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安獻平王司馬孚談起
司馬家族一直無法稱帝，很大原因也是源於自己家族內部的阻力。因為基於司馬家族許多重要成員的利益，他們都也不會希望司馬家族篡位的。因為皇帝只有一個人能當。司馬家族篡位之後，這個皇帝由誰當呢？在當時去看，顯然得由司馬懿的子孫來當。問題是，司馬懿的幾個弟弟願意接受這種事實嗎？顯然是不願意的。
如果司馬家族做為曹魏帝國的執政家族，那司馬懿幾個弟弟所代表的勢力，就不會與司馬懿子孫有著天差地別的距離。因為大家都是曹魏帝國的臣子。如果司馬家族篡了位，那司馬懿的兒子、或孫子當皇帝，那司馬家族共同擁有的權力，自然就會漸漸朝司馬懿的子孫集中，最後司馬懿幾個弟弟的勢力就會越來越無法與司馬懿子孫相提並論了。
司馬炎稱帝之初，共分封諸王27人。在這27個王爺中，司馬懿的子孫共佔了9個位置；而司馬懿三弟司馬孚的一系卻佔了10個位置。 從晉帝國最初的權力分配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就是在司馬炎稱帝之時，司馬孚一系所代表的地位、實力，也是足以與司馬懿一系相提並論的。
事實上，司馬孚一直就是與司馬懿相提並論的政治人物；他這一系所代表的勢力，一直也可以與自己二哥哥那一系相提並論的。所以從利益上來說，司馬孚不會同意司馬家族取代曹魏的。這絕不是源於他的忠心，而是源於他的利益。
如果司馬氏不稱帝，那曹魏皇帝就會依然高高在上。司馬孚作為曹魏最重要的官員之一，自然可以與司馬懿及其子孫分庭抗禮。
但在司馬氏稱帝之後。司馬孚一系的力量，雖然依然顯赫，卻再也不具備與司馬懿一系分庭抗禮的資格了；因為他只是一個王爺，而自己二哥的孫子卻是皇帝，雖然因為輩份高、地位顯赫，司馬孚一直在大晉帝國享有尊榮的地位；但他已顯然不能與自己二哥的孫子相提並論了。至於他那一系的力量，就更不可能與自己二哥那一系的勢力相提並論了。
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出在司馬懿那一系裡面，司馬懿那一系的力量自然會變得越來越強大；而司馬孚那一系的力量雖然在晉帝國建立之初還十分顯赫，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變得越來越普通了。
帝國分封諸王27人，司馬孚家就有10被封為王爺。這樣一個顯赫的家庭，在帝國後來的影響漸漸越來越弱了；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的河間王（後來八王之一）出自這個家庭，那這個曾經輝煌過的家族也許後來就被人們淡忘了。
從司馬孚家庭，在司馬家族稱帝前的顯赫，在司馬家族稱帝后的日趨沒落。我們就可以知道，司馬孚對司馬家族稱帝態度曖昧的原因所在了。
基於司馬懿一系的利益，他們自然想早日爬上帝位。但基於司馬孚的利益，他顯然不會支持這種想法的。
二、司馬孚與司馬懿、曹魏皇帝的微妙關係
司馬孚與自己二哥司馬懿的關係是微妙的；換而言之他不是自己二哥的附屬，他只是自己二哥的盟友。司馬孚本身就擁有著與司馬懿分庭抗禮的實力。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原因他根本就不屑做司馬昭的附屬。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原因，所以他對司馬懿一系篡奪帝位，一直報以明顯的排斥態度。
但我以為，司馬孚實在說不上是曹魏的忠臣。因為當曹魏皇帝與司馬家族根本利益發生衝突之時，司馬孚總會毫不猶豫的站在司馬家族一邊，而絕不會站在曹魏皇帝一邊的。
司馬孚一再表現出忠於曹魏皇帝，僅僅是借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阻止司馬懿一系力量的膨脹罷了。但他的努力終於沒有改變帝國權力向司馬懿一系集中的趨勢，最後司馬孚也只有接受自己侄孫稱帝的事實。
雖然以司馬孚的實力、地位、輩份，晉武帝並不敢把他當臣子去看待，但司馬孚一系漸漸再也不能與司馬懿一系的勢力相提並論了。
司馬孚一直以魏國臣子自命。這種態度裡面，表面上是基於忠君的思想，但實際上卻顯然是基於功利的算計。司馬孚最初絕不是魏國的臣子。因為在漢帝國滅亡之時，司馬孚早已走上了政治舞臺，漢帝國滅亡之時司馬孚已40歲了。從這層意義上，他最初是漢帝國的臣子，但為了利益他卻成了曹魏篡權的幫兇；這種人真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忠君思想嗎？顯然是不會有的！
