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曾國藩帶領湘軍攻破金陵，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湘軍得勝進南京已經有些忘乎所以，根本不把八旗綠營放在眼裡。湘軍從來是被朝廷所忽視和控制的一群“烏合之眾”，是靠鮮血和頭顱硬生生的拼出一條血路，成為當朝主力。
早在湘軍還處於生死存亡之際，缺糧缺餉進退無路之時，看到朝廷對自己的不聞不問，也開始暴露出自己的血性——只聽曾國藩調遣，不聞朝廷調命。
湘軍將士自始至終最清楚一點，那就是滿清朝廷從來只是利用湘軍，拿他們當炮灰。甚至為了政治內鬥，不顧軍事大局，一直有意控制湘軍增長。所以當湘軍攻下金陵之前，看到太平軍大勢已去之時，就已經預料到慈禧太后這個老謀深算的姑娘終有一天會“卸磨殺驢”。所以湘軍將領一早就開始未雨綢繆，先行籌備“黃袍加身”一事。
湘軍想籌劃這事兒並非一時兒戲，而是多年來積攢的仇怨，想借此發洩。曾國藩初辦“湘勇”時，還只是沒編制的民兵雜牌軍，上不受朝廷重視，無糧餉軍械，下要受正規軍八旗綠營欺辱，一直在夾縫中生存。
每次勝仗，都是靠著這群湘勇賣命，八旗綠營“搖旗助威”就可坐享戰果。被太平軍圍困之時朝廷不聞不問，久無戰功時還遭斥責。
這種情形讓早期的一路走來的湘軍將領們早已涼心。於是在某日夜晚，湘軍中一行高級將領穿便服來到曾國藩臥房，圍桌做下，低著頭喝茶，無一人說話。門外月光琳琳，樹影繁密，正好遮住了窗口，窗子裡冒著一片幽黃，忽閃忽閃，與靜謐中的蟲鳴聲交相呼應。
胡林翼打破了僵局，從袖口逃出一張紙條，遞給曾國藩。曾國藩凝視了胡林翼一眼，見他又端起茶杯，便打開了紙條。
“東南半壁無主，曾公其有意乎”
曾國藩看完之後下意識手一緊，把紙條僅僅的攥到手裡，驚愕的看這胡林翼和隨行的親信將領。而眾人看到曾國藩這個舉動，也都抬頭望著曾國藩，期盼著他說些什麼。
曾國藩也開始望著眾將，幾雙眼睛裡都是油燈映出的火光。未幾，曾國藩便撕了手中的紙條，未曾一言回應。
無意？有意？留給眾將的只有懸疑。
作為湘軍的二把手，左宗棠雖未參與諸將的“活動”，但也能看出湘軍眾將所想，於是也寫了一幅對聯送給曾國藩：
神憑所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
“問鼎”，這一詞說的多麼隱晦。左宗棠的意思就是你要的都有了，下一步是不是該談一談“鼎”的問題了？
曾國藩看到左宗棠的這幅對聯，覺的不妥，於是把“似”改成“未”，又轉交給了左宗棠。
鼎之輕重，未可問焉。
此時的湘軍，還是在打太平軍的湘軍，戰事尚未結束，但戰局已定。沒過多久，曾國藩在營房中商討奸敵之計，身旁只有幕僚王闓運，王闓運正在為曾國藩出謀劃策，但是話鋒一轉，突然說了一句“取彼虜而代之”？
曾國藩此時沒有了以往的錯愕，只是用手指蘸些茶水，在桌子上寫了一個字“妄”。
綜合歷史來看，無論從湘軍角度出發，還是總曾國藩角度出發，亦或從當時的大局出發。曾國藩都有“反”的可能，而且也是眾望所歸。
曾國藩不答應，看似是為了保全“名聲”，一直走自己內聖外王的道路。可是當他為練兵和糧餉掣肘時，一怒下致人死地；練兵多年毫無地方實權時，屢次進退兩難又被奪權時，誰又能體會曾國藩心中那“外王”之路，究竟是想走到多遠呢？是平頂叛亂，還是漢臣第一，亦或取而代之實現自己心中抱負？
或許都有，或許都沒有。曾國藩相當愛惜名聲，以聖賢要求標榜自己，但是從不為名所累。殺暴民，治庸兵，得了曾剃頭的“雅號”，也得罪了湖南官場。為湘軍眾將獲得糧餉，不惜參奏往日恩人，為江西官民不容。種種一切，都能說明曾國藩不稱帝，並不是因為顧及“聖名”，畢竟這樣分崩離析的大清朝，本就是漢人的天下，如果能取而代之有改善，才是真正的“聖名”。
曾國藩之所以不稱帝，實則有幾點不可忽視的原因。
第一，曾國藩想要稱帝造反，代價太大。雖然手握半壁江山的兵權，而且人數眾多，但是湘軍戰鬥力著實有限，已經不是那個能消滅太平軍的軍隊了。
“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消”
這是曾國藩給有人的信中提到，在曾國藩湘軍打進金陵之後，消滅了最後一個敵人，就開始肆意燒殺搶掠，軍中內部矛盾也開始漸漸暴露。
這種情況下，風險太大，稍有不慎就前功盡棄，前邊幾十年的積累就白費了。
第二，左宗棠才是關鍵。左宗棠才智過人，且與曾國藩相愛相殺，雖然不滿清廷的科舉制度，但是晚年在清為官，那就是食君之祿。
左宗棠恃才自傲，但是他從來覺得自己的才謀只是皮相，而非骨氣。左宗棠曾給自己取了一個諡號“忠介”。試問天下幾人敢給自己取死後的“諡號”呢？
“忠”乃忠於國家，至死不渝。“介”，乃耿直固守自我。
這樣的人即使跟曾國藩有過合作，但也會堅持自己的原則。如果曾國藩敢“反”，那左宗棠一定是第一個跳出來罵他的人，甚至是第一大障礙。左宗棠的才謀一直在曾國藩之上，在曾國藩辦湘軍的時候，就因為有了左宗棠的幫助才如魚得水。所以如果曾國藩要稱帝，以左宗棠的性子，勢必會與之一戰。左宗棠有能力讓整個省都離不開自己，自然也能讓整個朝堂離不開自己。
如曾國藩真稱帝，成了也罷；如不成，那一定會成為左宗棠的墊腳石。
第三，必不可稱帝之緣由，時機不允許。曾國藩十年七遷一直在京城做官，深知官場險惡，也知道官場內部派系林立，極為不和，人人自危。這樣的朝堂政治環境，曾國藩沒辦法改善，即便稱帝也沒變法改善。尤其是到地方辦團練時，人情冷暖，艱苦民生，心中都有一些把控，即便自己有能力做好這一切，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改的，需要時間。
但恰巧，曾國藩有時間，但是大清朝沒時間。此時列強已經開始通過鴉片戰爭侵略中國，簽訂了很多不平等條約。這種內外困局下，曾國藩只能解決內部矛盾，如果西方列強趁機入侵，那是要亡國的，這個罪名遠比稱帝更可怕。
所以曾國藩不如做個“賢臣”，安心做“漢臣第一”，慈溪要兵，那就給兵，慈溪要權，那就給權，安安心心做一生忠臣良將，且功績卓著，勢必會被後人敬仰。如起兵造反，那就要遭遇到寫對聯試探曾國的左宗棠，這個人能成湘軍，必能敗湘軍，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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