更喜歡數學，所以就去讀了」。
與他相比，我卻感覺被很多股力量壓迫著——主流觀念、同輩壓力、社會期望……我並不知道我的導師是如何對此不為所動的，但當時的我深受其擾。
這些矛盾不斷地積累，變成了一個越來越大的困擾：我所受到的教育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麼？
在當時，我並非是前一種人，但也不願成為最後一種人。
所以，除了課堂的學習以外，我決定做一些過去從未想過要做的事情，去自我探索式地「求知」。
大學的一個暑假，我跑去韶關的山裡待了一個月。我父親的一位朋友在山裡搭了個菜園，我便在那當了一個月的野娃子，每天戴頂草帽，冒著大太陽幫忙搭棚子。有時，我會在瓜田一個個地拍西瓜，挑個聲音清脆地掰掉瓜藤放到附近河水裡冰著；或者在臭烘烘的雞窩裡面趁著母雞不注意把蛋偷走，然後幫忙燒煤生火做飯，還學會了殺雞。要離開了，我坐著定期過來的快遞小哥的車下山，到了鎮裡的車站，發現回順德家裡的客車已經停運，我不得不又坐去深圳，幾乎身無分文地在通宵營業的書吧裡待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花掉身上的所有積蓄，搭上最早的班車回家……
不僅如此，我參加了 Jailbreak，這是一個需要你在一個週末儘可能地走出牛津、但是過程中不能花自己的一分錢的籌款活動；我去應聘中文學生雜誌做編輯、寫書評，當時自己看書特別隨緣，有一直放在姐姐窗臺上印象深刻的《平壤水族館》，也有去臺灣旅行時在書架上瞥見、打開後發現是從右到左、豎排印刷的《被討厭的勇氣》；我還去幫正在籌備話劇的朋友做些運營和管理的事情，見證著《戀愛的犀牛》從第一次碰面的歡樂與青澀，到最後表演時的心酸與動人……
這些經歷給我帶來了很多心態上的變化。
另一方面，回到我的家庭，我父親實業起家，後來親身涉足到農業、環保等多個行業。父親在這些領域中都懷揣著極大的熱枕，這種狀態就像是，如果沒有年齡束縛著他，他可以在無限多的領域中大施拳腳。
我姐畢業於港大新聞系，投身於行業內幾年後，毅然決定辭職加入紅十字會，先後奔赴到全國各地、東南亞等地開展災害援助工作。她會與我們分享她在實地工作中遭遇的美好或後怕的經歷、動人或悲傷的故事。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我的疑惑被進一步地放大：我所受到的教育對社會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一次機緣巧合，讓我加入了一家聚焦於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諮詢公司。一方面「在社會問題中產生商業機遇，在商業邏輯中產生社會影響力」這樣的指引理念吸引著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通過諮詢這樣一份工作幫助自己找到答案。
在從事這份工作的初期，跟我對自我的疑惑——「我所受到的教育對社會而言意味著什麼？」很相似的是，我也擁有著另一個對企業的疑惑：企業的發展對社會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是不是除了單純的經濟效益外，有另外一種可能的答案——從創造社會影響力出發，讓企業與社會建立起一種更強的聯繫，從而讓商業的發展有更多可能性與想象力？
幸運的是，在這份工作中、先後接觸了數十家企業後，我發現社會影響力是可以植入到企業戰略的方方面面中的，同時帶來新的商業機遇。
但是，我也發現另一個現象。這家公司的很多客戶——那些企業家們，往往已經或多或少接觸到了這個概念；但對於很多本土的民企來說，或者是，我在工作期間接觸到的其他一些企業家——他們最終沒有成為我們的客戶，是因為他們完全缺乏這樣一種意識。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喚起企業的意識，幫助他們以一種更為可持續的視角，推動自身的發展。
但當我去看市面上已有的渠道與資源時，我並沒有找到能夠在創造社會影響力層面給企業家帶來幫助的內容。一些讓我眼前一亮的課程，也往往被淹沒在數量眾多的商業發展分析欄目中，成為滄海一粟。
我轉念一想：既然沒有，那為什麼不能由我來做呢？基於過去幾年在行業內的認識與洞察，打造一個以創造社會影響力為核心的務實、真正產生價值的知識共享平臺。藉助方法論與實踐案例、真實的洞察與數據分析，讓更多的企業/企業家能夠關注、意識到社會影響力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並將其理念應用到戰略、品牌、人力資源等企業經營的方方面面。
在如「一帶一路」、鄉村振興等這些企業家關注的議題中，我也希望可以貢獻更多實操的案例與洞察，在垂直領域中讓社會影響力產生商業想象力。
存在這種想法的人，並不只有我一個。
