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中国传统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传统上，一般的看法是两宋时期皇帝的专制权力得到了继续加强。比如，宰相再也不能和皇帝坐着讨论事情了。在三省六部之后，又整出个枢密院来负责军队指挥，权力格局持续分散。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如此，两宋时期在事实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深入人心的“公天下”理念。
两宋时期，政治氛围宽松，士大夫敢于上书言事，也敢于发表限制君权的言论。南宋高宗时期，御史方廷实在和高宗皇帝对话时，明确指出：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这是直截了当的告诉皇帝，这天下不是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
另一名御史刘黻也说：
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这意思是说天下事要大家一起来商量，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是不行的。
南宋孝宗算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从管理上来讲，领导太能干往往就会束缚属下的手脚。宋孝宗就是这样，有段时间什么事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和大臣商量。一时间，朝中文武便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不主动管事了，只等皇帝下令。
这时，就有大臣徐谊站了出来，指出孝宗这种做法只能使属下变得木讷，真到了那时候，你皇帝和谁去共享富贵呢（陛下谁与共功名乎？）
宋孝宗听了，也只能挠挠头皮不说话。
大学问家程颐提出一个理论，就是”天下治乱系宰相“。这意思也很明确，国家治理得怎么样要由宰相来负责，把宰相的责任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更有人指出，理想的政治状态就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也就说权力皇帝掌握，但交给宰相部门去实施，颇有虚君实相的味道。
所以，两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民主“氛围已十分浓厚，这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
约束皇权的立法。
正是有了”公天下“的理论基础，两宋皇帝在自我约束上也十分到位，建立了一系列的机制来约束皇权并能做到自觉遵守。
一是立誓约。据宋人叶梦得笔记记载，称开封太庙里立有一块碑，碑上刻着宋太祖赵匡胤的誓约，主要内容是要善待周世宗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
这是宋代皇帝对皇权的自我约束。
当然，后世也有很多人怀疑誓约真伪，因为赵匡胤并非没有杀过大臣，而且对周世宗子孙也并不是非常得好。但不管怎样，杀大臣不是两宋的主流，相比其他朝代，两宋已经非常好了。
连苏轼也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建隆是宋朝第一个年号，就是说从宋朝开国以来，没有以言论将人定过罪。
二是守制度。两宋皇帝对于定下的制度一般都能够比较好地遵守。有一次，赵匡胤要做一个熏笼。但是，几天过去，这熏笼还没送过来。赵匡胤大为不爽，这熏笼又不是什么大玩意，他搞不懂为什么要弄那么久。
左右告诉他，熏笼虽小，但手续复杂，所以一时半会弄不好。赵匡胤大怒，把宰相赵普叫来一顿臭骂，你定的什么制度？我没当皇帝的时候，花几十钱就可以买个熏笼，现在当了皇帝几天弄不来。
赵普回答，这个制度是为了预防腐败设计的，有了这个制度，后世的皇帝如果要搞腐败就没那么方便了。赵匡胤一听还真是这回事，马上转怒为喜，连说这个制度好，熏笼不熏笼的就先放一边吧。
”政归中书“的政体。
这是宋朝继承唐朝的制度。唐宋时期，宰相机构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并且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制诏制度。一项命令或政策的出台，首先需要中书省发文，然后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觉得有问题，就退回中书省，如果觉得可行，就流转到尚书省执行。
诏书如果没有经过中书、门下，直接下到尚书省，那它就是不合法的，尚书省有权不予执行。但是，皇帝终归是皇帝，总喜欢利用各种方式刷存在感，让大家明白这天下终究是姓赵的。于是，便有一些皇帝绕过宰相机构下发诏书，以乱封官职为多。
比如宋仁宗，这位庙号为“仁”，如此仁爱的皇帝，也曾三不五时直接下旨任命官员。当时的宰相杜衍不给仁宗一点面子，所有不符合规矩的文书到了他那里都被扣而不发。待文书积得多了，便打好包当面交给仁宗。
仁宗对此居然毫无办法，只能尴尬地笑笑，称杜衍“助我多矣”。
君臣协商的“廷议”。
“廷议”是指对于人事任免等重大决策，必须经皇帝、大臣在朝堂上商议后才能决定。未经廷议的重大事项，即使有皇帝命令，宰相机构也是可以不执行的。许多事即使有皇帝撑腰，但过不了廷议这一关，也是白瞎。
宋孝宗是个围棋迷，于是就在宫里专门养了一个叫赵鄂的高手，每天陪着下棋。赵鄂把宋孝宗伺候得十分开心。一来二去，赵鄂胆子也大了起来，开始向宋孝宗要起官来。
按理说，皇帝封一个官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但是，宋孝宗居然担心自己的话不好使，说我下个旨是没问题，但恐怕外廷不肯放行。这话说出来哪像个皇帝的样子？
随后，宋孝宗问赵鄂外廷有没有比较熟悉的官，意思是这事要里应外合，外面有人提，我这边一准，这就成了。赵鄂一拍大腿，有了，当朝的葛中书与自己有旧，可以去试试看。
赵鄂去了葛中书家，请葛中书帮忙。没料到，葛中书说依照情分，我应该帮你。但是，这样一来，就坏了规矩。所以，即使有圣旨来了，我也一定扣下。这就是毫不客气地回绝了赵鄂。
赵鄂心里委屈，把事情告诉了宋孝宗。结果，宋孝宗也是束手无策，当然更不敢责难葛中书，最后只能安慰赵鄂“秀才难与他说话”。
结语
两宋虽然军事不行，但政治氛围的宽松，言论的自由在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上是少有的。中国的皇权专制，在两宋时期划了一条向下的曲线。儒家“虚君实相”的理念，在两宋得到了部分实践，在某些地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格局，造就了宋代独特的政治风格。
参考资料：《宋史》、《贵耳集》、《欧阳文忠公集》、《续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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