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际，雅典的民主发展到了顶点。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政府官吏和机构都隶属于此。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它决定，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会上发言、陈述主张、提出建议和质询，国家官吏从全体公民中抽签选出，任期短，但不得连选连任。
只有十将军例外。官吏只有年龄限制，而无财产资格和门第限制。官吏要接受严格的监督，有不称职或者渎职行为者，可以随时罢免，予以惩处，甚至判处死刑。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都以简单多数决定问题，通过决议。”我们探讨的“将军机制”即是在上述公民大会下产生的将军生成机制、监察机制、以及战时决策机制。
雅典的民主制度
雅典将军的生成机制
雅典的将军在其战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将军生成机制的成熟也是经历了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数次改革之后逐步完善起来的。其中克里斯提尼的新宪法奠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将军生成机制的基础。
（1）雅典将军的产生过程及任务
根据克里斯提尼的新宪法，雅典每年任命10名将军，每个部落各推选一名。将军由新的部落公民会议提名，大家一致同意，将军的任命不可简单通过抽签决定，因此各部落都推选出最优秀的人当将军;此外，雅典公民必须年满30岁才能出任将军一职，最后的人选必须由公民大会全体通过。
将军可以连选连任，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伯里克利，他曾连任过15年的将军。将军的主要任务是统帅指挥雅典的陆军及海军舰队。“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可以拥有适度的自主权，以便更好地担当自己的职务，尤其是将军们在雅典境外执勤时更是如此。但是，将军的所作所为必须向公民大会负责。
”我认为，将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责任方式是雅典民主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因为几乎整个公元前5世纪，雅典基本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将军一职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了。
雅典贵族会议
（2）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将军构成带来的影响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索利在《雅典的民主》一书中曾提到:
有关大将军的任命，有一些统计数字很有趣。约60%的大将军出身自城市，沿海及内陆地区合计仅占40%。这些数字反映出一个事实:城市的公民出席部落的公民大会较容易，而将军的提名是在部落的公民大会上进行的。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只有32%的将军出自城市，这可能是连年战祸之下，乡村地区的居民纷纷迁入长墙内所致。——《雅典的民主》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受战火的影响，雅典将军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朝着更加均衡化的方向发展，雅典的民主表现在将军生成机制上也延展的更加深刻。
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将军的监察机制
事实上，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是不存在专门的针对将军的监察机制的，但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员监督机制。因为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将军是最重要的国家官员，整个监督机制作用于将军的情况也最为显著，所以笔者称其为将军的监察机制。将军的监督机制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任期前的任职资格审查和任期内的信任投票和告发程序，以及卸任前的账目审计，从选人、用人、问责和追责环节遏制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雅典的民主》
而对将军的监督方式主要有群众和陪审法庭两种方式。其中战争中对将军影响比较大的是信任投票和告发程序两种方式。
雅典建筑
（1）信任投票
官员在一年的任期内要在公民大会上接受次。公民大会是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年满10次信任投票，大概平均36天一20周岁的成年男性公民均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每年召开40次，其中包括10次最高会议。会议固定的议题之一是对官员的任内表现进行审查，并投票表决其去留。
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但是如果无罪，他即复职。这种高频次的群众监察成为“雅典民主制控制公职人员的最主要机制。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将军就是民众监督的重点，因为战场上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公民的命运与福祉。其中，在公元前430年，即便是伯里克利这个雅典的“第一公民”也难逃被质疑的经历从而在信任投票中被免除将军一职，并被处以大额罚款， 但是不久之后雅典民众又再次选举他担任将军一职。
雅典投票制度
（2）告发不法行径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另一项对将军有重大影响的监督措施是“告发不法行径“在战争中发，可以告发包括将军在内的任何人。
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公民都有资格提出告告发人可以把案件发到五百人议事会或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可以审理告发案件，最高可判罚500德拉克马的罚金，如果超过这个额度，就要把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另外，如果被告对议事会的判罚不服可以向陪审法庭提出上诉。其中告发到公民大会的案件主要涉及叛国，贪污和颠覆民主制的重大罪行。公民大会可以对案件进行审理，也可以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直到公元前362年之后不久，雅典人剥夺了公民大会对告发案件的终审权，交由陪审法庭审判。当然雅典法律对告发者也并非毫无限制，它规定:
“如果告发人在案件尚未提交法庭审理前，便撤销控诉，或是在审判时，未赢得审判团至少五分之一的票数，就会被剥夺公民权并罚款1000德拉克马 (注：相当于一名工匠3年的收入)”——《雅典的民主》
这项规定的用意显然是为了遏制无为或者恶意告发的情况而颁布的。然而，与之相对是胜诉的告发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奖赏，而奖金的丰厚足以吸引侥幸之辈甘冒被被夺公民权及罚款的风险，从而提出申诉，一心想趁机大捞一笔。这种恶棍式的告发人被称为“skyophantai"(无赖集团)，
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种规定下的刑事告发制度始终都有类似上述滥用的情形，而且经常被用来公报私仇。
伯罗奔尼撒战争示意图
告发程序主要用来指控叛国等重大罪行，虽然它可以指控任何人，但从现存的告发案件来看，国家官员，尤其是将军成为告发的首要对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更是如此。
