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庭或家族為本位的宗族社會，父權在家庭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東漢時期的家訓繼承了前代家訓中的主要內容，以儒家典範為依據，對後代的修身處事等方面進行訓誡和指導。
本時期出現了專口針對族中女性後輩的訓文，通過對女訓內容的考氣可以明顯地看出訓主族中男性和女性後輩的定位的不同。對於男子，訓主基本上是按照前代重儒的觀念，要求其遵循恪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模式去光耀門庭、建功立業。當然，東漢中晚期以來，由於社會的動盪不安與漢初黃老思想的延續，家訓中同樣出現了明哲保身，遠離政治的避世思想。相較於西漢時期，針對女子的專口訓誡僅有張負《戒女孫》的寥寥數語，本時期女訓創作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訓主對於族中的女性後輩往往是希冀她們履行一系列道德規範即從四德＂去相夫教子，以成為當世所宣傳的賢妻良母的典型。
遺訓
自西沒以來，家訓的創作進入了自覺的狀態，這種自覺地狀態＂就是家訓的主體有意識地將自己的教育子孫的思想親自記錄下來以便在家庭中流傳，而不是讓別人記錄或追記的。＂而家訓創作的自覺很大程度體現在訓主的遺訓上。考察東漢一代４２位訓主共前篇家訓，其中有１９位共２２篇是遺訓，這麼中有巧位訓主只留下遺訓。可見，當時已有一化訓主有意識地將家訓的創作留在自己臨終彌留之際。本時期遺訓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對自己身後之事的交代．二是對子孫輩的惇淳教導。
一、安排後事
中國傳統社會歷來重視喪葬之事。孔子提出＂子生蘭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的主張，可以看出他對於喪葬之禮的重視。因此，對於自己的身後之事，家訓（主要為遺訓）的作者多有交代指示。
東漢時期家訓中訓主的喪葬觀念的主要是受西漢以來各代皇帝的影響。這種觀念主要體現在要求簡葬薄葬上。西漢文帝劉恆是漢代第一個在遺詔中明確要求簡葬的皇帝。
膠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二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互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中。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裳。已下，服大紅十五曰，小紅十四曰，奸七曰，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從此令比類從事。佈告天下，使明知膠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杉夫人以下至少使。
他在《遺詔》中表明瞭自己對生死的態度——死是天地自然之常理，但現今的人們都樂於生而惡於死，死後甚至為了追求厚葬而不惜傾家蕩產，而子孫後輩為了強調服喪盡孝，進而損害健康。劉恆很不贊同這種世風，他在《遺詔》中身體力化明確規定了自己駕崩後的諸項事宜，以遏制厚葬之風。悼吊蘭曰換下喪服，不可禁止百姓娶妻、嫁女、祭祀、飲酒、吃肉，不要組織百姓到宮中來哭靈弔喪等等。連霸陵周圍的山脈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許更改。
及至東漢，光武帝劉秀深受文帝影響，不僅在位時頒佈《薄葬詔》，以君主之威號令天下實行薄葬，而且以身作則，在自己的《遺詔》中明確實施簡葬的事宜。
膠無益於百姓，皆（知）〔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史及郵奏。
光武帝之後，明帝劉莊在其《遺詔》中同樣提倡簡葬，＂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一國之君甚至不需要再另建陵寢，而只葬在先帝的更衣別室。
東沒初年，土地兼併嚴重，經濟調敝，財務匿乏。在這種情況下皇帝提倡簡葬之風，開明的士大夫之族也必然上行下效。
東漢晩期趙諮的這篇遺訓《遺書敕子胤》是東漢一代遺訓中關於交代身後之事最為具體的。訓文以時間為順序，系統的介紹了古時厚葬之風的形成，同時又引經據典，說服自己的兒子去實踐自己遺訓中的簡葬。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斯自然之至數。是＂通人達去，鑑茲性命，＂存亡為晦化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知戚。……棺梓之造，自黃帝始。愛自閩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氏或木，及至啟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牆之飾，表＂茲橫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濱葬宅兆之期，棺桿周重之制，衣《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但欲制坎，令容棺梓，．棺歸即葬，平地無上故勿三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
