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獻中的司馬孚（180-272）似乎是個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積極參加了消滅曹爽的高平陵政變，率群臣上奏廢掉了皇帝曹芳，位於西晉王朝開國元勳“八公”之首；另一方面，小皇帝曹髦被殺後撫屍痛哭，向被禪代的皇帝曹奐表示自己是曹魏的“純臣”，在遺囑中稱自己是“魏之貞士”。這反映了司馬孚內心世界的掙扎，在儒家忠君觀念與家族利益矛盾形成的旋渦中掙扎。也許一時還難以接受成為兩個王朝的忠臣，也許擔心歷史上留下汙名。事實上，他既是曹魏的“貞士”，也是西晉王朝的“貞士”。所以題目曰：魏晉“貞士”司馬孚。
一
東漢熹平三年（174），時任尚書右丞的司馬防，推薦了曹操任洛陽北部尉，使河內司馬氏與曹魏王朝有了不解之緣。司馬防有八個兒子，其中有作為的是前三位：大哥司馬朗，字伯達；二哥司馬懿，字仲達；司馬孚排行第三，字叔達。因為八個兒子的“字”中都有“達”，時人稱之為“八達”。司馬孚不是出類拔萃的政治家，也不是雄才大略的軍事家，更不是大經學家。但他身上並不缺乏上述素質和能力，也屬於經邦治國的幹才，只是在大哥司馬朗、二哥司馬懿的光耀下，顯得稍遜風騷而已。的確，憑他自己的才能，很難在魏晉之際位極人臣。兩位傑出兄長對司馬孚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大哥司馬朗，建安元年（196）被曹操闢為掾屬，後官至兗州刺史，為諸弟仕途打開了通道。司馬朗建安二十二年（217）英年早逝，他對司馬孚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化教育方面。早在東漢後期，司馬朗12歲時，便通過經學考試獲得身份，“十二，試經為童子郎”（《三國志·司馬朗傳》）。初平元年（190），司馬防被董卓裹挾至長安。在與父親失聯的七年中，長兄司馬朗擔負起撫育諸弟的責任，使他們完成了儒家文化啟蒙。“時歲大飢，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同上）與司馬懿猜疑冷酷的個性不同，司馬孚生性溫和忠厚、謙讓寬容，與儒家精神比較契合，在諸兄弟中，他學習經典最為刻苦，具有比較深厚的經學基礎，尤其擅長禮學問題。“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以下稱“本傳”）儒家忠恕理論與司馬孚的善良性格結合，使其在未來官場上有相當好的人際關係，成為各個派系都能接受的人物。
真正對司馬孚仕途產生直接影響的，是二哥司馬懿。自建安十三年（208）入曹操丞相府後，司馬懿歷任文學掾、東曹屬、主簿、軍司馬等要職。尤其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為太子，司馬懿轉任太子中庶子，成為曹丕的死黨與高參，幫助其登上帝位。“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晉書·宣帝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司馬懿改任丞相軍司馬，接替他的正是三弟司馬孚—從曹植的幕僚“文學”掾，出任曹丕的太子中庶子，成為太子黨的新成員。顯然，這是二哥推薦的結果。
建安二十五年（220）一月，曹操在洛陽突然逝世，形勢一度不穩：曹操的兒子曹彰從西安趕到洛陽，企圖支持曹植繼位；兩支部隊不聽軍令擅自離開洛陽，“擊鼓而去”；這些亂象很快被洛陽行營中的“太子黨”平定，控制了局面。遠在邯鄲主持魏王府政務的曹丕，得到父親忽然去世的消息，大哭不止；王府的官員們也一時亂了方寸。這時的司馬孚，展現了他性格中沉著果敢的一面，成了大家的主心骨。他恢復了王府的日常秩序，制止了曹丕無益的哭泣，指出當務之急是繼承王位。“孚與尚書和洽罷群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為文帝”（本傳）。
