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社會都在關注今年經濟增速目標的時候，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在近日出席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舉辦的網上視頻座談會時提出，鑑於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不確定性，建議今年不再設定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
時代財經注意到，早在2017年的時候，馬駿就曾建議，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再設定和公佈具體的GDP增長目標，將穩定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而上海在2015年曾因為把經濟工作重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創新驅動發展上，成為了全國首個取消GDP增長目標的城市。
但對於馬駿近日再提這一建議，中泰證券首席分析師楊暢提出了反對意見。楊暢認為，政府工作從來都是目標導向的，只有設置工作目標，才能使得各部門、各地方鼓起幹勁，加快復工復產，為後續大概率到來的全球貿易衰退、全球經濟衰退做好準備，也為已經初現苗頭的就業問題做好應對。
一直以來，GDP增速目標都被視為全年經濟走勢的風向標。但在疫情影響下，不設立經濟增速目標會否走向常態？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就此問題，時代財經在3月31日專訪了中國社科院世經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張斌。
不確定性導致增長目標難以實現
時代財經：對於今年不再設定GDP增長目標的建議，你有何看法？不再設立經濟增長目標主要是出於哪些方面的考慮？
張斌：我覺得今年要確定一個增長目標比較困難。雖然現在國內疫情的情況大有好轉，但是接下來也仍存在很多不確定性，現在很難判斷疫情防控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設計一個（經濟增長）目標本身不是目的，但設計這個目標就會牽扯到要有多大的投入，怎麼去實現這個目標，怎麼做準備。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接下來還會面臨多大的困難，這樣的情況下要設定一個增長目標，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因為設定了也不太好實現。我認為，今年的重點不再是一個具體的數字。
但從目前來看，我們都知道經濟面臨著比較大的困難。在復工復產過程中，企業普遍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國外訂單在大幅度下降，國內很多商戶復工之後也沒什麼生意。
這些問題是我們現在能看得到的，也需要有一定的託底政策，防止經濟的過快下行和就業機會的喪失。這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這方面政策力度相對來說應該是會比較大一點。
時代財經：如果說經濟增長要往高質量的發展，不要拘泥在數字上，是不是意味著以後或許也沒有必要設定增長目標？
張斌：我覺得沒有必要說不要增長目標，這樣未必就一定合適。其實經濟增長與就業，企業的收入、利潤，以及大家的收入，是約等號的。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具體的增長速度放在哪，是放在5還是6？這個需要根據當時的情況去做判斷。
今年難就難在不太好判斷，因為內部、外部的不確定性太大。其他國家也在面臨這個全球性的問題，今年世界經濟的衰退幾乎是很難避免，問題是衰退到什麼樣的地步。
時代財經：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預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速度大約為-5%到-10%。你對今年一季度的經濟有怎樣的判斷？
張斌：現在做各種預測的都有，我覺得可能不會差到-10%，但目前還不太好判斷一季度的經濟增速。如果是要達到去年6%增速的話，對於今年來說太高了。
不要增長目標並不是說就不需要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速。我們還是可以儘可能地去實現更好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沒必要非要去追過去6%的目標。而且我們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是目標本身，最主要的是為了穩定大家的工作機會和收入。
對經濟的衝擊還沒充分暴露
時代財經： 2020年其實也是一個階段性的一年，將要完成全面小康的幾個目標。這次疫情會不會影響這些目標的實現？
張斌：小康社會指的是一種生活狀態，大家的生活相比過去更充裕一些，生活條件更好一些。人均收入差個幾百美元其實關係沒那麼大。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去強調這些目標。
相反，我感覺這次疫情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改革的機遇。如果我們能抓住這次機遇做點事情，其實對（實現）小康社會是有幫助的。
比如說，這次危機出來了之後，許多企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但是中國過去在紓困方面的措施其實是做得並不是特別多，經驗也不是特別豐富。我們要建立小康社會，紓困政策就是我們需要‘補課’的一個地方。利用這個機會，如果能向國外學習一些好的經驗，較原本有一個更大的進步，那這也是向小康社會邁進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
再比如說利用這次機會，我們的都市圈建設能夠往前走一步，能讓更多的農民工進城，靠近大城市生活，這個也是小康社會。