馬融的《遺令》則顯得更為明確簡要＂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逢緒單衣。冢中不得下銅唾壺。＂甚至連衣著與墓中的擺設都有明確的要求，力求儉樸。其它如袁安《臨終遺令》、謝夷吾《敕子》、張脯《敕子蕃》、李固《臨終敕子孫》等也都是在遺訓中專口交代簡葬事宜的。
通過帝王、土大夫的倡導和踐行，簡葬之風在東漢開明的土族階層中流徙開來，並一直影響至魏晉。
二、教導後輩
除了在遺訓中交代自己的身後之事，訓主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子孫後輩進行訓誡叮囑也成為這類家訓的一大組成部分。西化時高祖劉邦在自知命不久矣時對太子劉盈的訓導中就有＂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的話語，希望自己身後，劉盈能夠照顧好自己的幼子。及至東漢，訓主在遺訓中對子孫後輩教導的涉及面則更為豐富。
酈炎在獄中所寫下的《遺令書》所包含的內容可謂東漢時期遺訓中最為內容豐富，感情最為真擎的一篇。他在這篇遺訓中不僅交代了自己的身後之事，＂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同時對自己的幼子止戈，念念不忘，遺憾自己不能夠陪伴幼子成長，＂邀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為之，寧諮爾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在遺訓中將自己對治學、修身、處事的經驗詳細的付諸筆端。刻苦讀書，不沉迷於安逸酒色之中，同時介紹了自己認為有學識的人，在幼子不敏時，可以向他們學習；用＂忠孝信禮＂來對待自己周圍不同身份的人群，既可以去投靠酈炎自己的好友，也要親自侍奉他們等等。
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此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汝無自以為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繁焉。
諮嗟止父，汝能言，則贊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仁焉隱焉。
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孰汝以學！惟汝之隱，了不敕汝＂仁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受父母久業。
其賊誦誅，自少為之。苟告戒，汝克從，祭為甘；苟示誡，汝克違，梁奠為苦。汝無逸於丘，無涵於酒，無安於忍。
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
今我溺於地下，思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哉背義，無孤之矣。
陳留蔡伯增，與我初不相見，苦仰之猶父，不敢為兄，彼必愛＾乂為弟。
九江盧府懸，音父事之。張公裡、張子傳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朝規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
汝苟往取任焉，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筧於此。
酈炎的遺訓可說將一位不久於人世的父親對幼子的款款深情通過事無鉅細的安排表達出來。
相較於酈炎的宏篇大論，東漢時期其他叮囑子孫後代的遺訓則更多的是隻言片語的敘述。張霸《遺敕諸子》教導後輩＂人生一世，但當誤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祭形《臨終敕其子逢參等》＂汝等貴兵馬詣化麼效死前行，副吾也。＂他們或是教導後輩為人之道，或是希望後輩繼承自己的遺志，為國家效忠。
修身處事
東漢時期家訓創造者在寫作時多在訓文裡將自己修身處事經驗傳達給子孫，技些文字是對後輩子孫的博淳教導更是寄託了訓主對子孫的厚望，飽含了訓主的甜接麼情。
修身是儒家所強調的一項重要內容，《大學》中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被歷代土人所重視，東沒時期亦不例外。而修身可謂實現這些不同人生追求的最基本條件。因此，在東沒家訓中，修身成為訓文內容的一大構成要素，許多家訓篇章都非常注重對後輩子孫個人修養的培養。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丟欲汝曹聞人過失如巧父母之違，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妾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苦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掙結璃，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犀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音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扭季良豪俠好義，化人之憂，承人之巧，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去，所謂刻鶴不成尚類驚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為言，吾常為寒心，是林不願子孫效也。