曹丕趕赴洛陽即位魏王並任丞相，掌握了軍政大權。司馬懿出任丞相府的長史（秘書長），一年後又以御史中丞身份率眾官上書，導演了漢魏禪代。司馬孚也參與了任命新王朝高官的活動。當時，有人出於私心，要求重用太子身邊的舊人，司馬孚堅決反對，“今嗣君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本傳）。由此可見，司馬懿、司馬孚都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在漢魏禪代這個問題上，他們沒有道義上的心理負擔。因為其入仕時，漢王朝早就名存實亡了，他們不是舊朝真正的臣子，無盡忠的義務。
在曹丕、曹睿父子相繼為帝的黃初元年（220）至景初三年（239）,司馬氏兄弟亦走上了歷史前臺，地位迅速上升。司馬懿以其傑出的軍事才能，任大將軍錄尚書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司馬孚也是一路順風，官至尚書令。這其中自然有二哥的影響，但司馬孚本人也非等閒之輩。儘管兩兄弟不是同一重量級的政治家，司馬孚缺乏二哥的雄才大略與驚人之舉，但是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現。
曹丕上臺後，司馬孚先後任中書郎、黃門侍郎，在皇帝身邊處理政務，出謀劃策。黃初二年（221），孫權向魏稱臣，許諾送子為質，並返還被俘的魏將於禁，卻遲遲未達，有人主張採取軍事行動，而司馬孚則提出了靜觀其變的正確意見。按當時黃、散郎官均要出任地方守相的規定，司馬孚外放河內野王典農中郎將，負責當地的軍事屯田工作，任職期間，他深入基層瞭解情況，向朝廷提出瞭如何進行水利建設的方案《請造沁口石門表》，是個實幹家。後來調至曹魏的發祥地鄴城，任魏郡太守這一重要職務。
曹睿繼位時，準備重用司馬孚，但對其才幹吃不準。“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雲：‘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本傳）因此任命其為度支尚書，負責帝國的財政工作。這時諸葛亮已經開始了北伐，曹魏的邊防軍沒有能力阻止蜀國大部隊的進攻，只能調動洛陽的中央機動作戰部隊長途行軍入陝迎戰。對此，他建議在關中長期駐紮兩萬重兵，並將冀州五千農民遷徙到上邽屯田，解決了駐軍“谷帛不足”問題。這個重要的戰略舉措，為最終挫敗諸葛亮北伐，奠定了基礎。司馬孚的官職在魏明帝時代繼續上升，歷任尚書右僕射、尚書令，總理朝政。
司馬孚的人生理想是當一名新王朝的忠臣，歷史卻沒有給他這個機會。魏明帝逝世後，年僅8歲的曹芳繼承皇位，由曹爽與司馬懿兩位顧命大臣輔佐，改元正始。朝中形成兩大政治集團：一是以司馬懿為首，多為建安時期入仕的重臣元老，如蔣濟、王觀等建安名士；二是以曹爽為首的中青年貴族子弟，如何晏、夏侯玄等玄學名士。曹爽集團對司馬懿採取了明升暗降的辦法，不斷蠶食其實權；用貶官、外放、退休等措施對付其他老一代反對派，盧毓、孫資等人的命運就是明證。司馬孚卻沒有受到任何傷害，正始十年間一直身居尚書令要職。本傳稱其“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換句話說，他在正始黨爭中保持中立，不介入各種矛盾，是對立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當然，這只是表面現象。在關鍵問題上，他必然站在司馬氏家族的立場上。這一點反對派同樣心知肚明。之所以不急於拿下他，因為其性格寬厚忍讓，不會構成直接的威脅，在政治上可以起到緩衝作用。
明眼人都已經看到，兩大政治集團極可能發生激烈衝突。但是老謀深算的司馬懿為了麻痺對手，佯裝病入膏肓，矇蔽了前來伺察真相的李勝，使曹爽放鬆了警惕。正始十年（249）正月初六，司馬懿趁曹爽等人陪同皇帝曹芳離開洛陽祭掃高平陵之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了政變。司馬懿和太尉蔣濟率軍佔領洛水浮橋，切斷了洛陽與外界的交通，76歲高齡的司徒高柔接管了曹爽的部隊。司馬孚與司馬師屯兵司馬門，列陣闕下，是政變的突擊力量，“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本傳）。司馬懿準備以軍事手段消滅對手的計劃，只有司馬師一人參與，連司馬昭都不知情。“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晉書·景帝紀》）由此可見，司馬孚事先並沒有參加政變的預謀，他接到動手命令的時間，不會早於司馬昭。這場政變在肉體上消滅了曹爽集團，最高軍政大權落入司馬懿手中，是曹魏與西晉王朝更替的轉折點。
