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新冠疫情是一场全面的危机，它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方面所受到的冲击相当隐蔽而深远，那就是社会伦理和人际信任。
由于新冠肺炎非常难以检测，这就在无形中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社会心态。最近备受关注的无症状感染者，则几乎意味着每个“他人”都有嫌疑了。这类情况降低了人们的安全感，势必会动摇原有的社会关系。
▌身边的嫌疑人
武汉已经出现了一家人反目成仇的伦理悲剧。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老人解除隔离回家，但家人不让他进门，吼叫着要社区拿出证明来。
这乍看是家人无情，却也是很多人家的实情：居住局促，很难实施一人一间的居家隔离；与此同时，武汉当时出现过出院回家、已过14天隔离期的病人，又被医院重新收治的情况。
我一位武汉朋友不无心酸地说：“某种程度上，我们这种全家同时感染的，可能还是件幸运的事。方舱的治疗要把家庭打破重组。我们家的‘小方舱’在颠沛流离中还相对保持了完整，真是万幸。”疫情以想像不到的方式，在深层次上冲击了原有的家庭伦理。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获得安全感，人们很自然地会保持人际距离，而拒斥那些在他们看来危险、可疑的人物。结果是，随着新冠肺炎的康复者、隔离者回归社会，相应的歧视在各地层出不穷，有些人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可说是这场疫情中最深、最隐蔽的次生灾害。
一个人感染新冠，往往是非常偶然的原因，几乎与其个人道德无关，但在感染之后，他们的处境却和麻风病人一样，被视为“灾星”。3月初上海“新闻坊”就曾报道，全市294例治愈者中，很多人感到焦虑彷徨，不仅遭到周围人的排斥，更可怕的还有网络上的隐私侵犯。患者严先生治愈后，人还没到家，邻居就把他的所有信息公布在微博上，还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这也罢了，随后还有人骂他是妖怪，也有人想把他们一家赶出小区，最后甚至造谣说他老婆是湖北人，“还办了满月酒，请了很多武汉人！”他的家人对记者说：“你是我这段日子以来，唯一肯这么接近我的人。”
这不单是中国人反应过度，在一向重视礼节的日本，日前也爆出类似的事：福岛县私立郡山女子大学，有一位70多岁的女教授被确诊新冠阳性，结果全校教职工受到了各种歧视。大学教职工的孩子们被托儿所拒收，有的教职工的配偶被公司禁止出勤，连大学的附属高中都收到了100多个骚扰电话，有学生仅仅因为穿着该校校服，就被人当面指着骂“病毒、病毒”。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在3月公布了疫情期间首个大型精神卫生调查，结果显示：新冠肺炎对许多人造成心理创伤，其中有35%受访者情绪应激反应明显，5.14%遇到严重的心理困扰，还引发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如恐慌、焦虑、抑郁和精神分裂等。不难设想，这种激烈反应不会只是“自己消化”，势必也引发人际关系紧张。
▌歧视的共振
武汉音乐广播电台主播郝丹在1月26日感染新冠入院后被成功救治，他在网上开直播传递正能量，对抗社会歧视。然而，当2月28日央视焦点访谈将他的事迹播出后，他所在小群的微信群就炸开了锅。虽然住在一个小区，但此前很多人并未得到他确诊、治愈和隔离的公示信息，因而质疑、指责他“瞒报”，下楼时有邻居当面斥责他：“你怎么还住在我们小区啊？”——此时郝丹已出院19天，也复查无事，为何不能住在自己家里？
在屡遭邻居敌视后，他陷入了抑郁，发现自己几乎符合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症状，甚至觉得比住院时还难受。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创伤与新冠肺炎不无相似之处：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需要依靠身体抵抗力和强大的内心来战胜。
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郝丹出院的时候，还没有集中隔离14天加居家隔离14天的规定，但由于新规出台，他出院后直接居家隔离就变成“蓄意”了。这么一来，他出院后居家隔离19天出门，就一下子变成了违规行为。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武汉封城离开的人后来被看成恶意出逃一样。对于个人来说，厘清每一步都很重要，但是对其他人来说，细节丝毫无关，“现在你违规了”就足够了。
对新冠病毒认识的变化，也造成了医疗诊断标准的不断调整。核酸检测不完全准确，也加大了人们的排斥和恐慌情绪。如果患者治愈后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他没有问题，在患者看来，这是权威诊断结果；但在一个没有被充分了解的疾病面前，这个结论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所以不断调整的诊断标准，就不断碰到红线。
毫无疑问，病人和周围人关注的点也不一样，病人倾向于听到“没事了，痊愈了，或者根本没有感染”这样的好消息；周围人关注的却是“复阳了，千万别传染给我”——感染就好像是“前科”一样，谁知道你会不会又发作。
在政策的不断调整、疾病的不可知性、诊断标准的变动、社会心态的波动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人们倾向于相互疏远。这意味着，歧视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坦白的悖论
在疫情的笼罩下，重建社会信任无疑相当困难。很多人强调要感染者“坦白”，因为故意隐瞒病情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然而与此同时，公众又无法平常看待感染者，似乎一旦染上这病，就摆脱不了被污名化。如果整个社会都对感染者极不友好，那这又会反过来阻碍了他们坦白，因为人人都清楚，坦白的结果太可怕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无解的悖论：一方面要人坦白，隐瞒者遭到歇斯底里的攻击辱骂；另一面方，如果你真的坦白，会被贴上污名标签让人避而远之。这自然让人倾向于选择隐瞒，事实上，一旦感染病毒，无论患者是否坦白，都一样被骂。
究竟怎样才算坦白，坦白是不是就值得肯定，这也有很多争议。台湾地区的第一例输入病例在回台的飞机上主动坦白，而台湾地区对她的评议也大致分裂成两大阵营：一半认为主动坦白算是有公德心，可以理解；另一半因她在飞机上已有症状，诘问她为什么非要冒同乘的一大票人被感染的风险去吃飞机餐。事实证明，没有共同信念或基本信任的共同体非常虚幻，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
实际上，中国人在要求感染者、治愈者“坦白”时，背后的逻辑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出一辙：以严厉的惩罚要求他人坦白，但对当事人来说，坦白的后果很可怕，似乎还不如不坦白好。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个问题：个人的隐私权如何保障？如果一个人的患病记录将招来所有亲友、同事、邻居的敌视，在一个被所有人“攻击”的环境中生活下去，这毫无疑问是非常艰难的。
如果每当身边出现一个病例，人们就拼命排斥，这固然也算是本能，但吊诡的是，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那结果是大家都得不到安全感。这种通过自我孤立获得的安全感，其实是一种严重的错觉，隔离是一种必要的公共卫生手段，但如果要战胜病毒，最终还是要依靠合作，绝非彼此孤立与敌视。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让人获得自己被接纳的感觉，是心理疏导、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在当下也是一样：只有积极的接纳患者，才能使他们更愿意坦白、公开，导向更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要防控疫情，就更需要患者的合作。但这“坦白”不应是无限制曝光个人信息，而应是在尊重其隐私权的基础上，由医护人员、社区管理者了解，从而负责监督、追踪。当然，这样的防控要也有赖于患者本人的自觉与合作，否则靠“他律”始终事倍功半。这乍看是个“素质”问题，但实际上考验的是我们社会在法治框架的互信、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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