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三年，成都“最適宜新經濟發展的城市”的品牌效應凸顯。獨角獸企業從0到6，新經濟企業從18萬家增至36萬家，獲得風險投資從40億元增至520億元，新經濟營業收入突破4000億元，新經濟活力指數、新職業人群規模均居全國第三。
疫情發生以來，成都新經濟企業逆勢而進，留下了許多“成都造”的故事——成都醫雲科技上線新冠肺炎7×24h在線問診服務；成都無糖信息開發的“新型肺炎確診患者相同行程查詢工具”，七天有超過6000萬次查詢；四川邁克生物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盒，可實現2小時內96份樣本的快速檢測；“鮮小廚”通過社區微型前置倉，整合了上游供應鏈，為居民開通社區生鮮直通車……
新經濟釋放的強勁動能，讓城市從重啟、復甦再到“快進”，更為奪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雙勝利”提供了動力源泉。
3月的最後一天，成都順勢而為，以“場景營城產品賦能，新經濟為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為題，開啟了“2020成都新經濟新場景新產品首場發佈會”，宣佈將面向全球持續發佈1000個新場景和1000個新產品。
歷經三年“磨劍”創新，成都新經濟擁有了很好的積累，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強力推動者。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隻“黑天鵝”，成都的經濟仍然保持了足夠的韌性，以靈活性、創新性的特質展現出了強大潛力，迎來新一輪發展“機會窗口”。
成都新經濟能脫穎而出，得益於深刻認識到場景是推動產業發展的全新邏輯，是新經濟落地的重要載體。但這並非一日之功。
成都市第十三次黨代會以來，市委就把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作為推動城市轉型的戰略抉擇，聚焦“六大新經濟形態”、構建“七大應用場景”，加快打造最適宜新經濟發展的城市。2017年，成都開啟了新經濟元年，提出讓政策從“給優惠”到“給機會”轉變，從“政府配菜”到“企業點菜”。這是成都發展新經濟思維邏輯重大轉變的一步。
此後，成都在全國率先提出應用場景理論，成立全國首個新經濟發展委員會，一直以建設“最適宜新經濟發展的城市”為目標，不斷推進制度創新。
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林毅夫曾在“新經濟新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研討會上表示，新經濟一定會取代一些舊經濟，那舊經濟被取代出來的人，怎麼樣讓他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然後再來進行二次的收入分配，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成都率先來做這方面的探索，這是非常重要的經驗。
縱覽全國，成都推動新經濟發展，最顯著的特徵是“場景”供給。“7大應用場景+N個延伸場景”的開放體系，是新經濟在成都由概念走向現實的基石。林毅夫認為，成都提出的場景理論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如果7個場景都變成全國領先的集群，足夠讓成都變成引領全國發展的城市。
成都以“供場景、給機會”為主線，通過市場化手段將城市的發展戰略、公共資源與企業的市場機遇對接融合，強化新經濟企業創新產品和創新服務的應用推廣，釋放發展機會。僅2019年，成都就發佈了4批次“城市機會清單”共1500餘條供需信息；2020年疫情期間又專門發佈兩次《成都新經濟企業疫情防控能力清單》……
一個個新經濟場景的營造，正是成都獨有的包容性的體現。目前，中國市場依然處在一個大時代，主題還是增長。新冠疫情只是濤濤江河的一個迴旋，成都以城做場景，以城謀事，這無疑給有志於逆勢進擊的企業提供更多城市新機會，為萬千市民提供更多美好生活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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