二
從某種意義上說，高平陵政變並非司馬懿陰謀篡權的個人行為，而是建安老臣對曹爽集團的集體反擊，他們積極參加政變，並不是打算推翻曹魏王朝，而是想使它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作為建安老臣中的一員，司馬孚參加政變的動機應當沒什麼不同。問題是政變勝利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對政變的領導者司馬氏父子來說，繼續充當曹魏皇帝的忠臣已經不可能了。且不說政變本身已經侮辱了皇帝並屠殺了皇族，更重要的是，通過政變，中央軍權已轉入司馬氏私門。司馬懿的處境類似當年的曹操，把軍權歸還朝廷，等於自殺。勢如騎虎，只有禪代一條生路了。
王朝的滅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司馬氏要不斷清除親曹勢力的反撲，繼續擴大自己的實力和影響，中國歷史走上了長達十六年的血腥的魏晉禪代之路。親曹政治力量由三種人組成，一是曹魏老一代官僚中的忠臣，二是曹爽集團的漏網分子，三是皇親國戚中的幹才。他們在重振曹魏王室的旗幟下走到了一起。這些魏王朝的支持者，在朝中發動了兩次未遂政變，淮南地區先後發動了三次大規模兵變，均以慘敗告終。國家權力也在司馬氏父子之間順利交接，從司馬懿、司馬師到司馬昭，曹魏王朝名存實亡，禪代的條件逐漸成熟。西晉王朝於265年，在司馬昭之子司馬炎手中誕生了。
作為司馬氏家族的重要成員，司馬孚的政治立場毋庸置疑。親曹勢力一旦成功，則意味著家族的滅亡，自己也會死無葬身之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然而儒家忠君思想的薰陶與其仁愛天性相結合，使他不願直接介入顛覆曹魏王朝的活動，沒有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本傳），這是說，司馬氏兄弟對司馬孚的態度完全理解，寬容對待。因為他們知道，在關鍵問題上，這位叔父一定會堅定地站在自己一邊。因此，他們最大限度發揮其政治威望與軍事才幹，但是不突破其儒家的道德底線。
也許與司馬氏兄弟達成了協議，或形成了某種默契，他們從來沒有派司馬孚從事鎮壓反對派的軍事活動。親曹勢力在淮南地區發動了三次大規模兵變，而在歷次參加平叛的軍事將領中，沒有司馬孚的身影。在軍事鬥爭中，司馬孚的分工是負責對吳、蜀的作戰。嘉平五年（253），司馬孚率二十萬大軍到達壽春，採用正確的作戰方針挫敗了諸葛恪對新城的圍攻。正元二年（255）司馬孚鎮守關中，指揮徵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姜維，大敗蜀軍。在這個過程中，司馬孚的官職繼續高升，從太尉升任太傅、太宰，名義上是中國第一高官，排在司馬師、司馬昭前面。朝中遇到廢立大事，往往由他“牽頭”率領百官，上奏郭太后，通過這個政治道具下達的命令，合法地處置皇帝。不過，司馬孚事後卻總是用自己的方法，洗白身上的汙點。
嘉平六年（254），李豐與張緝合謀，借拜貴人儀式，待司馬師晉見時，以伏兵誅之，推舉夏侯玄為大將軍，事洩被殺。有證據表明，皇帝曹芳已經卷入了李豐、夏侯玄的奪權陰謀，司馬師決心清除這個隱患，導演了一出政治話劇：以司馬孚為首，司馬師為輔，率群臣上奏永寧宮，文中羅列的罪名無非是曹芳荒淫無度之類，擔心這個皇帝會“傾覆天下，危墜社稷”，請郭太后批准，“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三國志·魏書》）。結果是皇帝被廢，以齊王身份回其封地。曹芳離開皇宮上路時，司馬孚前來為其送行，“悲不自勝，餘多流涕”（《魏略》）。司馬孚這樣做，是向社會表明：驅逐皇帝不是他的本意。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出自小皇帝曹髦之口。