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在过去的一年里，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是获得各种长篇小说奖项最多的作品。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被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评委们评为年度长篇小说大奖作品。这个奖项以中青年作家为评选对象，只评当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创图书。在文学的大海里，发现隐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岛屿和灯塔，标记点亮这些文学地标，是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宗旨。
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我发起，由探照灯书评人协会主办，阅文集团大力支持，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阅文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张蓉担任评委会主任。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专业的华文“评论人和媒体书评人”奖，由张莉、邵燕君、邱华栋、姚海军、徐晨亮、姚海军、黄惊涛、刘蒙之、张维特、陈斌等一批全国活跃的高校学者、作家、媒体人担任评委。每月评出十本月度文学好书，年度评出十本年度文学好书，每年12月，在北京颁奖。
在颁奖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专访了阿来。
作为曾经的新闻记者，《南方周末》的一员，我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奔赴四川前线采访报道。那个时候，阿来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十年后，阿来的《云中记》以小说的方式，在十几年后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撰写的评语：“作家阿来的《云中记》是2019年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这是深具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关于藏族祭司祭祀亡灵，关于如何治愈人的疼痛与伤痕，也关于如何安妥无以依归的灵魂。将生死与灾难思考置于人与神、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云中记》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心灵史”。沉痛与爱惜并在，喧哗与澄明共存，这是阿来以深具魅性与魔力的文字为无数心灵奏起的安魂曲。高贵悠扬、哀而不伤，《云中记》是属于我们时代、也能跨越我们时代而不断流传的文学名曲。”
张英：《尘埃落定》出来后，书非常畅销，也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一般的作家都会趁热打铁，马上接着写几本小说，你差不多有6年时间没有新书，为什么？
阿来：当时写完《尘埃落定》后，不是没有题材，题材多的是，凭我的手艺写出来，也能找到出版社，大概也能卖个一二十万本。
但我为什么不写？我没有写作的情感冲动了，没有了写作愿望。就像我昨天轰轰烈烈谈了一场恋爱，刚刚分手，现在又让我和别人上床，上不了。就是这样的，情感枯竭了。很长一段时间，情感一片空白，没有那种乱走乱窜乱的感觉。好比原来的感情是一湖水，现在水放干了，我要再把堤坝筑起来，花时间蓄水，让感情处在一个比较饱和的程度。
张英：情感对你写作很重要。
阿来：情感就是一种状态。那些和尚整天参禅打坐，要的不就是这种境界嘛。，到这个时候，写得很酣畅淋漓，很舒服，文字感觉也好，才思也敏捷，想象力也丰富。不在状态，去硬写吧，干巴巴的，逼自己写，一点也不舒服，自己都讨厌自己，没劲。
张英：也有人评价说，《尘埃落定》起点太高，你后面的作品很难超越了。
阿来：公众希望有这种刺激，刺激了一次还想下一次更强烈一些，客观来讲这不太适合文学，更像体育竞赛，总得逼着运动员不断打破世界记录。文学不是这样的，很难说作家超越了什么，因为这一本书可能是这样的内容，那一本书可能又是那样的内容。
看看文学史，作家的状态，要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准上，才能够延伸，往前走。国外的一些作家，那种持续能力很强的作家，作品质量稳定，大致在一个水准线上，然后到一定时候，他肯定会上一个高度。国内有一个理论，有一些作家写多了，应该少写。但是你看那些外国的大作家真没有少写。
海明威早期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其实都在一个水准线上。也是好多年以后，突然《老人与海》出来了，突然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他前面那些作品都不差，略有起伏，维持在一个很平稳的水准线上。当把海明威所有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吓人了。
文学不是股市市场，牛市来了，一路上窜，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中国文学当中，把那些所谓的自我超越，强调得有点过头，结果作家们不但没有超越，最后弄得每个人忧心忡忡。每个人都希望写得更好，一部比一部写得好，或者用现在的漂亮话说不断有超越，但是这真是可能的吗？真是必要的吗？
中国作家不是超越的问题，是起伏太大了，刚出来亮相还不错，突然之间就掉下去了。我对自己警告不是超不超越的问题，而是不要呼啦一下下去了，这才是重要的。很多中国作家，刚一开始觉得不错，突然间就掉下去了，读他的前后作品，你都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写的。
张英：你写作有压力吗？
阿来：如果你过去比较穷的话，他的压力可能是这样的，当你钱比较多的时候，可挣钱的时候，你倒是没有动力了。作家都有一个希望，写一部小说能卖很多钱。但当你突然有钱了，这个钱还不太少。那你凭什么现在还苦巴巴地在那儿写作，在夜总会那儿舒服叫两个小姐，泡在酒吧里叫两个美女陪陪，反正吃喝大概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你还累，还一个人呆在那儿？
我有压力的时候，是《尘埃落定》写完，找不到地方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情绪比较沮丧。后来我从阿坝到了成都，涉及出版行业，面对着杂志，我有更现实的忧虑。因为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就业机会少，出现一个适合工作就去做，而且一定想把它做好。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做杂志是一个团队的事，人家拿多少薪水，年终奖多少，房子的按揭能不能按时付，这个都和我有关系。
做杂志做到现在，那种新鲜感已经不再，商业操作有固定的模式，做到杂志发行几十万这样一个程度，也觉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慢慢淡出了，每天处理完杂志社事情后，再写小说《空山》。
张英：你们写作的时候，文学没有今天这样商业化。
阿来：我们刚开始第一天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在这个领域要怎么样，赚大钱出名，出人头地，都没有。
我是从1982、83年写诗的，到86、87年同时开始写小说。诗歌的容量，尤其是当代抒情体，自由体诗歌，容量有限，可以处理的题材非常有限。我想表达的东西比较多，背后有这样大的文化，白云、草原、雄鹰，有很多想放进去的东西，诗歌这个体裁中放不进去。
我最后一组诗90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写过诗。那年我正好三十岁，以后就没有再写过。也不是说我身上没有诗情了，现在让我写，我也能写。我觉得小说能包含诗歌的这些要素，但是写一首诗，你不可能把小说的东西搬到诗歌里头，小说里头可以把诗歌这些元素容纳进去，但是反过来诗歌不能包容它。
四川那时候搞诗歌运动，轰轰烈烈，“非非”，“整体主义”、“莽汉主义”，李亚伟、何小竹、还有翟永明、石光华，那么多运动、派别，我和这些派别的领袖都是朋友，但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派别。
我跟他们在一起喝酒聊天可以、喝醉了可以、找女人可以、找艳遇可以，但让我跟你搞运动参加某个派别，我不干这个事情，那时候我就明确说，这和我自己对文学的想象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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