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程蝶衣是电影《霸王别姬》中的悲剧角色，他自幼贫寒，长相秀气，被母亲切断六指送入戏班开始学戏生涯。他的一生经历了多重背叛，主要来自母亲和小楼，也来自于不断更迭的时代。
查尔斯.霍顿.库利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一个人的自我观念由别人所想及其对于自己的态度所决定。戈夫曼则将社会比作一个一直在演出的戏剧舞台，社会体系则是“剧作家”，给人们提供“演出规范”。哈贝马斯指出演出的社会角色会发生“内冲突”，造成角色崩塌。
这正如程蝶衣的一生，背叛的人们塑造了从一而终的程蝶衣，变化的“舞台”也杀死了始终如一的程蝶衣。
程蝶衣走了，世上再无“虞姬”。
1. 因何而生？
虞姬为霸王而死，程蝶衣为虞姬而生。但程蝶衣不是虞姬，台前的观众能看到他虞姬般的美艳，台后的小楼却从未真正懂他的“从一而终”。
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程蝶衣矛盾的自我意识形成于早年间两次被迫的镜中投射。[①]他的角色不单是因母亲而生，他双手冻得生疼向母亲乞怜时，感受不到丝毫母爱的温暖，反被母亲斩断六指送入戏班。
作为妓女的母亲甩开他像是甩开了一个负担。但他内心又渴望母爱，在解放后戒毒痛不欲生时还念着“母亲，我冷”，与他憎恨的妓女菊仙拥抱在一起。母亲的抛弃、“背叛”塑造了他自我人格的悲悯和阴郁的一面，也成为了他日后对菊仙的仇恨根源；他的角色也不单是因师哥而生。
师哥是他心中值得托付的人。到戏班之后的屡次受难都有师哥保护，让他对师哥寄托了亲情，也夹杂着依恋。但小楼与蝶衣就好像“假霸王”与“真虞姬”的差别。小楼是个凡人，他在不同时期对蝶衣的感情直白、浓烈又易变。蝶衣从小楼身上找到依靠，又受到背叛。小楼塑造了他自我人格中柔软同时绝望的一面。
小楼拿烟斗粗暴地插入蝶衣嘴中，把一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扭转了过来，也扭转了他的人生。母亲、小楼、菊仙，都像是一面镜子，他在其中看到的是他们想要的不同的自己。他对他们或爱或恨或依赖，他的自我产生于他所想象的自己在他们面前的形象，也产生于他所想象的他们对自己的评价，还产生于他们或真或假的欺凌、暗示、引导的背后，给程蝶衣带来的屈辱，或者自豪。[②]
2. 为谁而死？
旧社会吊死了小赖子，新社会吊死了菊仙。是谁杀死了程蝶衣？
时代的变迁给了他内心深处的忧虑。程蝶衣是“戏痴”，在小楼与菊仙交好后，他心中真正“从一而终”的就只剩艺术。为了解救被日本人扣押的段小楼，他被骂汉奸，竟然天真地解释道：“他们懂戏的！”或许纯粹的艺术不应该加入政治和历史的标准考量，但在政治主导的历史世界里，艺术只是附属品。
人事的变迁给了他心上最重的一击。每个人行动的后面隐藏着强有力的“剧作家”，这个剧作家就是社会体系，它不允许个人离开剧本。[③]那些早已内化了一套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的人们，不随着时代变换角色的人们，终究会重重摔下舞台。[④]
解放后在街头与沦落卖烟的“张公公”，什么时代都“玩儿得转”的袁四爷，性识无定的那老板，都是时代舞台上的小角色。他们情绪复杂波动，身不由己。相反，程蝶衣和菊仙也有选择，却坚守着“从一而终”。“霸王”的精神和肉体都下跪了，“虞姬”却傲然挺立着。 或许程蝶衣喜欢的是那个年少的段小楼，敢为自己反抗师傅，彼时的责任与担当，更像是真正的“霸王”。
精神追求的破灭最终杀死了他。阶级间的矛盾与对立扩大化，霸王与虞姬按理也都成了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在文艺座谈会上，程蝶衣将京戏总结为八个字，“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而四儿公然顶撞，质疑为什么劳动人民不能走入京剧，硬是将艺术与政治，与阶级斗争拉到了一起。这种对传统戏剧的亵渎让程蝶衣心寒。
其实早在解放后被捕时，在检察官将昆曲《牡丹亭·游园》打上“淫词艳曲”的标签时，程蝶衣就应当明白了，他一生苦苦追求的东西正在被时代背叛。当个人不能同时满足所有这些角色要求时，他选择了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从一而终”。[⑤]艺术从来都是政治的附属品，在历经了四朝变更之后，他看清楚了。
而有时看得太清楚却也不是好事，迎合、适应、接纳成为大多数人生存在世遵守的剧本。所以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存在于少数人身上的精神压力与他们最后的选择。也许对他们来说，那也是尊严的最后象征。
生于抛弃背叛，死于从一而终。
张国荣走了，但为后世留住了“程蝶衣”。
[①] 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自我感觉是由别人思想的、别人对于自己的态度所决定的。这种类型的“社会我”可以称作“反射的自我”或“镜中我”。参见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参见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③] 参见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 参见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⑤] 哈贝马斯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扮演多个角色，并能保持各角色间和谐一致。但有时也会发生角色冲突。角色内冲突通常与不同群体对同一角色的体现者提出不同的要求有关。因此当程蝶衣始终如一的角色遇到了不断改朝换代、不断变更着的观众的要求，他的内在冲突导致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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