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新冠疫情是一場全面的危機，它衝擊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一個方面所受到的衝擊相當隱蔽而深遠，那就是社會倫理和人際信任。
由於新冠肺炎非常難以檢測，這就在無形中造成了一種人人自危的社會心態。最近備受關注的無症狀感染者，則幾乎意味著每個“他人”都有嫌疑了。這類情況降低了人們的安全感，勢必會動搖原有的社會關係。
▌身邊的嫌疑人
武漢已經出現了一家人反目成仇的倫理悲劇。網上流傳著一段視頻：老人解除隔離回家，但家人不讓他進門，吼叫著要社區拿出證明來。
這乍看是家人無情，卻也是很多人家的實情：居住侷促，很難實施一人一間的居家隔離；與此同時，武漢當時出現過出院回家、已過14天隔離期的病人，又被醫院重新收治的情況。
我一位武漢朋友不無心酸地說：“某種程度上，我們這種全家同時感染的，可能還是件幸運的事。方艙的治療要把家庭打破重組。我們家的‘小方艙’在顛沛流離中還相對保持了完整，真是萬幸。”疫情以想像不到的方式，在深層次上衝擊了原有的家庭倫理。病毒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為了獲得安全感，人們很自然地會保持人際距離，而拒斥那些在他們看來危險、可疑的人物。結果是，隨著新冠肺炎的康復者、隔離者回歸社會，相應的歧視在各地層出不窮，有些人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可說是這場疫情中最深、最隱蔽的次生災害。
一個人感染新冠，往往是非常偶然的原因，幾乎與其個人道德無關，但在感染之後，他們的處境卻和麻風病人一樣，被視為“災星”。3月初上海“新聞坊”就曾報道，全市294例治癒者中，很多人感到焦慮彷徨，不僅遭到周圍人的排斥，更可怕的還有網絡上的隱私侵犯。患者嚴先生治癒後，人還沒到家，鄰居就把他的所有信息公佈在微博上，還宣稱自己是“正義”的；這也罷了，隨後還有人罵他是妖怪，也有人想把他們一家趕出小區，最後甚至造謠說他老婆是湖北人，“還辦了滿月酒，請了很多武漢人！”他的家人對記者說：“你是我這段日子以來，唯一肯這麼接近我的人。”
這不單是中國人反應過度，在一向重視禮節的日本，日前也爆出類似的事：福島縣私立郡山女子大學，有一位70多歲的女教授被確診新冠陽性，結果全校教職工受到了各種歧視。大學教職工的孩子們被託兒所拒收，有的教職工的配偶被公司禁止出勤，連大學的附屬高中都收到了100多個騷擾電話，有學生僅僅因為穿著該校校服，就被人當面指著罵“病毒、病毒”。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在3月公佈了疫情期間首個大型精神衛生調查，結果顯示：新冠肺炎對許多人造成心理創傷，其中有35%受訪者情緒應激反應明顯，5.14%遇到嚴重的心理困擾，還引發各種各樣的心理疾病，如恐慌、焦慮、抑鬱和精神分裂等。不難設想，這種激烈反應不會只是“自己消化”，勢必也引發人際關係緊張。
▌歧視的共振
武漢音樂廣播電臺主播郝丹在1月26日感染新冠入院後被成功救治，他在網上開直播傳遞正能量，對抗社會歧視。然而，當2月28日央視焦點訪談將他的事蹟播出後，他所在小群的微信群就炸開了鍋。雖然住在一個小區，但此前很多人並未得到他確診、治癒和隔離的公示信息，因而質疑、指責他“瞞報”，下樓時有鄰居當面斥責他：“你怎麼還住在我們小區啊？”——此時郝丹已出院19天，也複查無事，為何不能住在自己家裡？
在屢遭鄰居敵視後，他陷入了抑鬱，發現自己幾乎符合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所有症狀，甚至覺得比住院時還難受。在他看來，這種心理創傷與新冠肺炎不無相似之處：沒有疫苗，也沒有特效藥，需要依靠身體抵抗力和強大的內心來戰勝。
