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阿来的认知，多半始于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这位来自边远藏区的作家，当过推土机手，担任过文学编辑，写过诗，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
虽然迄今为止最高的学历仍是中专，但曾经41岁凭借《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家的阿来，已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从放牛娃到拖拉机手
阿来出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一个偏远的藏族村寨。他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都是弟弟妹妹。
他长大的村子只有两百口人，每一户人家距离好几里，世世代代半牧半农耕的生活。打小时候起，他就得去山坡赶牛放羊。
故土一直是他创作里的重要取材来源，他说“童年少年时的地理环境，会形成你基本的精神塑造，后来只是稍微有点扩张。最终的精神气质，好也好，坏也好，它已经基本形成。”
少年时期总是揣着一颗走出的心。恰好赶上修水电站的工程，为了逃避乏味的生活，年近16岁的阿来首当其冲举手报名。挖土方、抬石头，再试过各种体力活之后，最终成为一名拖拉机手。
背着书，进山！
松岗小学学生与阿来合影
直到恢复高考，阿来加入考试的大军。无奈事与愿违，只考入本州一所师范学院。
阿来说，看到通知书很难过，因为那根本不是他想去的学校。直到地质队的人劝他，年轻人还是得读书，难道愿意一辈子在这里开拖拉机？阿来才赶去学校报到。
毕业后，阿来被分配到一所更偏远的村寨学校教书。
因为带书过多，只能配到两匹马的他，只好一匹马运书，一匹马驮行李，全凭自己步行。他要足足翻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才能走到这座不通公路的寨子。
而也是那般清寂的环境里，阿来有大把时间让自己交付给文学的世界。
一年后，因阿来出色的教学，被调入马尔康县中学教初中。又一年，调进中学教高中。
表达，始于诗歌
80年代，原本抱着“写东西不行，只想搞研究”念头的阿来，因为一次契机，初入文坛，开始写诗。
他把大量时间沉浸在阅读里，把中国古典文学读得烂熟于心——诗经、汉赋、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一路往下。也不放过西方当代诗歌，对惠特曼和聂鲁达尤其入迷。
他写下：
我坐在山顶
感到迢遥的风起于生命的水流
大地在一派蔚蓝中狰狞地滑翔
回声起于四周
感到口中硝石味道来自过去的日子
过去的日子弯着腰，在浓重的山影里
写下这样的字眼：梦，青稞麦子，盐歌谣，铜铁，以及四季的桥与风中树叶……
坐在山顶，我把头埋在双膝之间
风驱动时光之水漫过我的背脊
啊，河流轰鸣，道路回转
而我找不到幸与不幸的明确界限
——节选自《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
只是写了七八十首诗后，阿来开始进入疲沓期。他说，写多了，发现是一种重复。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想要放进诗歌，阿来发现这种载体对自己来说“容量过小”，开始有了写小说的念头。自1990年后，原本已是一名诗人的阿来，就再也没有碰过诗歌。
《旧年的血迹》是阿来的第一本小说集，既然是第一部，就难免显得稚嫩和粗糙。他认为这些最初和文字打交道的日子，都是偶然的机会，还没建立起真正的认知。
对于这样一部试探性的小说集，他自身也并不满意。他坦言，我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写得不好。
而恰好就是因为这种对自身作品的自知，让这部处女作成为一个转折契机，激发了阿来接下来文学创作的高峰。
从土地里生出来的文字
阿来在泸定一次开会途中，临时决定要自己背包上路，徒步往上游走，逆流而行，走完这大渡河。他直言，高山大川，地理是文学的骨架，今天很多小说立不起来，是没有地理。
这场临时起意的出走，阿来反而越走越有劲，独自前行。钱就那么点儿，走哪算哪，过夜就上亲朋好友家。被大山大河所围绕，好像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大渡河徒步走完没多久，阿来觉得山地过后，不能错过草原，又启程去了诺尔盖草原。用他的话说，这些与土地、民族、国家、文化的关系，要自己去寻找。
这些一次次出走，畅游，史料的收集研究，最终让阿来在1994年写出了《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起初的出版并不顺利，出版社提出修改意见，阿来态度坚定，除了错别字，其余的一律不在妥协范围。就这么兜兜转转四年，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着急。
1997年，他甚至还离开阿坝去成都当起了《科幻世界》的编辑。
这一去，阿来竟然把这杂志做得有声有色，深受读者拥护爱戴，一路从编辑做到主编。这本当时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获奖连连，好评众多，影响力甚广。
而此时的他，对于《尘埃落定》的心态始终是不出也罢，反正自己写得舒坦。在这本书上，阿来始终充满信心。
有趣的是，97年，一次活动让阿来与《一本好书》总导演关正文老师结缘，没想到俩人在文学上志趣相投，成了好友。而后，关老师也以专业编辑的身份，参与了《尘埃落定》的出版过程。
不负阿来的等待，于1998年，《尘埃落定》最终敲定出版。阿来道，我和故乡这个纠缠不清的东西也算有个交待了。
“我想故乡总比个人更伟大，故乡总是沉默无言。她也可能觉得，我这个叛逆、逃离故乡的人，今天用一本书对她表达了歉意，我相信她也充分接纳了我。”阿来如此解释自己与故乡的和解。
在《尘埃落定》之后，阿来虽然沉寂一段时间，但从未放下笔墨。之后的《空山》、《格萨尔王》、《蘑菇圈》等作品陆续推出，虽未能像《尘埃落定》这般走入公众视野，但在文学领域仍取得不俗的成绩。
而对于这种读者“不买账”的现象，阿来直言不讳“不是不明白商业操作，而是文学本身有超越商业利益的，更高远的召唤。”
致幻剂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用他特有的生命观察和体验，倾注于文学作品当中。他关注中国藏区，关注少数民族文化，花大量时间去体验，调研，收集资料。比起许多企图以猎奇视角，盲目追求光怪陆离的作品，阿来几十年的文化浸润真诚得多。
对于他的作品里那种难能可贵的赤诚，他说，文学对他像一个信仰，如果不从真实出发，就会写出虚假的东西。是虚伪还是真诚，是勇敢还是懦弱，都在文字里有迹可循。
这个曾经成长在藏区，幻想着挣脱故土的人，最终在文字里与自己的故土握手言和。
阿来一直以来的写作状态都是忠于自我，尽情去享受过程，而不被结局所左右。他说在这个需要“致幻剂”的年代，希望自己能把严肃文学这件事儿，坚持得再长一些，还希望在75岁之前还能创作。
他还说，在这个时代，他并不相信雅俗共赏。只要自己的书还能卖，就总是有一帮人在读自己的书。
坦然、洒脱、赤诚、坚守，理想主义这些词，都成为流淌在他身体与写作中的色彩。
最后想起阿来在《蘑菇圈》里说的一句话：
“蘑菇好啊，什么也不想，就静静地呆在柳树荫凉下，也是一种自在啊。”
閱讀更多 中國漢字聽寫大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