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失利，曹操退回北方，收缩前线于襄阳、扬州淮南合肥一线，作战略防御，从此他不再对南方发动战略性的攻势，专心经营北土。曹操是当时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于赤壁之战以后迅速带主力返回许昌，调整部署，并及时地实施了战略转移，肯定是审时度势、不得已而为之。时也势也，大概是天下三分，已成定局，非人力所能挽回了吧。后来来看，三国鼎立，的确是各方实力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均衡。
曹操实力自然最强，当时全国十三个州中，曹操占据将近八个，地盘最大。但是，当时北方气候寒冷，干旱少雨，战乱频仍，生产萎缩，资源短缺。曹操的军队，虽然人数较多，但来源混杂，对曹操的效忠程度不高。所以，曹操虽地广人众，统领百万之师，却难以形成对孙、刘的压倒性优势。
刘备方面，早期也是人才荟萃，虽然蜀汉地方狭小，只有汉中盆地、成都平原和巴东河谷，由于偏安一隅，没有受到战乱搅扰，资源倒也丰富。诸葛亮南征后，获得云贵及广西部分地区，这些地方在物产上，特别是金属资源以及滇马等作战物资供应方面，有效地与成都形成互补。且蜀道艰难，易守难攻。蜀汉盛时，若刘备守险以待，似可与曹操一争短长。
孙权方面占据江南，是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以及长江下游南北地区。人口多，气候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且有长江天堑可供凭依。可供依赖的人物，虽不及曹操和刘备（强盛时期）方面，但也足以与曹刘抗衡。
孙权剧照
三国对比，总体上是曹强，孙、刘弱。三方做三角对峙，倒也稳定，势均力敌。作为三角中实力较弱的两角，吴蜀之关系，视曹魏压力而定。若曹操南侵，吴蜀必合好共同抗曹以图自存。若曹操无暇顾及或作壁上观，吴蜀必然围绕荆州争斗。总的来看，孙、刘之间关于荆州争夺有三个回合，最终以吴胜蜀败，荆州归吴结束。夷陵之战后确定天下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国鼎立局面正式确立。
曹操有先见之明，赤壁兵败即行回还，专心经营北方。其间虽有平定关陇、争夺汉中、激战襄阳等大小战役，总体上曹操已经放弃统一的企图，代天子征伐已经不再重要，转而经营政治。210年春，曹操下第一道《求才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此令寓意深远，不像通常所言，曹操是为了不拘一格求人才。事实上，他在占领荆州以后，曹操一生麾下的人才，已经基本到位。赤壁兵败返回北方以后，终其一生，也没有增添什么有名的人才。从实际效果来看，曹操的《求才令》，应当不是为求取人才而下的。口头上讲“唯才是举”，实际行动上又没有增添人才，《求才令》到底目的何在？
曹操在第一道《求才令》中讲道，孟公绰做大国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他做不了滕国和薛国这样小国的大夫（借用孔子语）。意为人各有短长，用人要因人授任。又讲管仲的例子，说齐恒公不因管仲有不廉之名且害过他，而任用管仲为相，终于称霸于诸侯。进一步说今天有闲钓溪边的姜太公和“盗嫂受金”的陈平吗？他说，只要有这样的人才，推荐给我，我都可以任用。
以上只是表层意思。进一步分析，首句“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说的是谁？只有曹操自己。那个今天的“被褐怀玉”者，那个出身贫寒却有真才实学的人是谁？说明曹操对于身为宰相、爵万户侯还不满意，他在求取更高的奖赏。末句“明扬仄陋”，意为明察荐举出身微贱而德才兼备的人。但这句话出自《五帝本纪》，记述有关尧、舜让贤事典时的用语。末尾这句话正好与开头的话呼应起来。
曹操的第一道《求才令》，是他要求才，还是昭告天下告诫汉献帝，他有所求？若是他要求才，事实上从两年前就不再新增添有名的人才了，显然不是曹操求才。结论只能婉转告诉汉献帝，他有所求。曹操当时总揽朝政，为何多此一举？
汉制二十等爵制，在这一体制下，曹操功劳再大，最高只能封县侯，不能封王。曹操如果不改变奉天子的名号，政治上再往上走，必须改制，废止二十等爵制，另立新制。“明古学”的曹操，其真实用意是要实行当时董昭建议的“修古建封五等”，即改二十等爵制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他要分封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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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二月，曹操又做《让县自明本志令》，将汉献帝加封的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退还给朝庭。文中有句很突兀的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同时举齐恒公、晋文公的例子，还提到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后来的学究将曹操作此文看作表忠心、息争议，我想汉献帝及他周边的人不会这样麻木不仁。
