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疾病，每個人都會感到脆弱。大疫猛如虎，古代衛生、醫療條件低下，傳染性疾病往往釀成災難，而每當爆發大規模戰爭，瘟疫也似乎總是如影隨形。在古代戰爭史上，突如其來的傳染性疾病往往影響戰局，甚至扭轉了勝敗……
一、可怕的西南瘴疫：戰勝王莽十萬大軍
古代交通不便，瘟疫具有地理上的隔絕性，一地之人不熟悉另一地的風土氣候，經常會因為範圍轉移，而產生疫情。古代北方人都認為南方有瘴氣，特別是西南地區森林茂密，溼氣滋長，那裡的“瘴氣”令很多北方人談虎色變。當年諸葛亮南中伐孟獲，也曾在瀘水一帶中過“瘴疫”，傳說諸葛亮迅速找到了靈丹妙藥，才剋制住了瘴氣。但這只不過是《三國演義》的虛構。事實上，針對這種瘴疫，古代基本上沒有什麼專門藥物。據《蜀鑑》卷九注引《益州記》記載：“瀘水源出曲羅，東下三百里，兩峰有殺氣。”北魏酈道元考察西南，指出“時有瘴氣，三、四月逕之必死”，諸葛亮選擇“五月渡瀘”（《三國志·諸葛亮傳》），是提前做了調查準備，躲開了瘴疫最嚴重的月份。
▌七擒孟獲 明萬曆十九年《全像三國演義》內頁版畫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諸葛亮那樣對瘴疫應對裕如。同樣是發生在西南的戰爭，王莽的慘敗便是個反面案例。
西漢末年，王莽篡政後胡作非為，削去西南蠻夷鉤町王的王爵，降封為侯，此舉引發了西南夷與漢王朝曠日持久的戰爭。王莽調集大軍，由平蠻將軍馮茂率領，進攻牂牁郡（今貴州貴陽一帶）。這場戰爭從公元12年打到公元15年，兩軍大戰三年，漢兵中了西南的瘴氣，死者多達十分之七，巴蜀一帶都被西南夷騷擾得不得安生。王莽大怒，殺了馮茂，又從天水、隴西騎兵南下，與巴蜀當地的軍隊聯兵，總人數達到十餘萬人，由將軍廉丹率領，再度進攻西南。
王莽的一廂情願又犯了大錯，巴蜀的士兵臨近南中，尚且無法適應那裡的瘴疫，這次又調來西北的士兵，真可謂“千里送人頭”。據《漢書·西南夷列傳》載，廉丹率大軍到達，“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戰鬥力劇減的漢軍無法維持，這場仗也就不了了之。
▌王莽
不尊重事實，強行“逆天而為”的愚蠢行動，並不因時代轉換而停止。唐朝玄宗時代，王莽的慘劇又上演了一次。這次的主角，仍是西南的瘴疫。
唐玄宗派兵進攻不臣服的南詔，先後派鮮于仲通、李宓，前後兩次進攻南詔，唐軍兩次調集的兵力達到二十萬人。但由於居中主持者楊國忠不諳大事，戰備工作沒有充分的針對性，所遣之兵都是中原人，對西南要命的瘴氣毫無準備。因此，雖然唐軍兩次都打到了南詔都城太和城（今雲南大理）下，卻都因為飽受瘴疫之苦，軍隊戰鬥力大幅度下降，結果被南詔軍戰敗，二十萬人死亡者達到十之八九，比例可謂相當驚人。事後唐朝官方總結這兩場戰爭，把瘴疫列為失敗的首要因素，據《舊唐書·楊國忠傳》載，“然於土風不便，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眾，棄之死地，只輪不還。”
二、赤壁之戰中，曹軍敗給了血吸蟲病？
三國赤壁之戰作為一場“以少勝多”的戰爭，歷來被人們津津樂道。孫劉聯軍以弱勢兵力打敗曹操數十萬大軍，三國鼎立的局面由此誕生。由於《三國演義》的流傳，大多數人對於這場戰爭最熟知的細節是孫劉聯軍以“火攻計”打敗曹操主力，這一廣為流傳的說法無形中誇大了孫劉聯軍的戰鬥力，而掩蓋了事實的真相。
▌連環畫《赤壁之戰》張令濤 張之凡 繪
打敗曹操大軍的不是火，而是無影無形的疾病。曹操後來給孫權寫信時，自己提到了赤壁之戰的敗因，他說當時軍中疾疫橫行，吏士死者將近一半，兵無戰力，這才燒船自退。《三國志》諸傳都有類似的證據，如《武帝紀》載：“……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吳主傳》也提到：“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這些記載都言及曹操大軍當年疫情嚴重的情況。
那麼曹軍得了什麼疫病呢？近年來有學者分析，曹操大軍多是北方人，對南方的一些地區的寄生蟲沒有免疫力。特別是盛行於湖南湖北的血吸蟲病，曹軍幾乎從沒有接觸過。曹軍到達湖北時是秋末，士兵們活動的區域又在大江之濱，感染可能性極大，故而這場疫情很可能就是血吸蟲病。
當然，我們不能否定孫劉聯軍強硬反擊曹軍的功勞。然而細觀當時的情形，雙方只稍微接觸了幾陣，孫劉聯軍取得的小勝，遠不足以改變戰爭大局，而曹軍十幾萬人卻輕易退兵，不能不說其中另有緣故。“血吸蟲病”雖沒有足夠的考古學證據支撐，但疫情對曹軍的影響，卻不比孫劉聯軍的威力小。
