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部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它的首领家族姓姬，历经很多次迁徙，后来定居在西安附近，渐渐形成了成熟的国家体制，属于商朝的臣属邦国。经过很多代的经营，到姬昌当首领的时候，周国强大起来，此时正是商纣王不断征伐，搞得商朝内部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姬昌的一系列做法，为推翻商朝奠定了基础，他就是后人广为称道的周文王。
姬昌接管周国之后，尊敬老者，爱护小孩，实行仁政，不断以小恩小惠拉拢百姓，而且广纳人才，礼贤下士，常常因为接待人才而顾不上吃饭，因此四方豪杰来投奔的越来越多。姜太公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特别擅长兵法和政治谋略，帮助姬昌招降了很多部落诸侯。
商朝在东边，周国在西边。介于商周之间的一个部落首领崇侯虎感觉到了周国的威胁，就向纣王进谏说：“姬昌不断积德行善，诸侯会都归顺他，这将对您有很大的威胁！不如早早除掉他。”纣王一听觉得有理，就趁姬昌来朝贡的时候，把他抓起来囚禁在羑里（大致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部一带）。姬昌的手下姜太公、闳夭等人听说后，连忙找来美女以及各种珍奇宝物，通过纣王的宠臣费仲的牵线，献给纣王。
费仲私下得了周国的好处，当然一个劲儿地为姬昌说好话，说姬昌根本没有造反的意思。纣王一看这么多珍宝，又有费仲说好话，就高兴地连忙说：“献上一件这样的珍宝，就可以释放姬昌了，何况你们给的这么多！”。姬昌此时被纣王召见，当然免不了一顿忠诚宣誓之类的，这对善于表演的姬昌来说根本不是难事。纣王赦免了姬昌，还把自己的弓矢斧钺赐给他，授予他自行征伐的权力，即不用向纣王请示就可以征讨不听话的部落。姬昌临走的时候，纣王还对他说：“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要不然我怎么能误会你呢！”
现在来看，把崇侯虎描述成奸臣完全是后来周朝对政敌的妖魔化而已。崇侯虎根本不是什么奸臣，反而是政治嗅觉比较敏锐的人，他给纣王的建议也非常及时而且正确，就好像后世的范增劝项羽早除掉刘邦一样。可惜纣王也像项羽一样，被对方的财宝和忠诚宣誓给迷惑了，放走了主要政敌。
不仅如此，他还像项羽一样，一高兴就把忠于自己的崇侯虎泄露了（可巧的是项羽也在鸿门宴上对刘邦说了，是刘邦的属下曹无伤派人来告发刘邦有野心）。这是把自己的盟友置于危险之中，等于自断臂膀，是相当失策的行为。更加糟糕的是，纣王还赐给姬昌自行征伐的权力，这无疑是给老虎安上了翅膀，让对方更加有恃无恐。
姬昌也是个相当会作秀的人，这一点跟纣王的老祖宗成汤很像。纣王的一系列政策失当导致国内反对派出现，贵族内部怨言也很多，纣王就用炮烙之刑（商代酷刑，据说是让人在烧红的铜柱上行走，人受不了就掉入下面的火堆烧死，但是否真实有待考证）来进行镇压。炮烙之刑非常残酷，天下人对此多有非议。
姬昌就趁机向纣王进言，愿意把周国的一块领地献给纣王，求他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一高兴便答应了，这样就再次失算了——不是说炮烙之刑不必废除，而是说纣王在姬昌以土地相赠的情况下废除这个酷刑，人们不会感激纣王而只会感激姬昌。姬昌自己在天下人面前做了好人，而让纣王当了坏人。韩非子曾经说过，赦免刑罚、减轻赋税或者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之类的事情，必须君主主动来做，如果君主放任臣属自行去干这些事，无疑是把天下百姓推给了这个臣属，让对方威望大增而自己大失民心。
而部下或臣属通过发放财物来讨好人民，用小恩小惠来取悦百姓，使天下人都称赞自己，这就是有政治野心的表现。纣王得意忘形，居然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了，最后亡国也是可以想见的。姬昌的这些手段赢得了天下诸侯之心，虞、芮等处在商周之间的部落相继归顺周国。
