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不談國與國，我們幫助的是一個個人

我是居住在波士頓的中國人。3月中旬，我變得高調起來，每天更新朋友圈，深怕大家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們的任務是從同胞手裡收集口罩等防護物資，儘快捐贈給有需要的醫護人員，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從 3 月 20 日到 3 月 24 日，僅僅4 天時間，我們便收集和捐出了 1萬多隻口罩。

中國疫情嚴重時，美國人關心我們，老問“中國怎麼樣了”、“家裡還好嗎”；但同時，他們對這件事又不上心。美國疫情初露端倪時，我跟他們談注意事項，他們卻說“比流感厲害一點啦”。疏忽大意下，現在的情況很嚴峻，連哈佛校長也感染了。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因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沒有哪個國家的人可以獨立生存。

2015 年，為求學，我從北京搬到了波士頓。目前，我從事教育行業，和夥伴穆丹一起致力於科學啟蒙教育，也輔導孩子們的標準化考試和課業。1 月中，學生和家長們陸陸續續從北京來。1 月 20 日，華盛頓斯諾霍米什郡急診室確診了第一例新冠患者。正是在那段時間，中國爆發了疫情。我開始關注國內的新聞，跟著同胞著急，也為一些人一些事哭過很多天。

我是一個喜歡熱鬧、有很多聚會的人，每逢春節都是大陣仗，邀請幾十個中外朋友一起過。2 月 2 日，美國朋友有一個 Baby Shower 聚會，他們邀請我，但我沒去。因為我經常接觸國內來的人，不想令他們感到不適，除了學生家長和必要的同事之外，我已經不怎麼見人了。每次見完家長，我也自覺地在家隔離。

■ 同胞把捐贈物整齊放在門口，等待志願者收取，再送到醫護人員手中。

波士頓的華人彼此也不怎麼見面。大家躲在家裡，儘量不出門。一聽說誰的朋友從國內來，也想著最好不要見。在美國，我估計感染新冠病毒的同胞很少，因為我們比美國人早知道新冠病毒的傳染性，更早開始謹慎對待和預防。

有一個俄羅斯裔的美國人，她是我的工作夥伴。我說“你要注意，這個事情很嚴重，我們要做準備，囤些物資。”她說“哎呀，這個死亡率很低，只不過是一個更厲害的流感。”

2 月 26 日，CDC（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宣佈美國出現了首例社區傳播病例。我當時特別著急。一個 60 多歲的美國朋友，我管她叫“美國媽媽”，她喜歡當志願者幫助別人，所以她有各種各樣的群體活動。我苦口婆心地跟她說“你不要再去教堂啦，不要再做志願者啦！你這個年紀最容易被感染，不容易恢復的。”

如果一個美國人讀漢語新聞的話，他會變得謹慎，知道保護自己，因為中國部分自媒體把美國說得像地獄，但他們沒有得到這方面的信息。美國媒體關心的是“隱瞞了什麼”、“封城不人道”等，不怎麼關心疫情下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醫護人員缺物資。我想他們覺得中國封住了就萬事大吉，好像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似的。

3 月 11 日，WHO（世界衛生組織） 宣佈新冠肺炎是大流行病；3 月 10 日至 15 日，美國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人數迎來第一次波動；3 月 16 日之後，感染人數直線上升。

■ 這是一個同胞，她特別害怕病毒，已經 10 多天沒出門；但為了幫助抗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她還是收了從國內寄來的快遞，捐給了波士頓醫護人員。每次出門她都全副武裝。

美國疫情爆發後，不管是華人、美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移民，我逮著一個就問：“生活在美國的人為什麼如此大意，弄到這步田地？”我聽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一個俄羅斯的朋友說“因為我相信川普”。另一個澳大利亞移民說“我相信政府，相信CDC”。我也問了俄羅斯裔的工作夥伴“你現在還覺得不嚴重嗎？”她倒滿坦白地承認“我蠢。”我說“你怎麼會蠢呢？”她是一位兒童心理學博士，是一個有學識的人。我想知道她為什麼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她的答案挺有代表性——“我問了兩個畢業於哈佛的投資人，他們說這個和甲型流感一樣。我還問了兩個科學家，他們說美國是安全的。”

