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三十年後，羅娜（Lorna Tumwebaze）醫生對她在家鄉烏干達的一家醫院裡接觸到第一例HIV攜帶者的遭遇依然心有餘悸：在幾乎沒有什麼感染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她對一位產婦實施了剖腹產手術，手術完畢，她才從醫務人員那得知，這個媽媽剛剛確診為HIV陽性。
羅娜說：“那是艾滋病流行的早期階段，檢測為HIV陽性幾乎就等於被判處了死刑。作為一名醫生，我知道已經沒什麼能幫到患者。當時要拿到HIV的檢測結果需要數週的時間，而ARV（抗逆轉錄病毒）藥物費用昂貴且難以獲得。”
羅娜最終的檢測結果為HIV陰性，但她醫院裡的許多同事卻沒那麼幸運，很多醫護人員被感染了。這一經歷促使羅娜將她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投入到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作為蓋茨基金會艾滋病政策的倡導者，羅娜與世界各地政府的相關部門就如何最好地設計和實施有關艾滋病的相關政策和資源配置等問題進行磋商，並且督促那些高風險人群積極參與進來。為紀念剛剛過去的第30個世界艾滋病日，羅娜在此與我們分享在全球抗擊艾滋病的戰役中，她所獲得的寶貴經驗。
// 一場持續了三十年的努力 //
自第一個世界艾滋病日到現在，我們在抗擊艾滋病的路上，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就，但也有許多失利。
30年前，第一個世界艾滋病日的重點是提高年輕人對艾滋病的意識，同時消除歧視。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三十年後，我們依然面對同樣的問題。雖然這期間也有不少值得慶祝的進步，但時至今日，我還能看到許多人對艾滋病充滿恐懼，還有歧視與無知。
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拯救了許多生命，但也掩蓋了一個潛在的問題。
艾滋病剛剛肆虐的那幾年，在非洲的一些地區，艾滋病被人們稱為“苗條病”，因為患病後人會變得十分瘦弱，直至走向死亡。他們的症狀包括體重的大幅降低，皮膚出現皮疹和機會性感染，這些明顯症狀讓我們幾乎可以在病人走進醫院的一刻就確診他的病情。現在，由於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普及與可負擔性，病患可以得到快速檢測並在確診後馬上接受治療。我們還有一些工具可以預防從小到老幾乎所有年齡段的新發感染。那些曾經帶著明顯症狀出現在醫院的患者幾乎不復再現。與此同時，這一進步也掩蓋了政府在應對艾滋病方面將很快面臨的問題：將工作和資金重點投在了治療而不是基本的預防上，這會導致越來越多的新發病例，他們需要在未來幾十年依靠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度過餘生。
2011年12月15日，營養學家Claudette Kayitesi 在跟45歲的François Iyamuremy談話，François正在盧旺達基加利的TRAC Plus診所接受每月一次的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同時，François也是盧旺達將近10萬名HIV攜帶者並接受全球資金（Global Fund）提供抗轉錄病毒藥物的受惠人之一。
// 新的工具需要消除歧視才能發揮作用 //
我們現在有了很多新的工具可以對抗艾滋病，如PrEP（暴露前預防）藥物。在發生有風險的性關係之前，服用這個藥可以有效阻斷病毒的入侵。但是最需要它的高危人群 —— 很多從事性工作的女孩，以及男同性戀者，往往就是社會上最弱勢，最受歧視的人。“恐同”在全世界非常普遍，一些國家甚至將同性戀者和性工作者定罪，這使得我們接觸這些高危人群的工作步履維艱。
對艾滋病的恐懼和“恐同症”讓這個問題愈發嚴重。我在印度訪問了一群男同和跨性別者。其中一個問我：“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有像我們這樣的人嗎？他們是否也會承受這麼多痛苦？”他對我訴說了像他們這樣的人，是如何在當地受到迫害和霸凌的，他們覺得自己是世界的棄兒。我回答他，世界上還有很多和他一樣的人。這讓他們明白，這是一個很多人都在面對的，共同的問題。但這個說法並不能減輕他們的痛苦。關於性取向和性行為的文化態度，急需轉變。
南非誇祖魯-納塔爾省的湯加特福利中心實驗室，正在進行HIV病毒的快檢
// 我的父親讓我懂得女童與年輕女性教育的必要性 //
在烏干達西南部，我名字的意思是“感恩”。我出生的那個年代，當地人依然認為生男孩對一個家庭更為重要。但我父親是一名曾在英國受訓的警察，對他來說，男孩女孩都一樣。即使我已經是他的第三個女兒了，依照傳統，他本可以和我母親離婚，另外找個女人給他生兒子。他對我的出生依舊心存感激。這就是我人生故事的開始，父母對我和所有姐妹的到來都滿懷感恩，充滿祝福。
我的父親出生在一個極為貧窮的家庭，爺爺奶奶不得不做出到底送哪個孩子上學的艱難決定。他們選擇了我的父親。而當他為人父母之後，就下定決心，自己的任何一個孩子都不會再面對他曾經的命運。他明白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我記得他說過：“我不在乎你是否選擇在畢業那天就結婚，但你首先得畢業。”父親的話，讓我意識到賦權於女童和年輕女性的重要性 ，這是有HIV感染風險的人當中最為弱勢的群體。
// 抗擊艾滋病的“多部門辦法” //
許多國家的政府，很久之前就認識到，艾滋病問題不僅是個健康問題。疫情會同時影響其他部門：旅遊、勞動力、教育，甚至商業。這些部門很多都為應戰艾滋病設立了受國家中央政府管理的委員會，而不是由衛生部直接領導。這被稱為“多部門辦法”，該策略曾是對抗艾滋病的有效方案。後來，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資金來源的影響，各國政府開始傾向於將艾滋病作為一個醫療衛生問題進行規劃，並將其列為衛生部經管的部門之一，這就產生了相互競爭獲取優先級和相互權衡的問題。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如何迴歸“多部門辦法”，因為將艾滋病嚴格地視為一個健康問題，會將一個原本非常複雜的問題簡化。在艾滋病剛開始流行的時候，這個充滿未知的疾病讓我們感到痛苦和恐懼。自第一個世界艾滋病日以來，已經過去了30年，我們如今仍然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 未知、恐懼和歧視。儘管取得了一些進步，但全球健康領域需要認識到，我們已到了一個抗擊艾滋病的臨界點，現在調整戰略，還為時未晚。
2018年7月3日，布拉瓦約 “姐妹之聲”（Sisters with a Voice）診所，一個女孩正在閱讀關於暴露前預防（PrEP）的宣傳單。
為了終結艾滋病，我們需要重新確立政治訴求，遵守我們的承諾，擔當起預防新發感染的責任，同時也要保證對已感染人群的持續性治療。我們生活在一個技術和研發都如此先進的時代，對艾滋病的瞭解也遠超30年前。全球基金源源不斷的支持，加上受到艾滋病影響的個人與社區的積極參與，我們可以共同努力，終結艾滋病這一公共衛生威脅。
閱讀更多 蓋茨基金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