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近來，有關國內大學“砸錢挖人”的報道和評論集中出現，當然有其現實的原因，但是通過輿論的影響來改變不合理的現狀，也未必不是一條富於建設性的路徑。
其實，早在9年前，筆者就曾議論過相關的問題。當時給“砸錢挖人”定義了一個相對雅觀的名稱——“計劃性引進”（參見《對人才計劃性引進的一點思考》，《科學時報·大學週刊》，2009年6月16日）。現在看來，這種“計劃性引進”已經不再以“提高教學和科研水平”為遮掩，它乾脆直接訴諸政府的行政性行為。地方政府補貼贊助，全力以赴，與高校共謀，搶人才的戰爭愈演愈烈，在語言日漸庸俗化的今天，被直白地稱作“砸錢挖人”，倒也算是合適。
我們自然不能籠統地說，“砸錢挖人”都屬於非理性的行為。因為“理”是分層的，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理”，而越往下面的層次“理”也越多，這是宋代理學家所說的“理一分殊”。但這個“分殊”也並不一定就是行為合理性的證明。
拿大學來說，它是一個教育和研究機構，屬於教育、學術的行業。既與學術、教育有關，它首先就應該遵循教育的原則和學術的規範，引進人才也不例外。
當然，以“與國際接軌”為口號的管理者會舉例說，當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威廉·哈珀利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雄厚資金，說服了8位在任大學校長和近20名系主任辭職加盟，且以雙倍年薪挖角克拉克大學，很快將芝加哥大學的名次提高到美國高校的前列。但這種掠奪性的收羅人才方式只不過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處於原始積累階段的美國中西部高校的一種非常規手段。此類方式在當今美國高等教育界雖然依舊時有出現，但已經被美國學者斥為震驚同行的“厚顏的搜刮行為”。而事實上，芝加哥大學如果沒有第五任校長托馬斯·赫欽斯以及其他教授們對於市場化的抵制，以及對於學術純潔性的堅守，也不會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可見，芝加哥大學的早期行為並不值得當作“成功經驗”去效仿。
與美國大學市場化的“理”不同，國內大學“砸錢挖人”始終都是遵循著行政性的“理”。行政主導的計劃性引才有兩個標誌：一個是頭銜，一個是錢。前者是引進的標準，後者是與之匹配的價碼。而總體上看，它都是以快速見效為目標，都是形式重於內容的。
以筆者觀察，計劃性引才一般都具有以下幾個相互銜接的特點：第一是不透明。因為不透明，也就為個別管理者暗箱操作提供了條件。所以，第二就是個別管理者說了算。第三是超越現行體制。人才不僅是一人一價，各種特聘職稱也可以任意授予。第四，由於缺乏相應規範的選拔機制，引進的人才一般都有熟人、同學的關係，或者以熟人、同學為中介來實現。因為是出於私人關係，人才們在相關的管理者調離或者退休後，便極易產生隨時撤離的念頭。這個第五也可稱為“人走茶涼”。第六，既然私人關係遠重於學校，引進的人才對於學校自然缺乏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不可能有超越個人利益的責任感產生，為學校服務則更是無從談起。平心而論，為自身利益考慮也情有可原，但過分地為自己的出路考慮最容易轉換成唯利是圖。不少引進的人才在一所學校約定的服務期屆滿後，一而再地在“引進—服務”的遊戲中主動“被引進”，就是例證。
現在有媒體呼籲，大學的人才引進要摘“帽子”、看“裡子”，即摘去各種頭銜，看真才實學。但依據行政性的“理”，“帽子”一旦略去，判斷人才學術水準的高下和實際價值的尺度也就變得模糊了。因此，按照行政性的邏輯，風險最小的引進人才辦法只有看“帽子”。
給各種“帽子”明碼標價，彷彿是在走向市場化，實質上仍是行政主導。而一再水漲船高的人才價碼，不僅破壞了大學原有的工資結構，助長了學校內部的貧富不均，也給大學以外的人造成了所有大學教師都已經“先富起來”的虛假印象，甚至還吸引了國家稅務部門的特別關注。
行政管理本身的屬性決定了它必然是重現實、輕理想的，而“重現實”最常見的表現，就是指標化、量化，其急功近利的訴求與大學教育理念之間的衝突是有目共睹的。大學如果不進一步落實“去行政化”，不遵循教育的原則和學術的規範；教育管理部門如果不改變以行政性的手段管理大學，不尊重教育及其規律，要改變目前大學普遍存在的“砸錢挖人”的局面，應該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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