問題還有更復雜的一面：郝丹出院的時候，還沒有集中隔離14天加居家隔離14天的規定，但由於新規出臺，他出院後直接居家隔離就變成“蓄意”了。這麼一來，他出院後居家隔離19天出門，就一下子變成了違規行為。某種程度上，這就像武漢封城離開的人後來被看成惡意出逃一樣。對於個人來說，釐清每一步都很重要，但是對其他人來說，細節絲毫無關，“現在你違規了”就足夠了。
對新冠病毒認識的變化，也造成了醫療診斷標準的不斷調整。核酸檢測不完全準確，也加大了人們的排斥和恐慌情緒。如果患者治癒後去醫院複查，醫生說他沒有問題，在患者看來，這是權威診斷結果；但在一個沒有被充分了解的疾病面前，這個結論是隨時可能發生變化的。所以不斷調整的診斷標準，就不斷碰到紅線。
毫無疑問，病人和周圍人關注的點也不一樣，病人傾向於聽到“沒事了，痊癒了，或者根本沒有感染”這樣的好消息；周圍人關注的卻是“復陽了，千萬別傳染給我”——感染就好像是“前科”一樣，誰知道你會不會又發作。
在政策的不斷調整、疾病的不可知性、診斷標準的變動、社會心態的波動等因素綜合作用下，人們傾向於相互疏遠。這意味著，歧視產生的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結果。
▌坦白的悖論
在疫情的籠罩下，重建社會信任無疑相當困難。很多人強調要感染者“坦白”，因為故意隱瞞病情可能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然而與此同時，公眾又無法平常看待感染者，似乎一旦染上這病，就擺脫不了被汙名化。如果整個社會都對感染者極不友好，那這又會反過來阻礙了他們坦白，因為人人都清楚，坦白的結果太可怕了。
這就造成了一個無解的悖論：一方面要人坦白，隱瞞者遭到歇斯底里的攻擊辱罵；另一面方，如果你真的坦白，會被貼上汙名標籤讓人避而遠之。這自然讓人傾向於選擇隱瞞，事實上，一旦感染病毒，無論患者是否坦白，都一樣被罵。
究竟怎樣才算坦白，坦白是不是就值得肯定，這也有很多爭議。臺灣地區的第一例輸入病例在回臺的飛機上主動坦白，而臺灣地區對她的評議也大致分裂成兩大陣營：一半認為主動坦白算是有公德心，可以理解；另一半因她在飛機上已有症狀，詰問她為什麼非要冒同乘的一大票人被感染的風險去吃飛機餐。事實證明，沒有共同信念或基本信任的共同體非常虛幻，在疫情面前不堪一擊。
實際上，中國人在要求感染者、治癒者“坦白”時，背後的邏輯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如出一轍：以嚴厲的懲罰要求他人坦白，但對當事人來說，坦白的後果很可怕，似乎還不如不坦白好。隨之而來的還有另一個問題：個人的隱私權如何保障？如果一個人的患病記錄將招來所有親友、同事、鄰居的敵視，在一個被所有人“攻擊”的環境中生活下去，這毫無疑問是非常艱難的。
如果每當身邊出現一個病例，人們就拼命排斥，這固然也算是本能，但弔詭的是，如果整個社會都這樣，那結果是大家都得不到安全感。這種通過自我孤立獲得的安全感，其實是一種嚴重的錯覺，隔離是一種必要的公共衛生手段，但如果要戰勝病毒，最終還是要依靠合作，絕非彼此孤立與敵視。
心理學家榮格認為，讓人獲得自己被接納的感覺，是心理疏導、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我們在當下也是一樣：只有積極的接納患者，才能使他們更願意坦白、公開，導向更有效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要防控疫情，就更需要患者的合作。但這“坦白”不應是無限制曝光個人信息，而應是在尊重其隱私權的基礎上，由醫護人員、社區管理者瞭解，從而負責監督、追蹤。當然，這樣的防控要也有賴於患者本人的自覺與合作，否則靠“他律”始終事倍功半。這乍看是個“素質”問題，但實際上考驗的是我們社會在法治框架的互信、合作機制。
閱讀更多 南都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