根据文献统计，公元前430年一前406年，共有13名将军曾遭遇过告发案件，其中基本上都是因战场上的失利而被冠以叛国或受贿的罪名。由此可见，不管上述案件的判决是否公正，单从将军们被频频地被告发并因此受到严厉的处罚，就暴露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告发程序的弊端。而阿基纽斯审判以及对将军的处决对后来雅典的战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将军们并非死于战场，而是民众的手里。所以德摩斯梯尼曾悲痛地说道:
“我们现行体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个将军一生当中都要在你们的法庭上被审判两次或者三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在战场上与敌人殊死一战;没有，一次也没有。他们宁愿选择一个绑匪或者一个小偷的死亡方式，也不愿战死;因为犯罪分子被判处绞刑，将军应该为荣誉战死疆场。”——德摩斯梯尼
告发程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充分体现了其负面作用。也许，雅典人试图通过这个程序来确保其民主制度，制约官员的不法行为，虽有成效，但也无法避免在战争中沦为民众宣泄不满情绪的手段，甚至党派斗争的工具。将军们可以在战场上指挥军队，
但其命运仍然掌握在雅典民众的手中，告发制度就是民众驾驭将军的利器。公民可以选举将军上台，也可以罢免将军或者使其受到处罚，甚至处死。在这种机制下，不管将军有多么的功勋卓著，只要他们稍有过失，就要受到公民的纠缠和惩处，致使许多无辜的优秀将领成为这种制度的殉葬品，而更甚者确实对所有将军的心理层面的影响，每个人在战场都会战战兢兢，充满各种畏惧情绪。
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将军的战时决策机制
伯里克利曾经说过:“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作是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在多数人手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雅典民主政治是经历了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人的改革逐步形成的，但其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党争的影响，这深深地体现在了战时将军的构成和决策机制当中。
（1）战争期间雅典将军面临决策的党派之争
伯里克利作为雅典政治的改革者与“第一公民”，其自身充任将军一职是具有很大的合法性的。因此，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期，民主党力量是很强大的，贵族党力量相对薄弱，党争处于低潮。但是在伯里克利死后，他的民主党随即发生了分裂:以尼西阿斯为首的保守派与贵族党合并组成主和派，亦称寡头党;以克里昂为首的民主党激进派则构成新的民主团体，即所谓主战派或激进民主党
。从此，以将军为代表的党争主要表现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从战时将军的决策结果看，两派斗争的历程大致如下:公元前421年《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表明主和派占据优势;亚西比德在雅典政坛的崛起激化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远征西西里决议的通过表明主战派的意见受到了民众的推崇;而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则是寡头派再次脱颖而出的标志;而公民大会在党争的裹挟下对亚西比德的涉嫌读神罪也饱含诽谤的色彩。
总之，雅典将军的战时决策机制饱受民主派与寡头派的决策制约，政府更迭频繁，致使其难以做出长期可行的政策。事实上，决策时谁更能影响民众的心理，谁便能获得决策权。
将军盔甲
（2）直接民主决策机制下将军的任命失当
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远征西西里是决定雅典战局的关键决策。然而在雅典直接民主和党派斗争以及个人投机的联合作用下，将军的人选上却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即任命亚西彼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卡斯为全权将军。
首先，尼西阿斯是主和派，他是极力反对远征的，而他却当选为将军，致使其在战争中表现消极，造成战事被动。雅典人在厄庇波利溃败后，本应取消围攻叙拉古的计划，而进退维谷的尼西阿斯宁愿死在敌人手中，也不愿被雅典人做出不公正的判决。以致，他没有听从德摩斯梯尼的建议，最终使远征军陷入绝境。这又体现出了雅典国内严格的监察制度对将军战时决策的深刻影响。
其次，亚西比德属于主战派，它是积极主张远征作战的，但其动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个人野心与欲望，
他通过迎合民意的投机心理最终也当上了将军。最后是，互为政敌的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德却共同担任将军。而政见上的差异也必然会造成行动上的不同，致使远征军在决策上出现了分裂。
战争中的勇士
结语：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的“将军机制”即将军的生成机制、监察机制与战时决策机制便深刻地影响着雅典的战时决策，并且三种机制均有独立成熟的运行机制，但三种机制自始至终并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的，而是在雅典直接民主的大背景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共同对将军的行为起作用。
伯里克利在世时，他能够不同程度地驾驭雅典的“将军机制”，能够做出对国家有利的长期决策;而之后雅典的将军便开始受制于“将军机制”，而他们的战时行为，通过在以直接民主为大背景的影响，出现了相似的决策模式:决策指向偏向激进，行为迎合民意的倾向明显，战后处置倾向自保。这都是由雅典的将军生成机制、将军决策机制、与将军战时决策机制对雅典将军影响化的结果。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将军机制”对将军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将军的生成机制所决定，每年直接选举产生的将军的合法性需要通过战场加以验证，而直接选举中民意是容易受当下事件的影响的，是不稳定的，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将军一心求胜
，激进决策以迎合民意的行为倾向;将军的监察机制是很严格的，伯里克利尚且难免受其追责，这加剧了将军在战场中的自保行为和免于纠察的心理(伯里克利之后的将军更是如此)这导致了雅典在关键时刻缺乏敢于担当的个体;雅典的战时决策机制凸显了雅典民主的传统，饱受党争以及主和与激进派的影响，缺乏有智慧的集中机制，从而导致的结果是民主的形式取代了实质有效的统一的指挥。总之，在上述“将军机制”下，将军的行为是具有功利性的，掺杂了很多的个人动机在里面，从而导致了雅典战时决策缺乏长远规划与有预见性的结果。基于上述“将军机制”所致的雅典将军行为的特点，其战局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雅典在伯里克利后曾取得了一次次战术性的胜利和各种抛却长远利益的局部优势，最后却遭遇了远征西西里战略性冒险的失败，以致埋下了其最终战败的隐患。
总的来说，雅典的“将军机制”深刻地影响了将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行为的方方面面，并因此塑造了雅典的战局。雅典战时的“将军机制”给我们现代化制度性建设与改革提供了深刻的借鉴意义与现实价值即:制度建设一定要考虑到其与人的互动关系，制度机制应避免为各种投机行为所利用，以致造成负面影响。借古鉴今，扬长避短是我们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所需要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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