馬援在訓文中針對子侄馬嚴和馬敦喜好背地裡議論他人長短過失的行為提出了批評，同時給予了嚴厲的訓誡，告誡他們為人要敦厚誠實。並提出了足以效仿的行為楷模龍伯高，希望子侄學習他敦厚誠實的為人，謙約節儉，待人又不失威嚴。若不能，又退而求其次，告誡子侄就算學習龍伯高的效果不盡人意，還可
以像杜季良這樣，豪俠好義，有正義感，把別人的憂愁作為自己的憂愁，把別人的快樂作為自己的快樂。＂所謂刻鑿不成尚類鸞者也。＂當然，馬援對子侄的寬厚並非沒有底線，如若連杜季良這類人都不是，那就只能淪為執籬子弟了，則令人感到也寒。
張矣對於子侄張祉、張時在鄉人中的評論十分重視，當他得知張祉＂輕微奢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時十分悲痛，在《誡兄子書》中以叔父的身份希望張祉能夠像張時學習＂當崇長幼，以禮自持＂，同時引經據典，告誡張祉＂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而不應該推卸自己的過失。張矣希望代替其兄將侄子教育成才，使侄子能夠出仕為官、報效朝廷，當他知道張扯行為不端，遭到鄉里批評時，特地寫了《誡兄子書》這封書信進行規勸告誠。
陳蹇《訓子》教導兒子自勉的重要性＂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樑上君子者是矣＂。深受先秦時期孟子＂性善論＂的影響，強調後天修身對於完善自身的重要性
陳惠謙在《戒兄子伯思》從求仙不可得的角度，勸導後輩子孫對待人生的正確態度，不是一味地去追求長生不老，那些都是虛無漂繳的。對於人生應該是一種積極正面的態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
對於後輩的處事，東漢時家訓的創造者則保持了西漢中晚期＂保身全＂的思想。
寶貴盈溢，未有能終者。苦非不喜榮勢也Ｌ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鹹，皆明戒也。保身全已，愛不樂哉。
樊宏《戒子》中告誡自己的兒子不要去追求物質上的大富大貴，那些眼前的繁花似錦必將給自己帶來不得善終的惡報。知足常樂，明哲保身才是處事之道。
樊宏這種具有代表性的處事思想自西漢以來便己形成。光武中興雖使中央集權得以穩固，但東沒中葉以來，統治階級內部的傾乳鬥爭不斷，官宦土族朝不保夕，送也使得＂如何防範突然降臨的災禍，增強子孫全家保身的憂患意識＂成為東漢乃至有紋一代家訓重要內容。
女訓的獨特內容
先秦時期，訓主對於後輩子孫的訓誡對集中於男性後代上，基本沒有涉及到女性。西漢時期劉向《列女傳》的出現，使這一現象開始發生轉變。上文中己提及，西漢時期，張負《戒女孫》可謂發女訓之先聲，但直到東沒時期，隨著班昭《女誡》的出現，以及荀爽、蔡當等人的提倡創作，女訓作為一種特殊的家訓形式才開始逐漸規範起來。至此，女訓已不再是西漢時期夾雜在其他文章典籍裡的隻言片語，而是作為單獨成篇的文章，在家訓文體中有了一席之地。
朱明勳先生將女訓定義為＂一種專口對女子宣揚封建婦道的獨特家訓，是封建衛道土們為達到強化夫權的目的而撰寫的特種家訓文獻＂。並認為＂古代女子的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從四德＇的教育＂。
女訓即是訓主專口針對女子而作，引導訓誡對象即當時的女子履行一系列道德規範，諸如遵守婦德、相夫教子等等，以成為世人所接受和褒揚的賢妻良母，為家族口榻的光耀添磚加瓦。
東漢時期女訓的內容基本是根據女子的自身特點與社會家庭對女性的要求而專口創作，目的是要求受戒對象在倫理道德、品德修養方面達到女訓創作者的要求。本時期最著名的女訓當屬班昭的《女誡》，這也是我國古代現存文獻中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女訓著作。
《女誡》對當時女子提出了全面、系統的訓誡。班昭在《女誡》一開始就闡述自己的寫作動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円，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毎用調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碑助汝身。去矣，其助勉之！＂作為女子，以自身頑劣作比（這當然是自謙之語），擔也族中未出閣的少女不懂得禮儀，恐怕會令未來的夫家失面子，辱沒了宗族，於是寫下了《女誡》。
在敘述完寫作動機後，正文通過《卑弱》、《夫婦》、《敬順》、《婦行》、《專也》、《曲從》與《和叔妹》七各部分論述了女子在＂夫家＂需要處理好的三大＂關係＂，即對丈夫的敬順，對舅姑的曲從和對叔妹的和順。
這七個部分，既有男尊女卑、女子從一而終的思想觀念，也有對女子婚後在夫家行為的規範，以及女子婚後自身行為的規範。全文對女子在夫家中如何處理與丈夫、公婆、叔妹的關係，提出一系列的婦德規範與行為準則。
繼班昭《女誡》之後，本時期較著名的女訓有蔡豐《女訓》、《女誡》和荀爽《女誡》。