在我看來，離小康社會最大的差距就是農民工沒有辦法在城市安定生活，而不是說GDP的數值差多少。所以說我們需要淡化一下這些數字和目標。
時代財經：你剛才提到的紓困政策，還有哪些需要補足的地方？
張斌：對於在疫情當中受損比較嚴重的群體，例如失業人群，還有一些本來就是低收入的群體，我們直接發錢的力度可以更大一點，失業保障可以做得更好一點。然後對於部分面臨生存困難的企業，政府對他們的貸款利率以及稅收、債務的延期都可以做一些短期的支持。
國外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我覺得這正好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在遇到疫情衝擊的時候如何幫助這些弱勢群體。過去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還很不夠。
時代財經：2月份的失業率是有所上升的。在你看來，接下來經濟工作的重點是應該放在保增長還是保就業？
張斌：這兩者之間不矛盾。增長高了肯定就業好，增長差的話，就業也會差。如果非要說目標是什麼，我覺得兩者都可以。但問題是現在很難去設定一個具體的數值，把目標定得太高了可能難以實現。
所以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儘可能地讓經濟增長不要再往下走，保持更多的就業機會，不要再繼續惡化，這是我們需要做的。
時代財經：接下來就業的情況是不是仍會受到疫情很大的影響？
張斌：我擔心接下來就業的壓力會更大。因為前一段時間生產是停擺的，停擺了之後是不是能開得了工，現在還是個問號。
這並不是像剛開始大家想象的那麼好，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之後經濟就恢復正常。因為現在已經是全球性的疫情，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如旅遊等很多服務業，拖了幾個月之後可能企業就死了，這樣的話就業機會就徹底沒了。
所以說，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並不是說現在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從經濟的角度去看，未必是這樣，只能說有些恢復。接下來如果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的話，很可能會有大面積的企業承受不了。這樣的話，勞動力市場的壓力還是挺大的。
疫情加速經濟下行
時代財經：疫情對中國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還有哪些政策手段可以用？
張斌：現在內部、外部的壓力都很大。在內部，我們想要實現完全復工是有壓力的，供給和需求方面都有壓力。這就有一個惡性循環的風險，若需求低的話，與收入、服務就形成一個負向的疊加循環。外部的部分需求也在下降，因此外部的風險等於是雪上加霜。
目前中國的政策大概應該分成兩類，第一類是紓困類政策，目的是幫助受損失比較嚴重的群體、低收入群體，包括受損失比較嚴重的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等，有一定的實現社會公正的目標在裡面。還有一種就是託底政策，儘量保持更多的就業機會，讓全社會收入增長有一個保障。
這兩種政策我們都需要做，而且都需要加大力度。紓困方面就是給大家直接發錢，我覺得力度其實還可以再提高。
另外，保底政策方面，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要保證信貸的增長。因為信貸有增長，口袋裡面才有錢，企業、居民、政府才有現金流，新增的現金流才能夠帶動經濟活動轉起來。如果說信貸垮掉了，各個部門的現金流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刺激信貸增長，現在得靠兩個方面：貨幣政策方面可以通過降息，也可以對過去貸款的限制政策做一些調整；財政政策方面主要就是靠財政支出的擴張，包括政府在這個時候推動一些基建項目帶動新的增長。
時代財經：前段時間大家都在討論新基建的話題，也有很多人將它與過去的四萬億計劃對比。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
張斌：基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整個市場自身的運行比較弱，需要藉助一定的外力推它一把。對阻斷經濟下行的趨勢起到很重要作用的就是基建，而房地產、基建這兩部分的體量是比較大的，如果這兩部分有一個有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會帶動其他部門的現金流好轉。
新基建裡面的內容有很多，有些是政府來做，有些不見得是政府來做。但是我覺得光靠新基建還是不夠的，傳統基建也非常重要，而傳統基建在這一輪的佈局以及在項目的選擇上，都需要做得更好一些。
基建要跟著需求走，跟著人流、跟著產業走，應該更多落實在一些都市圈的基建建設，這裡面的空間也很大。都市圈的建設如果能夠再往前推一步，其實也是為了讓更多人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一個基礎工作。
我覺得不要拿新基建跟過去的四萬億計劃去做對比，不要糾結於“新基建”的概念。簡單地說，就是你需要什麼就去做什麼。我們需要5G，所以我們就做5G的基建。這麼多人願意到大城市工作生活，我們就做都市圈的基建。核心的一點，就是看社會發展有沒有需要。一定要要滿足人的需求，否則的話這個基建就是浪費。
時代財經：原本2020年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挺大，這次疫情的到來會不會加速中國甚至全球的經濟下行的速度？
張斌：疫情造成經濟停擺，後續的次生影響肯定會讓經濟增長速度下行，讓全球經濟面臨的壓力更大。
而經濟的恢復主要是看疫情的情況，但並不是說要做到全球範圍內沒有一個病例（才開始恢復）。我覺得關鍵是對於疫情的預期，因為人也在不斷地適應，對病毒的瞭解也在不斷的提高，適用手段也在發生變化。拉長時間來看，我覺得是會有一些恢復性的力量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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