事隔一年，213年五月，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策命曹操为魏公，曹操正式得以分封建国。魏公曹操以汉丞相领冀州牧，加九锡。曹操与汉室的关系，已经从君臣个人转变为主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214年，汉献帝加魏公位于刘氏藩王之上。215年，汉朝封爵任官之权也正式转交给魏国。魏国在曹操手里事实上已经代汉而立，只不过他没有自称天子而已。
事情说到这里，曹操第一道《求才令》是为他自己所做，其真实用意，是突破汉代二十等爵制，使他能够在形式上合法地分封建国。
第二道《求才令》颁布于214年十二月，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他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曹操举陈平、苏秦的例子，说德才往往不能兼备，只要才能可堪大用，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要大胆使用。
曹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说这样的话？曹操分封建国建立魏国以后，跟随他的官员们遇到了难题。本来大家都是汉室官员，尽管这些官员有超过九成的事实上是曹操的私属部下，但一下子分成汉、魏两个官员系统以后，特别是需要有大批官员转入魏国官员系统以后（因为事权都在曹操这边），问题就来了。会有人，特别是那些曹操也敬重的名士，担心如此舍汉归魏，会被人指责名节有亏、不贞。曹操如此做，显然是要为这些部属解脱，让他们效法陈平、苏秦，帮助他们解脱名义上的枷锁，放心舍汉归魏。
第二道《求才令》是为部属所做，目的是让他们摆脱归魏的名节负担。
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217年八月，曹操已由魏公进爵为魏王。“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在此令中公然提出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再次举管仲、陈平等人的例子，重申求取人才在才不在德。有前两条《求才令》，此意早已明了，曹操为何多此一举，再发一次《求才令》？
曹操第三道《求才令》，是对前两道《求才令》在精神层次上的再次提升。第一道《求才令》解决了曹操自己分封建国问题，第二道《求才令》解决了部属汉魏归属名节问题，第三道《求才令》，是其总结概括前两道《求才令》基础之上，使他的施政方略、思想，意识形态化。曹操通过第三道《求才令》，明确宣示，在他这里，儒家的经典教义，所谓忠孝两全、仁孝礼让等，已经完全破产。与我相同的，便是曹党；与我不同的，便是敌方，便是消灭的对象。
从曹操称之为“吾之子房”，居中持重达十数年，处理军国事务的，出身士族代表之一颍川荀氏的荀彧的遭遇上，可以看出曹操大政方针。212年，颁布第一道《求才令》后第二年，曹操欲进爵国公、加封九锡，找荀彧商量。荀彧以为“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怀恨在心。同年，曹操征孙权，把荀彧留在军中。军至濡须，荀彧因病留在寿春。《魏氏春秋》载，曹操赠送食物给荀彧，荀彧打开食器，见器中空无一物。被迫服毒自尽。功如荀彧者尚不能容，曹操施政决心之大，不得不让当时儒家豪族阶级暂时隐忍屈辱。
214年十二月曹操下达第二道《求才令》的同一天，史载他还下达了一条关于掌管刑法人选的命令，“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这说明曹操明确宣示以法术为治。
儒家说曹操“细政苛惨，科防互设”。儒法不并立，曹操好法术，必鄙弃儒术。或者说曹操由于他的出身受到歧视，以及他对东汉末年官场腐败的痛恨，曹操首先是鄙弃儒术，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曹操稳固政权的需要、政治上的需要，使他逐渐走向好法术的道路。最终实现了历史的反动。
说是历史的反动，是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曹操以前，曹操以后，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都统一于儒家的价值观上。唯有曹操不同。但是，这种反动是短暂的，曹丕以后，世家大族便翻过身来，重掌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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