蔡豊的《女誡》主要是針對女性所特有的對於美的準求，結合女子梳化打扮的全過程教導自己的女兒，這篇家訓並沒有停留在對外在美的追求上，而是引導女子注重外在美與內在美的統一，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內外兼修。這篇訓文即使今天看來，依舊有其教育與指導的作用。
心猶首面也，是＂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飾，則主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鹹知飾其面，不修其'。，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發則思其心之順也；用巧則思其之理也立舊，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鬟，則思其'。之整也。
蔡豊的另一篇訓誡女子的訓文——《女訓》對＂鼓琴＂一事對其進行的不厭其煩的叮巧。蔡當本身就是鼓琴高手，他在《女訓》中僅用區區１４２字，憑自己的鼓琴經驗和對聽琴者也理的Ｔ解，就為教誡者設身處地地做了１２種假設；並對每一種假設都給出了一種自己認為比較恰當的解決方略，以教誨女兒在夫家鼓琴時察言觀色，審時度勢，避免在夫家因鼓琴之事而遭非議。
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問曲若，則舍琴興而對，曰某曲。坐若也則琴聲必聞；若遠，左右必有贊其言者。凡若鼓小曲，五終則止；若大麴互終則止；若為無數變曲，無多少，尊者之聽未厭，不敢早止，若顧望視他，則曲終而後止，亦無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調，若在尊者之前，不更調張。私室若化舅姑，則不敢獨鼓；若絕遠，聲音不聞，鼓之可也。鼓琴之夜，若有姊蛛之宴則可也。
荀爽的《女誡》則是針對女兒出嫁後日常生活行為規範的教導，他告誡女兒出嫁後應當遵循當時的社會禮儀。全文除一個十言句外，皆為四言。同時，此文多引經書。甚至舉了生身之父用宋伯姬循禮而活活燒死的事例來教誡即將離開自己身邊的女兒，讀來讓人震驚，漢末禮教的進一步鞏固與加強亦由此可見一斑。據《藝文類聚火部》（卷八千）載，荀爽之女荀採為守節拒絕改嫁自鎌身亡。荀採之死雖說其根本其原因是男權制度和隨之產生的從＂、＂貞節＂觀念，但也不能不說與此篇女訓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
《詩》雲：。泉源在左，其水在右，女子有行，適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署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崇瓷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雲胡不喜，聖人制禮。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本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為高也。
本時期除了上述女訓外另有杜泰姬的《戒諸女及婦》和楊禮圭的《敕二婦》，這兩篇女訓或是傳授教子之方，或是談論持家麼道。隨著封建禮教的進一步推行，漢代婦女的生活圈子越來越狹小，婦女越來越多地被禁銅在家庭之內，因此，持家和教子就成了她們適應禮教的必修科目。
我們今天再去分析上述所提到的女訓，不免會論及當時訓主利用封建禮教對女子的束縛甚至客觀上的殘害。但也應該看到，東沒時期隨著男權制度的日益鞏固，婦女地位日益下降，女訓訓主的主觀目的是希望族中女性後輩對社會的適應，以及矯正時俗，預防重新出現西沒時期外戚專權跋僱的現象。譬如班昭，她作為女子，一方面通過自己的經驗，將女子處事之道傳授給後輩；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份也決定了她只能用寫作《女誡》這種＂曲線＂方法，來達到防制外戚，挽救國運的目的，而不可能如同男子那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匡扶社稷。＂在女性被社會定義為一種低等、卑弱性別，只有卑弱、敬順才能避免不幸的時候，憂懼諸女＇＇失容於他氏之口的班昭，在《女誡》中表達的甚至是向不公正的社會價值屈服的一種＇猜和性人格＇。但無論班昭怎樣向社會價值屈從，我們都不能把這些表達理解為班昭對理想女性人格的表達。＂班昭出生書香世家，從小接受《禮記》等傳統思想中男尊女卑、夫主婦從的理論，不可避免的效仿劉向《列女傳》中一系列女性道德典範，這在內容和思想上都規範《女誡》的創作。
無論是班昭所創作的《女誠》亦或是本時期的其他女訓篇章，初衷絕不是去禁銅殘害女子，而是對後輩適婚女性進行適應男權社會的策略教育。就這一點而言，女訓訓主對於族中家中女性後輩的關愛也同樣不少於男性後輩。因此，前文所引朱文對於女訓的定義，將訓主定義為＂封建衛道土＂不免有失偏頗。就東漢時期而言，女訓是一種教導族中適婚女性去積極適應業己穩固的男權夫權社會的策略教育。就當是的社會環境與歷史背景而言，也不太可能出現鼓勵謀求女權的思想。
總之，在漢代尤其是東漢，隨著男權制度的日益鞏固，婦女地位日益下降，越來越多的家長憑自身經驗，經巧自己的價值選擇，在女訓中為自己的女性後輩制定了各種順從禮教的適應策略。這些策略雖和以男性為教誡對象的家訓在內容上多勉學、為官為主有所區別，但同樣都袍含著作者希望後輩子孫適應社會、全身遠禍的願望。
閱讀更多 搖曳歷史長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