無獨有偶，三國時期另一場大戰，也被寄生蟲病提前終結。據《三國志·諸葛恪傳》記載，公元253年，東吳諸葛恪率軍二十萬北伐曹魏，當時魏軍在淮南兵少，諸葛恪得意洋洋地以優勢兵力包圍新城，散漫地打了一個月的攻城戰鬥。諸葛恪原本制定的是圍城打援之計，準備引誘魏軍前來救新城，不料沒引來敵軍，卻引來了瘟神。當時天氣暑熱，大概是河水中有了寄生蟲，吳軍士兵喝水之後迅速引發瘟疫。
這場大疫造成吳軍大半染病，軍營中到處都是死屍，或者病得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人。官員們向諸葛恪報告染病人員一天天增多，諸葛恪只好撤軍。魏軍聞訊發兵來攻，吳軍沿路又被追殺不少。可以說，這真是上天斷送了諸葛恪的北伐前程。
三、建康城：扛得住硬攻，卻挨不過瘟疫
疫情的爆發，首要條件是人員密集。古代經常爆發一些慘烈的攻城戰鬥，守城者一方被長期鎖閉於城牆之內，由於營養缺乏或是個體生病，極易牽蔓傳染，形成大疫。南北朝發生在建康的圍城之戰，便是一例。
南北朝時，梁朝爆發了侯景之亂。侯景叛軍以數萬之眾圍困建康臺城（今江蘇南京市）。叛軍從太清二年九月（公元548年），一直圍到太清三年三月（公元549年），整整打了六個月。
建康城是東晉南朝以來兩百三十多年的首都，城防設施完善，所以雖然兵力不多，卻一直能夠堅守。叛軍打破了外城，城內守軍在名將羊侃的指揮下，仍然退居臺城宮城，就是不投降。侯景動用了各種當時最先進的攻城器械，戰死士兵無數，也沒打破城池。
▌南朝都城建康 明《金陵古今圖考》
但是隨著時間進入春末夏初，久戰的隱患開始暴露出來。侯景叛軍殘暴成性，但凡死在城下的士兵，都堆積在一起，當成攻城的墊腳石，上面只是簡單地蓋上土。天熱後屍體腐爛，各種病毒便由此滋生。
城內情況同樣如此，城頭作戰死亡的士兵也無暇掩埋，一般都是拖到水溝裡扔掉。城中的數十萬官員、軍民糧食吃盡，開始大量病餓而死。“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屍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資治通鑑·梁紀十八》）有的整家整家死絕，一進門全是死屍，天氣一熱，滿城都是臭氣。
城內外大量無法掩埋的屍體終於引發了瘟疫，主持守城的羊侃似乎也因為傳染而死。叛軍趁機加緊了攻勢，終於打破了臺城，生俘了梁武帝。
古代衛生條件非常落後，只要同時具備死屍、天熱、人口密集、環境密閉等幾個條件，基本都會爆發瘟疫。而類似的慘劇，梁武帝本人也製造過。
公元501年，梁武帝蕭衍的開國戰爭中，曾經以重兵包圍郢州（今湖北武漢），一口氣圍了二百多天。城中的敵軍抵抗的也相當頑強，誓死不降。後來也和建康一樣，戰死者、餓死者的屍體變身毒源，據《資治通鑑》載：“疾疫流腫，積屍床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 城中原有人口十餘萬人，打到最後，死在梁軍手裡的沒多少，卻被瘟疫殺死了80%的人口。可見瘟疫之酷烈。
這兩次慘烈的戰爭瘟疫，令南朝人印象非常深刻。後來南陳流行一個規矩，但凡人染上瘟疫，不管是父母妻子還是兄弟姐妹，一律嚴加隔離，不送飯不送水不救治，讓其自生自滅。隋滅南陳後，發現居然有這樣不盡人情的做法，州縣官吏親自救治傷病，這才慢慢轉了風氣。
四、自食惡果的五代軍閥
大部分的瘟疫都是突如其來的災難，但歷史上也不乏人類主動招惹疾病的案例。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末五代的軍閥孫儒。
黃巢之亂後，自淮北以至長江的廣大區域，有許多股軍閥互相攻戰。其中最為殘暴兇猛的一支便是蔡州人孫儒率領的淮南軍團。孫儒長年轉戰在淮南江北一帶，他為人殘暴，一言不合就殺人，而且處處與人為敵。淮南的另一股軍閥楊行密與孫儒互相攻殺，孫儒引重兵（號稱五十萬），圍攻楊行密駐紮的宣州（今安徽宣城）。
當時淮南江北一帶被各路軍閥來回掃蕩劫掠，早已是疲弊不堪，無力支持大股軍隊的糧草。孫儒久攻宣城不下，接連打了三年，雙方還在僵持。孫儒沒有糧草，便抄起了當年黃巢之亂時的老辦法：吃人。據《舊唐書·黃巢列傳》等史籍載，“賊（黃巢軍）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孫儒亂軍竟如法炮製，把俘虜的敵兵或是平民殺了吃掉，真是慘不忍聞。
如此滅絕人性且毫無衛生意識的行為，很快在孫儒軍中引發了大規模疫病，病餓而死者達十之三四。孫儒本人也染上了瘟疫，無力指揮軍隊，結果被怨聲載道的部下捉住，送給了楊行密。最終，這個惡貫滿盈的軍閥終被處死，可謂是自食惡果、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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