這位有思想的傑出青年，不甘心被“禪代”的命運，於甘露五年（260）五月，帶領由身邊勤雜人員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漢晉春秋》），發動了一場以卵擊石的政變。在宮門口便遇到了前來鎮壓的部隊，被利器貫穿胸膛，“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同上），“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本傳），只有司馬孚與陳泰前往現場，抱著皇帝的屍體大哭。“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屍於股，號哭盡哀”（《魏氏春秋》）。但是兩人下一步的表現則明顯不同。陳泰面見司馬昭，要求懲辦現場總指揮賈充，被拒絕，悲憤得吐血而亡。司馬孚則不然，他只是籠統地要求懲辦兇手，並沒有指向司馬昭的親信賈充，反而將曹髦的死歸於自己—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枕屍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本傳）在司馬孚看來，制服小皇帝而不殺害他，易如反掌。兩位侄子做得太過分了，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線。面對來自集團內部的壓力，司馬昭採取了折中辦法，一是找個替罪羊—將直接行兇的軍官處死，二是由司馬孚領頭，率百官奏請郭太后，將曹髦的喪葬標準從庶人升至王爺。這個事件使司馬昭意識到，皇帝雖然是個擺設，但是禪代的時機還未成熟，於是立燕王曹宇14歲平庸的兒子曹奐為新皇帝，作為禪代的最後緩衝物。
鹹熙二年（265）八月，司馬昭逝世。十二月，司馬炎舉行了禪代儀式，建立了西晉王朝。司馬炎將可能給予的榮譽、官職、財富等等統統給了司馬孚，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本傳）在晉初地位最為顯赫的開國元勳“八公”中，司馬孚居於首位；他的兒子太尉司馬望，與父親並列“八公”。可以說，司馬孚人生達到了最輝煌的頂點。對魏晉禪代中誕生的新皇帝，司馬孚當然是擁護的，他五次率群臣上奏，請服喪期間的司馬炎，應當以國家利益為重，節哀順變，恢復正常起居飲食。
奇怪的是，司馬孚對西晉王朝給予的一切似乎沒有太多的成就感，“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本傳）。他與被禪代的皇帝曹奐告別時，竟以曹魏的忠臣自居。“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本傳）泰始八年（272）司馬孚壽終正寢，享年92歲。他在遺囑中這樣寫道：“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本傳）
遺囑中“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的直譯，是說自己既不是伊尹、周公那樣的名相，也不是伯夷、柳下惠那樣的隱士。眾所周知，伊尹、周公都是攝政大臣，都曾有篡權的嫌疑—伊尹放太甲，周公平管蔡。這種比喻是否暗示：自己在魏晉禪代中不是主謀，但也不是在野的旁觀者。所謂“貞士”，指志節堅定、操守方正之士。縱觀司馬孚的一生，其遺囑中的自評只說對了一半。筆者認為，他既是曹魏王朝的“貞士”，也是西晉王朝的“貞士”。受漢儒忠君觀念影響，他一時還難以接受向兩個王朝盡忠的事實，內心陷入了矛盾糾結。
司馬孚生活的時代，漢魏六朝的禪代史剛剛啟動，人們一時還不適應，有些正直士人甚至為此斷送了性命，如漢魏禪代中的孔融、魏晉禪代中的嵇康。當禪代成為常態，忠君觀念蕩然，連續向幾個王朝效忠，也就不存在心理障礙了。正如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所言：“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來源：文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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