3 月 15 日，我去連鎖超市Trader Joe’s購物。超市為了控制客流，採取進一個出一個的方式，顧客都在門口排隊。入口站著一位年輕的美國小夥，手裡舉著一瓶消毒洗手液，誰進去，他就給誰噴一下。我問他“你怎麼不戴口罩呢？”他說“CDC 建議沒有症狀的不用戴口罩”。

當然也有例外。在意大利爆發前，我問過一個 MIT的科學家“怎麼看疫情？”他說“我在密切關注韓國和意大利是怎麼應對的，如果他們崩潰了，那美國也危險。”他不相信別人的話，靠自己分析數據，做出了“情況不樂觀”的判斷。

在美國封城、發佈“居家隔離令”、物資問題爆發前，他還叮囑我“你要把媽媽送回國，美國這邊的醫療跟不上。”我當時根本不相信，因為麻省的醫療是美國最厲害的。我心想“不會吧”，還是把65歲的媽媽留了下來。這位科學家是我知道的清醒得比較早的人，他提前存了物資，還把自己關家裡。

當初為了給國內籌集物資，我囤積了 22 盒，共計 320 個 N95 口罩。一開始沒有貨，等買到的時候，國內已經不需要了。我分給了身邊準備回國的家長們10盒。本來打算將其他的口罩留給家裡人和身邊的朋友。一些朋友因為疫情要回自己的國家，我拆散了一盒口罩，分給了他們。我還給了兩個老人家家庭2 盒，我的搭檔穆丹2 盒。最後，我手裡剩7 盒。

我在波士頓認識一些醫生朋友。3 月初，我問他們“要不要N95口罩？”他們回覆說“沒問題，不嚴重”。 3 月 13 日，特朗普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後，我又問了一次。他們還是說“不要”。我想，醫生都說沒問題，那肯定沒問題吧。

3 月 17 日，鄰近的羅德島州一家醫院確診了 4 個新冠肺炎病人，我認識的一個朋友在那裡工作。我問她“需不需要口罩？”她說“我會小心的。”我給她發了醫生穿著全套防護服的照片，問候她“你有口罩嗎？有防護服嗎？”她沒理我，連消息也沒回。過了幾天，我還是不放心，追問她“我有 3M 口罩，要不要？我哪兒也不去，可以給你。”這一次，她居然說“我老公用得上。”他們兩口子都是醫生，她丈夫在Winchester 醫院急診室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來拿了。

我又想到了另一個朋友，她老公以前在麻省總醫院，現在調到了另一家總醫院的住院部。

醫生為什麼也不重視呢？其中一位說“以為醫院會準備”。3月本來就是美國的流感季，醫院收治了大量的病患。我想醫生沉浸於具體的事務中沒有抬頭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醫院層面信任川普的言論，舉國上下的粗心和漠視，導致了疫情失控。

當醫生朋友說需要口罩時，我意識到不對勁了。他們告訴我，波士頓的檢測跟不上，每一個急診室裡都有潛在的新冠病人。急診室的醫生沒有口罩，也沒有防護服和護目鏡，“就這麼慘”。我太驚訝了，整個人大跌眼鏡，沒想到所謂的強國竟如此的大意。我相當鬱悶，為什麼美國要把中國的路再走一遍？

我剩下的口罩，6 盒送給了 Winchester 醫院的朋友，1 盒給了Beth Israel Medical的醫生。沒有任何一位醫生把口罩單獨留給自己。他們收到口罩後，自發地分給了科室的同事。我把醫生缺口罩的事告訴穆丹和朋友後，他們第一時間也將口罩全部送了出去。

送完口罩後，我發了朋友圈。第二天，穆丹建了一個群，號召在波士頓的華人給醫生捐口罩。我倆就這樣開始了。

建群一週時間，呼啦啦加了 270 多人，全是中國人，現在有350多人了。收集物資的事找美國人沒用，他們真的沒口罩。大家自發地工作，能捐的捐，能送的送，能收集的收集……不方便出門的志願者同胞，就在家裡統計統籌和外聯更多的捐助。因為我媽在家看小孩，所以我可以出門。

