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這場百年不遇的疫情，全球出版業不會感到如此命運相連。
2月，在國內疫情最為吃緊的時候，海外出版業最關注的是中國印廠何時復工，因為各大出版商都面臨新書推遲，尤其是漫畫、雜誌類出版物。3月出街的一些日本雜誌不得不以沒有附錄的方式發售，而沒有附錄意味著銷量堪憂。
如今國內印廠已經有序開工，但隨著疫情在海外以幾何級數蔓延，全球出版業正被強制按下“暫停鍵”——書展取消、活動中斷、印廠停工、書店關門——雖然國內正在復甦，但海外衝擊波卻正在傳導回來。
每年春夏本應是出版業洽談交易的最繁忙的時段，但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疫情正在讓這一切“凍結”——倫敦書展取消、博洛尼亞書展延期，萊比錫書展取消，巴黎書展取消——一日一變的疫情動態打亂了所有出版商的計劃表。
“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出版就是publicity，是一個公開傳播的工作，主要靠聚攏人氣，靠面對面的書展、促銷會、新書發佈會，現在突然一下子不能‘會’了。隔離把病毒阻斷了，也把我們出版人的聯絡阻斷了。”安德魯·納伯格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黃家坤告訴做書。
2016年法蘭克福書展
當然，從一開始的猝不及防到後來的積極應對，海外的出版商正在快速適應“書展無限期停辦”的新常態。
“今年的倫敦書展雖然取消了，但有一些出版社，比如企鵝蘭登旗下的兩個出版品牌，會發來短視頻，把策劃編輯邀請到鏡頭前來推薦重點書。大部分同行還是通過線上分發書目來跟我們聯繫，我們也在正常進行選題評估、報價。”磨鐵圖書歐美版權負責人高蕙表示，他們與版權合作方的聯繫並未受太大影響。
但是，書展作為全球出版人交流、聯誼的“行業派對”的作用，卻是郵件和Zoom無法替代的。做書曾經報道過，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整座城市的酒吧裡都擠滿了編輯，據說酒吧的成交率遠高於書展本身。
黃家坤坦言雖然疫情令全球出版業快速完成了合同的電子化，但對她個人而言，線上交流的體驗並不好，“能夠完成的只是一個basicly的溝通，肯定不如坐在一個物理環境中，旁邊人來人往，各種漂亮的站臺，各種酒吧。”
理想國版權負責人揭志勇也表示，雖然能夠收到新書書訊和目錄，但見面溝通無疑會更豐富一些，新書的資訊也更立體。
“全球同行對10月的法蘭克福書展還是很有期待的，如果能如期舉行，可能會迎來全球版權貿易市場的一個小高峰。”然而，除了疫情能否在10月之前成功控制尚屬未知數以外，下游的“停擺”正在減緩所有新書的出版節奏。
雖然作家現在有更多的時間來寫作（連“拖稿大王”喬治·馬丁都在疫情期間每日趕稿），但出版商卻正在變得越來越謹慎。疫情結束之後，文學代理商可能會被新的書稿淹沒，到那時，可能沒有足夠的出版商來消化這些書稿。
對於海外的出版業來說，目前最棘手的難題，來自於神經末梢——書店的生死存亡。3月23日，挺過了連鎖書店、網上購物、電子書等多次衝擊的紐約文化地標Strand書店宣佈裁員188人，僅留下24名員工。可以視為疫情之下書店困境的一個縮影。
上週，做書曾經關注過那些因為疫情被耽誤的書，這個問題在圖書電商、直播等並不發達的歐美更加突出。由於越來越多的書店關門歇業，新書幾乎不存在任何推廣的機會。
對於很多作者而言，失去的不僅僅是書籍的宣傳機會，更意味著與社區的連接被切斷。美國詩人烏蘭達·巴雷特對《出版人週刊》表示“作為一名殘障自由職業者詩人，我正在失去與社區的聯繫，無法與其他優秀的酷兒，跨性別，殘障人士和有色讀者群體進行專業交流，也沒有擴大聽眾的機會。”
獨立作者伊麗莎白·斯廷齊兩本新書的營銷、宣傳活動都被取消了，以至於“我未來職業的形態可能會永遠改變。”
當然，海外的書店也在積極展開自救行動。哈珀·柯林斯在《華爾街日報》上打出整版廣告，為獨立書店搖旗吶喊，鼓勵顧客從獨立書店購買。無論是否已經關店，各家書店都號召顧客到官網去下單，很多本地書店除了官網外還接受郵件和電話預訂。
美國版“孔夫子”Bookshop.org宣佈，疫情期間將獨立書店的分成比例提升到30%。2月份Bookshop.org的銷售額增長了400%，向獨立書店的分成高達10萬美元。
相比之下，國內實體書店在渠道中的日趨“邊緣化”，反而使出版業沒那麼容易感覺到神經末梢的“切膚之痛”。
不僅如此，海外出版節奏的遲緩，新書的“難產”並不會那麼快傳導到國內，目前最令國內出版品牌頭疼的仍然是那些“老問題”。
“整個出版節奏稍微有點變慢，但疫情不是主要因素。”高蕙告訴做書。
3月12日，《聊天記錄》譯者鍾娜在寫給literary hub的一篇文章中，採訪了“紙上造物”等出版品牌，介紹了疫情對於中國出版業的影響。她驚訝地發現：出版業面臨的都不是新問題，“出版一本外版書，尤其是美國作者的書正在越來越難，疫情只不過是壓垮它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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