他後來一直標榜自己是曹魏的臣子，一直大打忠君的牌；絕不是因為他忠於皇帝，一切僅僅是因為篡奪皇權，很大程度上只代表著自己二哥司馬懿家的利益；並不代表著他的利益。恰恰相反，只有讓曹魏皇帝一直存在著，以的地位、實力才能與一直與自己二哥家分庭抗禮成為帝國最有影響力的家庭。
但皇權政治的歷史，喜歡拋開人們的利害關係說臣子的忠心。我不否認有超越利害的忠君行為，也有超越利害的忠君之人，但這種人通常絕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因為如果一個人能欺負皇帝，那這個人實在沒有理由不去這樣幹！從人的私心本能來說，他很難拒絕這一切；從公眾的利益來說，忠於一個沒有本事的皇帝，這是對國家、百姓不負責任行為。
但歷史喜歡編造這種故事，於是面對一個弱智的皇帝，臣子有機會取代他就是不取代他；於是面對一個賣國的皇帝，臣子有機會取代他就是不取代他。諸葛亮與後主主劉禪就是這種關係，岳飛與宋高宗就是這種關係。但真實的歷史呢？顯然從來不是如此的。
三、忠君思想 是如何成為社會主流思想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思想絕不是憑空產生的，更不會是超越利害關係而存在的。許多人常說馬克思主義是道德說教，淚痕以為說這種話的人，肯定對馬克思主義缺乏最起碼的瞭解。
人都是自私的；追求現實利益是人最神聖的權力。這句話表面是上市俗的；但它卻是民權思想最核心的部分。所有的專制者對這種觀點都是深惡痛絕的，於是他們就用種種冠冕堂皇的理由駁斥這個表面世俗的觀點。
皇權思想永遠不敢宣稱人是自私的，更不敢宣揚追求現實利益是人最神聖的權力。因為順著這種觀點，那就會很容易推論出來，如果一個統治者不能代表普遍老百姓的現實利益，那老百姓想推翻它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因為順著這種觀點，那最高統治者的終身制、世襲制、專制權力無非是代表著某個人、某個家族的利益，天下百姓根本沒有任何義務尊重它。
皇權時代佔時代主流地位的思想就是忠君愛國；忠君愛國這種思想自然沒有錯，問題是單方面要求弱勢者盡義務，卻不說他們應該享受的各種權利，就顯然不對了。問題是單方面強調強勢者應享受巨大的權利，卻模糊他們應該承擔的義務，那顯然也不對了。
在皇權勢力巨大之時，忠君愛國的思想就會極力模糊統治者應盡的義務，而只是一昧的強調統治者應該享受的權力。總而言之，無論統治者有多少不是，臣民也應該忠於他；無論帝國有多少不是，臣民也應該忠於他。
皇權神聖的思想，在兩晉南北朝、甚至隋唐之時，卻顯然一再受到了衝擊。但衝擊皇權神聖的力量不是源於底層最普遍的民眾，而是源於社會上眾多豪門貴族、政治強人。所以他們一方面做著亂臣賊子的勾當，一方面卻仍然高舉皇權神聖的思想。因為他們做為專制力量的代表，也絕不會用現實的利益關係去解釋王朝的興衰滅亡；因為用現實的利益關係去解釋王朝的興衰滅亡，很容易推導出民權性質的思想。
所有專制者，都不敢宣揚人是自私的，更不敢宣揚追求現實利益是人最神聖的權力。他們總會編造種種思想、主義，更會鼓吹這些思想、主義是最神聖的，他遠遠高於人們的現實利益，為了這種思想、主義，人們應該拋棄自己的現實利益。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恩格斯則說了：經濟基礎的核心內容，無非是兩個字，那就是利益！但後來馬克思主義成了御用思想，於是御用學者在宣揚馬克思主義之時，就習慣性的給馬克思主義披上了道德說教的外衣。問題是，如果馬克思主義真是是一種道德說教，那馬克思當時何以讓普遍國家視為洪水猛獸呢？
我寫兩晉南北朝歷史時的原則是，在解釋歷史變遷之時盡力從利害關係中尋找原因，盡力挖掘歷史中模糊不清的利害關係。
我的主旨非常清楚，所謂的忠君思想、所謂的皇權神聖思想都是建立在利害之上的。在兩晉南北朝這段歷史時期，因為豪門貴族成為社會最重要的一個階層、階級，所以皇權在駕馭社會之時變得力不從心了；因為任何一個崛起的豪門家族都會成為皇權的威脅者、挑戰者，在這種背景下皇帝想維持自己的權力，就需要玩種種危險的、而且從結果看來好象錯誤的政治平衡了。
我之所以在這裡列出一節寫司馬孚，就好象在前晉時代（司馬懿時代）列出一節寫諸葛亮一樣。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兩個人無疑是那個時代忠君的典範，我之所以要證明這兩個忠君典範不能超越利害關係去忠君，無非是想說所謂的忠君典範都無法超越利害關係去忠君，那其它的臣子就更不需要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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