一位與我們相熟多年的投資人，已經支持了數十家有創造巨大社會價值潛力的企業，涉及醫療、環保、物聯網、大數據等多個領域，並且將持續踐行這樣的投資理念；另一位專注在責任供應鏈的朋友，也已經幫助全球範圍內的多家企業搭建、完善供應鏈體系，推動他們以更加可持續發展的視角理解與實踐自身的供應鏈戰略；在與一位聚焦在「一帶一路」版塊的夥伴相談時，他希望在基於「一帶一路倡議」幫助企業走出去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當地的自然條件、社會現狀、風俗習慣，促進企業更好地與當地相互融合、共同發展……這樣的夥伴數不勝數。
他們無不需要這個「平臺」，它不是那種什麼內容都有的電臺，也沒有那種製造焦慮感的營銷課，而是真正能把他們所專注領域內產生的社會影響力分享出去的一個平臺，這便有了「影響力阿卡德米」的雛形。
但我又不僅僅只是希望影響企業。
我清楚地記得 17 年的時候，公司創始人以「讓企業理性做事，讓我們感性生活」為題在浙大做了一次分享。分享結束後，有一大波的青年聽眾圍著他，詢問是否有更多的渠道可以獲取這些知識。當然，不單單是浙大，他的每一次分享幾乎都是如此。
在兩年後的今天，我想「影響力阿卡德米」就是我能夠真實給出一個解決方案了。
僅僅分享是完全不夠的。我同時希望藉助阿卡德米，能夠賦能更多青年人，讓他們能夠在對社會議題的討論與解決中，發揮出更大的力量。因為他們最終也將進入商業社會，用自己的決策來慢慢地改變世界。
一家與我們長期保持友好聯繫的基金會，正致力於在高校推動服務式學習的普及，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能夠通過服務於社會，給自身帶來更有價值的發展；而另一位正在非洲創業的小夥伴，也正持續通過文章、短視頻、直播等種種方式讓青年更全面地認識非洲、認識世界……（自己的一點小私心：希望他們粉絲也最終都能成為阿卡德米的粉絲，而我的第一份工作的 boss 也欣然答應了我的邀請，入駐阿卡德米，準備長期更新課程。）
而在與他們討論如何更好地賦能青年時，我又有機會重新思考最初的問題：我所受到的教育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麼、對社會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我似乎在這幾年的經歷之後，形成了一個答案。
偶爾還會有人問我：「你大學學的東西完全沒用上，尤其是你去了這麼好的學校讀書，結果學的東西都浪費掉了，不會覺得很可惜嗎？」
我的回答是：「我過去十幾年來所受到的教育，不只是我在課堂中學到的一個個知識點；我在大學裡的收穫，也遠遠不止於教材與習題冊裡的內容呀。」
就像，我的三位朋友先後加入了美麗中國項目，奔赴偏遠地區的學校支教。其中兩位已經投入到了嶄新的工作和生活當中，但朋友圈裡時而還是能夠看到他們在項目中留下的種種痕跡。對他們而言，他們所受到的教育並非只體現在他們將二十多年人生的所學所感所悟傳授給學生，也體現在他們在看到中國教育的現狀後，選擇加入美麗中國項目的這個決定本身。
而我在大學中所做出的每一項嘗試、我所選擇要投身其中的工作、以及創立阿卡德米這個決定，本身就是我過去受到的教育所帶來的意義。
我在大學所遇到的人們，有的選擇在大學深造，醉心於學術中；有的投身商業領域，野心勃勃地決定大施拳腳；也有人依然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答案，不斷躊躇。
同樣的，在對「企業的發展對社會而言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的思考上，我期待阿卡德米可以成為一個窗口、通道、甚至是一所「企業大學」，讓企業/企業家去尋找自己的答案。
如果說有什麼是我從諮詢公司學到的，那就是去看到問題背後的底層邏輯。在這段經歷中，我見到了很多不同地域與領域的企業家，他們有的已經在可持續發展領域探索已久，創造出極大的社會影響力，但依然毫不懈怠，展望著更加遠大的目標；有的已經漸漸思考出產生社會影響力的具體路徑，準備運用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推動社會議題的解決；而有的仍然在過往僅僅追求經濟效益的觀念中向前邁進，卻尚未意識到背後有一大片廣袤無垠的土地等待著他們的發現與探索。
阿卡德米哪怕只能影響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也相信它能對企業對「成功」的定義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不僅僅只從商業利益和股東價值上進行考量，還有其所創造出的社會影響力——就像當初用在我身上那個「聰明」的定義，並非只是有優異的學習成績、考上頂尖的大學，還有更好地理解社會、理解自身，在行動上有所實踐。
而某種程度上，我跟每一個尚未找到答案的企業家和青年者一樣，還在持續尋找更加深刻、以及自我認同的答案。
影響力阿卡德米才剛剛上線，MSC 諮詢與影響力阿卡德米的小夥伴正在一起快馬加鞭地進行內容更新，同時這也是影響力阿卡德米第一次通過知識共享平臺的方式與大家見面，如有不完善的地方，歡迎給留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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