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川白村曾在《苦悶的象徵》中提出自己的文藝觀，認為“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即作家常因自己的苦痛遭遇和悲憫情懷，意識到現實生活的殘酷，進而寫出感人至深的文學作品。日本國民大作家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的作品就屬於這一類“苦悶的象徵”。童年的被收養經歷，造就了他固執又敏感的性格。英國的留學經歷，加重了他的神經衰弱，進而引發了後來的精神疾病，卻讓他寫出了《我是貓》等一系列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詳細回憶了夏目漱石的工作、生活和文學創作情況，重點講到了夏目漱石的婚姻。這本書由夏目漱石的妻子夏目鏡子口述、女婿松岡讓整理寫成。書中回憶語言平實、記錄詳盡，很多事件都能在夏目漱石自己所著的《回想錄》中得到印證。只不過這一次，我們在細細品味作家生平的同時，更能從妻子的視角，窺見夏目漱石作為丈夫冷酷、暴戾和不完美的一面。
圖書封面
一、文學是作家“苦悶”的出口
提起夏目漱石，可能很多年輕讀者是通過日本各類漫畫、小說知道的他，比如《名偵探柯南》《古書堂事件手帖》《銀河英雄傳說》《文學少女》等等，他的名字和作品常常在類似上述的日本各類書籍中被提及和改編。
鈴木敏夫在談及宮崎駿動畫創作時也講到：“汲取創作靈感時，吉卜力工作團隊只閱讀三類書籍：兒童文學、戰爭史，以及夏目漱石。”很多日本人是通過教科書首次認識他，他本人的頭像曾被印在1000日元的紙幣上，而魯迅在《現代日本小說集》中最早把他的小說翻譯成中文。說夏目漱石是日本“國民大作家”毫不為過，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夏目漱石的童年有著一段並不愉快的經歷。
夏目漱石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父母為他起名叫“金之助”。但當時家中子女眾多，金之助沒有得到父母的重視，3歲時就被送到當時的舊貨商鹽原家當養子，養父母就帶著金之助一起賣貨，金之助常常在舊貨鋪的草筐裡睡著。幾年後，因為養父出軌一位寡婦，養父母因此不分白天黑夜地吵架，最終養母被趕出了家門。金之助的親哥哥看到這種情形極為同情，就又將金之助領回家當“養子”，那年金之助7歲。
就這樣，金之助沒有得到過親生父母的愛，後來回到自己家裡又被親生父親嫌棄。“就家庭生活來說，夏目像孤兒一般，受了千辛萬苦。”
童年的遭遇對夏目漱石日後的創作有著很大的影響，在《少爺》《三四郎》《道草》等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小說中都能窺見端倪。這些小說中的主人公多半有著良好家世，卻不受父兄重視，他們孤獨而又敏感，早早意識到要自力更生，但內心又渴望溫暖的親情。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中，也多次提及夏目漱石小說創作的原型，很多都來自夏目漱石的童年經歷：“關於母親，他在《玻璃門內》寫過自己的眷戀；和鹽原（養父）之間的瓜葛，夏目在自傳小說《道草》中寫過，在《道草》中鹽原叫作島田；《草枕》女主人公形象是受到前田他姐姐的啟發。”夏目漱石自己也曾在《我的個人主義》一文中提到，“如果把《少爺》中每一個人物都對應成現實中的人，那麼紅襯衫肯定就是我了。”
正如廚川白村所說，“（文學作品）描寫了‘我’以外的人物事件，其實卻正是描出‘我’來。”這樣看來，夏目漱石的作品無時無刻不在反映自己內心的困頓，他的文學創作也近乎現實主義激情式創作。妻子評價他最開始寫小說的時候“一旦動筆，幾乎篇篇都一氣呵成”，《草枕》《少爺》這類篇幅較長的，也只需要“五天或者一個星期”就能寫完，“感覺他只要鋪開稿紙開始動筆，很快就會完成一篇小說。”但是到了晚年，不知是身體原因還是創作靈感的枯竭，“夏目寫壞的稿紙堆得像山一樣”，再不復當年的光景。
二、“苦悶”是把雙刃劍
儘管童年缺乏安全感的經歷深深影響著金之助，儘管長大成人之後的夏目漱石給很多讀者留下了嚴肅、刻板的印象，但夏目漱石在內斂的背後其實也是善良的、有人情味的。
在妻子的回憶中，他常常“買些額外的書，幫助有困難的學生們”，也常常借錢給朋友們。他淡泊名利，對夏目鏡子說：“你是我老婆，絕對不允許做這種無聊的博士夢，也不可誤以為有個那樣的頭銜就很了不起。”他偶爾風趣幽默，聽別人唱謠曲覺得不好聽就形容“那聲音就像在洗澡水裡放屁一樣顫悠悠的” 。
和鏡子剛剛結婚時，儘管生活困窘拮据，夫妻倆倒也安然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然而，好景不長，夏目漱石本就敏感的性格因為到英國留學而蒙上了更深層的陰影，反映在家庭生活中，更是近乎神經質的多疑和家庭暴力。
日劇《夏目漱石之妻》劇照（根據《我的先生夏目漱石》改編）