如果我们拿纣王和刘邦处理类似的事情一比，就知道纣王的差距了。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在首都长安附近有大片土地供自己打猎和游乐，这就是上林苑。丞相萧何上书称上林苑圈占土地太多，而长安人多地少，请求刘邦把苑中的空地分给农民耕种。刘邦一听大怒，立刻就把萧何抓起来。有近臣为萧何说情，问刘邦为什么抓人。
刘邦说：“萧何自己收受商人贿赂，反而替老百姓请求分我的土地，这是自行讨好老百姓，所以要抓起来！”。后来刘邦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萧何确实没有政治野心，才把他放了。萧何从年轻时就和刘邦在同一个县共事，从起义开始一直追随到刘邦当皇帝，可以说是心腹中的心腹。刘邦对萧何这样的心腹之臣尚且如此提防，而纣王则对一个非亲非故的臣属国首领如此信任，可见其警惕性之差。
有了纣王授予的自行征伐的权力，姬昌就更加有恃无恐，开始了公开的兼并战争。他也确实是杰出的腹黑男，一边通过表演迷惑了商纣王，另一边又通过一系列的战争，逐渐剪除了商朝的羽翼。他先后逐走了犬戎，打败了密须，消灭了耆国。商朝的大臣祖伊也看出了威胁，就向纣王建议赶紧采取措施提防。但纣王太过盲目自负，说：“我做帝王难道不是天命吗？姬昌能怎么样？”。
看到纣王没有什么反应，姬昌又大张旗鼓地消灭了邘国，最后攻灭了商朝西边的崇侯虎，铲除了商朝西部最后的屏障。崇侯虎忠于商朝，且处于商周之间，是纣王非常重要的盟友。然而纣王就这样任凭姬昌消灭了自己的盟友，依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自己的门户就完全向敌人打开了。攻灭了崇侯虎之后，姬昌就迁都到丰邑（位于今天西安市长安区附近）。就在这个时候姬昌去世了，儿子姬发继承了王位。可以说经过周文王姬昌的苦心经营，周国的势力愈发强大，他和他的盟友们已经在西部完成了对商朝的战略包围，为儿子周武王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仔细分析起来，姬昌能够做到这一切，除了个人杰出的政治素质之外，还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商朝和周国完全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商朝是执掌中原政权的王朝，它统治几百年了已经腐朽，纣王的改革不但没有阻止其衰落的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周国则是刚刚新兴的邦国，在姬昌的祖父做首领时刚刚形成初步的国家体制，还处在朝气蓬勃的上升期。
商朝腐朽没落的贵族们一心只维护自己的利益，已经彻底丧失了进取心和长远的政治眼光，只顾自家无限制地榨取财富而不顾整个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们心里也许会隐约地感觉到这样做会让王朝倾覆，但仍然不愿意对百姓减少一些压榨。很少有腐朽王朝的大贵族愿意为了整体上的长治久安而牺牲自己家切实的经济利益。毕竟凭什么要我来为长治久安买单，凭什么要我辛苦节制自己的欲望呢？大多数腐朽贵族都是这么想，于是腐朽王朝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加速走向了不归路。
周国的贵族们则尚未取得天下的主导权，面临着夺取政权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也迫使他们实行“仁政”，减轻剥削给百姓以小恩小惠才能争取天下的人心。而处在上升期的周国贵族们，正是踌躇满志、目光敏锐的时期，他们可以为了长远利益而暂时牺牲一点眼前利益，可以为了夺取政权而让渡一些经济利益，这是他们能施行“仁政”、让利给百姓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古代除了少数情况以外，大多数新兴王朝和被推翻的王朝都符合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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