3 月 21日，我騎著自行車到朋友家取口罩。那天氣候宜人，街上有零星的行人。大家一如往常地互相問候。我騎車路過一棟房子。房前站著一個十來歲的白人男孩。他見我路過，主動揮手和我打招呼。看著他一臉呆萌的樣子，估計是在家憋壞了，我不禁心中一樂。

3 月 22 日，美籍俄羅斯人Irina 開車載我從 Brookline 到了 Burlington，跑了 10 個地方，從下午 4 點持續到凌晨 12 點。僅我們這一輛車，一天便給 9 個醫生送了 732 個口罩。但我們還不是最辛苦的。有的志願者一天跑二十個地方，還有穆丹天天守著手機，協調醫生的需求和志願者的捐贈信息等。

■ 同胞學峰和Joe奔波在飄雪的路上收取同胞的捐贈再直送到醫院。

一開始，我們開著車子一個個收集，再一個個分配，有次我跑了 48 公里去一個地方取物資，效率實在太低。後來我們設立了12個捐贈站，每個志願者負責一個區域，效率提高了不少。

我們還製作了一個需求表，包括醫生的姓名、電話、郵箱、醫院和部門等個人信息，以及他需要的物資種類、提取方式、是否需要郵寄，還有緊急程度等。這是一份英文表格，因為我們幫的不光是華人醫生。

做好表格後，志願工作的效率又提高了，醫生也更容易找到我們。3 月 24 日，我收到了 8 個華人醫生和非華人醫生的求助，當天我們解決了 6 個，還有 2 個第二天親自來拿的。

很多人囑咐我“不要感染了”。其實我一般不和醫生見面。我們把口罩等物資分裝在手提袋裡，放在醫生指定的地點——通常是醫院或家裡，全程沒有接觸。偶爾他們出來取東西，也沒有過多交流。

■ Apple深夜給Tufts手術室的醫生送去醫療物資。

與Tufts手術室的醫生們合影，是他們要求的。他們要拍照，要上傳社交媒體，要感謝中國人。還有一次，我給同胞送口罩。她家裡有兩個孩子，一個兩歲，一個兩月。她丈夫在 Brockton 醫院急診室工作，她感到很害怕。他們求助後，當天我們就把自己收集到的大部分物資送了過去。醫護人員很高興，立馬戴上口罩合了影。

美國的醫療物資優先支援大醫院和重災區，偏遠地區的醫院特別缺東西，Brockton 就屬於這類醫院。這位媽媽讓我難忘的是她之前給老公買了 N95 口罩，但因為第二天才到貨，所以向我們求助。但是，等收到貨後，她立即聯繫了我們，將口罩全部捐了出來。剛好，我接到一個醫生的緊急求助，他馬上就領到了她給的90 個口罩。

一個家屬寫信感謝我們。他們家有四個醫生——弟弟、父親、丈夫等，全是“裸奔”。她時刻揪著心，無法不焦慮。“你們送的口罩，讓我放心很多。”她說。

在 Winchester 醫院工作的一個醫生，遇到一例確診病人後，她必須 24 小時在醫院守著。這位醫生沒有口罩，還要接觸新冠病人，她的家人十分擔心。夫婦是兩個美國人。她丈夫在家裡帶3 個小孩，屬於密切接觸人員，不能到處走動，在家快抑鬱了。我隔著門，把口罩遞給他。丈夫一臉的情緒低落。我很痛心，希望儘可能幫到他們。

當美國人問起我們是什麼組織時，我說“我們只是一群希望在艱難時刻幫助醫護人員的中國人”。

自從發起“華人直接捐口罩”志願活動後，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變。如果我在家，一天都在幹這個事，基本不休息。早上六七點醒來，回覆群裡的消息，有些人想定點捐贈，有些同胞害怕出門，希望我們幫著送，都要統計和協調。我還要發郵件給捐贈者和醫生，醫生會寫一封感謝信。這些特別花時間。每天 10 點，我原本的安排是給孩子上數學課。最近他來找我，我都說“媽媽真的太忙了”。好在他還可以上網課。