夏目漱石在英國留學期間過得很窘迫，由於生活費有限，他“削減一切開支，全部用來買書學習”。為了讀書學習和寫作《文學論》，他幾乎閉門不出，也不參加社交活動。這樣的生活加重了他的神經衰弱，更是嚴重到被去英國看望他的朋友傳為“精神失常”了。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中寫到，“這次留洋成為一個轉折點。我們共同的家，從此蒙上了陰影。”而在夏目漱石自己的記錄中，留洋經歷也是同樣痛苦不堪的。明治三十九年（公元1906年），他在《文學論》的自序中寫到，“在倫敦居住、生活的兩年是極為不愉快的兩年”，“若依我自己的主觀意志而言，我當終生一步也不踏上英國的土地”。
不僅夏目漱石在英國過得拮据，妻子夏目鏡子也在留守日本中度過了兩年多的艱難生活，那時候，鏡子要帶兩個孩子，又逢孃家父親做投機生意失敗，欠下高利貸，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樣給予鏡子資助。因此夏目漱石留學歸來之初，家中已經是“慘不忍睹”了。據鏡子描述，當時“家裡所有的和服幾乎全都穿破了，沒一件是拿得出手的”。
然而就是在這樣困窘的情況下，夏目漱石的歸來非但沒有給妻子和孩子減輕點負擔，反而因為神經衰弱與之前“判若兩人”：他無緣無故地對孩子們發脾氣，把女傭都趕出去了；妻子不管做什麼他都極不滿意，常常對鏡子吼“回你的孃家去”；他一文錢生活費也不給妻子，妻子早晨給他穿西裝他就吼“站一邊去”；經常在鏡子拉開書房門的時候就突然一個菸草盆扔過來，還在深夜兩點要求鏡子馬上端飯來。
“那時候三個孩子（夏目漱石回國後，鏡子又懷孕生產了第三個孩子），什麼都是我一個人做”。面對夏目的挑釁，鏡子知道他是得了精神疾病，只能隱忍不吭聲、不搭腔。但是鏡子的沉默無濟於事，有時候孩子們唱起歌，夏目漱石嫌孩子們吵，就直接把膳桌掀翻了。不僅如此，他的多疑多慮變本加厲。因為懷疑住在家對面的學生跟蹤他，所以他每天都要跑到書齋窗前，對寄宿學生的方向吼幾嗓子，還陰陽怪氣地喊“偵探君，今天幾點出門呀？”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鏡子也沒有放棄婚姻。她對來看夏目漱石的哥哥說：“我並沒有生氣，也沒想過夫妻分手，雖說受了虐待，但那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丈夫”。書中還寫到，夏目漱石多次讓鏡子的父親領她回家，但是鏡子堅決不回並且下定了決心：“以後不管遇到什麼，都絕對不會離開這個家。”。
多疑的性格特質和神經衰弱對夏目漱石的婚姻生活和文學成就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就是在留英歸來之後，夏目漱石在三十八歲創作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我是貓》，小說在雜誌連載後受到廣泛好評。他在《文學論》的自序中寫到，“正是因為神經衰弱與狂人，我寫出了《我是貓》，出版了《漾虛集》，《鶉籠》也得以面世。這麼一想，我堅信我應該感謝這神經衰弱症和我的癲狂。”
然而這樣的痛苦經歷是一把雙刃劍，它們在賦予夏目漱石創作靈感的同時，也讓妻子和孩子吃盡了苦頭。儘管《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中，夏目鏡子對這段經歷的描述已經十分淡然，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夏目鏡子曾被逼到跳河自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夏目漱石晚上睡覺要在妻子的手腕和自己的手腕間，拴上一條繩帶。
三、此之蜜糖、彼之砒霜
敏感神經質的性格，讓夏目漱石比普通人對情緒的感知更為精準。但同時，性格中的消極因素也要比普通人更為嚴重。夏目漱石寫出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塑造了豐富的文學形象。但是這樣的性格，於婚姻生活卻是一劑毒藥。
這樣敏感神經質的作家，中國也有一位，他就是比夏目漱石出生稍晚的郁達夫。他童年時父親去世得早，母親將郁達夫養大。生活貧困且長期呆在女性和遺孀特別多的環境裡，導致他非常缺乏父愛，又對女性產生了過多的依賴。他有暴露癖，感情中的自卑多疑簡直讓人受不了。作為一個優秀的詩人、享譽中國文壇的大作家，他對待朋友直率、仗義，對待妻子卻是冷暴力。與王映霞的感情也充滿了猜忌和多疑，最終郁達夫把這些猜忌寫進了《日記九種》，不僅暴露了王映霞的隱私，還在其中無中生有，把自己的猜疑變成了公開發表的作品，導致王映霞不堪其辱，最終放棄了這段感情。
夏目漱石後來患上的胃病拯救了他的神經衰弱，妻子形容他，“腦子好的時候胃就不好，胃好的時候腦子就不好”，“胃病之後，不可思議的焦慮消失了”。經過一場大病初癒後的夏目漱石也不再“神經質多疑”，終於變得溫和安詳起來。這樣明顯的情緒和性格的變化，我們也可以在夏目漱石早期的作品《我是貓》和晚期作品《心》的對比中，一探究竟。
日劇《夏目漱石之妻》劇照（根據《我的先生夏目漱石》改編）
作家的才華和性格往往是分開的兩部分，我們因作品而愛上的，往往是帶有粉絲濾鏡的作家的才華。真要和這樣敏感的文學巨匠共同生活在一起，不要說幾十年，可能我們連一分鐘也忍不了。真正的現實生活中，又能有幾位像夏目鏡子這樣的妻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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