我看到國內有傳播華人受歧視的消息，絕大部分是未經證實或片面的。有些留學生的家長，一天到晚關注這些報道，越看越擔心。這些消息具有很強的暗示性，“看賊像賊”嘛，也影響到了華人的心理。最近，微信群傳播這類消息時，我都站出來說“請確定這是真的”。我們可以動腦筋想一下，大家生活過得好好的，人家有沒有必要做傷害中國人的事。他把自己搭進去，可能性大嗎？

我在波士頓，美國人或其他國家的人，從沒有因為我是中國人或中國有疫情而歧視我，或者轉變他們的態度。即使我戴著口罩出門，也沒有感覺到任何人投來異樣的眼光。他們也沒有出言不遜。

美國很大，和中國一樣，每個州的情況不同，構成的人群也不同。比如我到美國中部密蘇里的一個地方玩，沒見到華人，連有色人種都很少，那個地區的文化肯定和移民比較多的麻省不一樣。但即便如此，他們也沒有排斥我，反而因為看到一箇中國人覺得有意思，願意跟我交流。

一開始我們組織捐贈，也會有質疑聲“為什麼要幫助美國”。我告訴他們，“疫情下，不談國與國，我們幫助的是一個個人。”

■ 志願者同胞Ping給劍橋某醫院醫生送去N95口罩（5225012 com）。

太多太多的同胞在一起，齊心協力為醫護人員找物資、捐物資，我真的很感動。不僅是 350多位居住在波士頓的華人，不計較名利得失，將自己囤積的口罩全部拿出來，守護本地的醫護人員；國內的朋友也主動幫我找物資，還有家長捐物資的。

看到我發的朋友圈後，國內的朋友集資買了 1000 個 N95口罩寄來。也有家長說“Apple，我沒時間買口罩，我給你錢，你買吧。”我沒有號召過捐款，但他們不約而同地打了錢。

早期，我一共收到了 4 萬1000 元人民幣。我用這筆錢購買了 1000 多個普通口罩和 1000 個 N95，還剩了一些錢，打算捐給本地的非營利機構FamilyAid Boston。之後，我不再接收捐款。

公立學校的孩子有一大批來自低收入人群，他們在學校吃飯是免費的。由於疫情突然停課，他們沒地方吃飯了。如果孩子不上學，那麼家長得陪著。這時候停工，家庭收入就大大減少了。對一些家庭來說，真的是毀滅性的打擊。FamilyAid Boston援助了 2000 多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和家長，給他們提供食物和物資。

我認為捐錢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方式，因為美國不缺錢，醫院也不缺錢，他們缺的是物資。

還有，我是一個非專業人士，錢收回來要管賬，篩選物資，甄別真假，解決物流……這些工作都要花時間。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沒有時間做這麼多事。何況我在國內買了口罩，郵寄過來也要浪費幾天的時間，但醫生當天就沒口罩用。

■ 波士頓某醫院醫生收到捐贈的物資。

我希望大家把手裡現有的口罩捐出來，儘快送到醫生手裡，讓他們得到保護。

助人要從身邊開始，你明白那種感覺嗎？好比你竭盡全力幫助非洲難民，但身邊卻餓死了人，不應該是這樣的。加州、紐約那邊也希望我們幫忙，但說實話，這些由當地人做更合適。因為我今天收集了物資，再寄給他們，路上的時間就耽誤了。如果我們從身邊開始，一個一個社區保護好了，其實全世界也安全了。

我是一個非常相信別人的人，過得很痛快。我一直認為好人多，這次疫情跟同胞們在一起，我更覺得大多數人是好人。同胞們齊心、熱心，我真的驕傲我是中國人，也覺得生活特別美好。

前些天我聽到了好消息，麻省州醫院收到一大批物資。之前聯繫的 2 個醫生，也回話說暫時不缺物資了。我覺得情況在好轉。

我可以安心睡一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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