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隨著新冠疫情在世界範圍的擴散，美國的確認總人數已經超過了12萬人，而且疫情還未出現拐點的趨勢，我們首先考量的當然是生命，但在國家層面，還會考量經濟，國家利益等。看到比爾蓋茨這幾天的一段採訪，他在採訪中提到，人的生命是不可逆轉的，而經濟是可逆轉的，寧可犧牲經濟也要守護生命。想起多年前採訪著名倫理學家何懷宏先生，何先生提到了底線倫理，同樣對我們認識生命有重要啟發。
老李：您怎麼看待人性中惡的部分？
何懷宏：從整個人類來說，人類的善稍稍超過人類的惡，但性善論不是讓我們陶醉的，只是讓我們有信心。具體到個人，肯定還是有窮兇極惡之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寫到的“惡”，一個將軍讓那些狗去咬死一個孩子。在現實世界裡面對惡，必須要去抗爭，要去制止，否則它會蔓延，會把不那麼惡的人，甚至把好人都拖進惡的深淵。如果掌權者是一個惡人，那就更可怕了。所以必須要有制度來限制惡的肆虐蔓延。
老李：底線倫理為什麼如此重要？
何懷宏：首先還是要追求一種比較穩定的可預期的社會，不至於陷入恐慌恐懼之中，這些都要求有一種底線倫理。沒有底線倫理，社會會崩潰的。如果社會走向崩潰解體的狀態，秩序沒有了，每個人都會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甚至會“先下手為強”，大多數人都可以殺伐，那樣的話，社會就會解體，回到自然的叢林狀態，那是很可怕的社會。
何懷宏先生
老李：底線倫理與共識有什麼關係？
何懷宏：或隱或現，底線倫理都是客觀存在的，就像荀子的《天論》所講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有人講某人的底線倫理怎麼這麼低，其實底線倫理並不低，而是那個人所持的底線標準很低，底線倫理是一種客觀的東西。
而共識是我們的主觀認識。只要社會比較正常，大多數人能夠在客觀的底線倫理基礎上形成共識。相當多的人天生就具有一種底線倫理的認識和感覺。同時還有一部分人要努力去建立一種共識，如果這個社會很大一部分人擁有共識，再把這種共識變成制度的建設和保障。即使少量的人沒有這種共識，有少量的大奸大惡之人，但有制度的約束，法治的保障，那麼社會依舊能夠正常運轉。
老李：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會有底線倫理麼？
何懷宏：（底線倫理）都會有，只是有時候寬一點，有時候窄一點，但是如果一點都沒有，社會會陷入到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之中，那麼社會就會出現嚴重的危機甚至解體。
老李：面對信仰危機，道德塌方，底線倫理是不是更偏向消極自由？
何懷宏：底線倫理不是從自由角度，而是從義務的角度來談的。自由和義務是相輔相成的，自由需要有法治、要有倫理，那麼底線倫理可以說是保障那些基本自由。要約束自己，以保證別人，甚至全社會的基本自由。有必要去保障最基本的自由，這些最基本的自由實際上是消極自由。
老李：底線倫理具體包括哪些基本內容？
何懷宏：（底線倫理）最基本的清單也存在於各個文明之中，比如最基本的“四不可”（不可殺人、不可欺詐、不可盜竊或者搶劫、不可強暴或者強姦）。以合乎人性、人道的方式對待每一個人等。
老李：（底線倫理的清單）會變化麼？
何懷宏：外延有一些變化，但是核心不會變。“四不可”是任何時代都存在的，還有一些底線倫理是現代社會的，比如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力，也已經包括在發達社會的底線倫理之中。
老李：如何來構建底線倫理？
何懷宏：有些人更強調製度，也有些人更強調文化。對大多數人來講，制度最起作用。在某些時候可能更強調製度，制度至少是在某種程度上要優先地予以考慮。
老李：也需要集體層面的反省吧。
何懷宏：一部分人需要反省，或者知識分子需要更細緻地予以闡明，重申強調。但是大部分老百姓已經有一種基本的底線，老百姓比知識分子更具有常識。“不可殺人、不可搶劫”，這不是常識嗎？而且很多人就是這樣做的，不僅是常識，而且是常行，要把這些鞏固下來，要不然碰到一些特殊場合就會違反。比如前幾年遊行示威中把日系車的車主砸成重傷。
砸人者平時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但在那種情況下他會亢奮，他就不會想到我不能傷人。為什麼在那種情況下“四不可”就被侵犯了呢？不能傷害無辜者仍然是第一位的，哪怕為了似乎正義的事業也不能傷害無辜者。強調底線倫理就在於強調什麼時候手段第一，哪怕為了所謂高尚的目標，也不能夠去砸人砸車。曾經我為這個事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反覆強調生命的原則，生命第一。
剛才所說的“四不可”都是直接針對人身的，尤其第一條是最重要的，不可殺人，生命至高無上。我相信砸人者平時不會去砸人，甚至他不會為了他個人的利益，去砸傷一個人，把別人的東西給搶了，據為己有，恰恰在一種他覺得很“正義”的時候，好像自己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實際上是一種“正義”的惡。但是現在恰恰要防範這樣一種好像以某種整體正義的名義，以目的為第一，似乎什麼事情就都可以做的做法。
老李：國家與生命第一的原則會有衝突麼？
何懷宏：有可能衝突，如果國家變成壓制生命，甚至殘害生命，那麼這個國家的合法性就沒了。生命比國家更重要。任何一個政體或者國家要長期存在，必須履行保護生命的功能，如果不在一個起碼的程度上履行這個功能，國家的存在合法性就會逐漸丟失。用韋伯的定義，國家是在一定地域裡面對暴力的壟斷，為什麼要壟斷暴力？就是要消滅那些分散的暴力。如果允許分散暴力的話，那就可能出現無政府狀態，或者自然狀態。所以國家要把暴力收在自己的手裡，就像曹操所說，如果我不稱王不知道多少人要稱王。
老李：如何看待日常語言，特別是在網絡語言的粗鄙化？
何懷宏：語言上兇猛，但是行為上膽小，這也是一種現象。因為網絡的特點就是，不知道誰在後面敲鍵盤，敲鍵盤的人平時壓抑的東西可能就會藉此爆發。這裡需要繼續問的一點是，為什麼網絡有些方面管理那麼嚴？但對網絡上的言語型人身攻擊卻放得那麼開，這方面的言語也許有一點規矩好。當然也可以說反正也是無傷大局，但是如果造成這樣一種氣氛（語言兇猛），更會惡化整個輿論環境。
老李：給您寫第一次郵件，當時您說自己的心境有些悲涼，悲涼的是什麼？
何懷宏：有些東西現在都不願意說出來，因為說出來可能會對眾人構成一種傷害。但是如果懷念起那些偉大的時代，人類曾經創造過那樣的精神奇蹟、藝術奇蹟，還是會覺得有一些莫名的惆悵或者憂傷。
老李：為什麼？
何懷宏：悲涼可能跟人性有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裡面所說，多數和少數的區別，多數人比少數人更關心地上的麵包而不是天上的麵包，更關心安全而不是自由，更相信奇蹟而不是理性。
如果處在一個多數支配的社會，在西方是民主，在中國是民意。如果是民主或者民意支配的社會，那麼對於藝術文化的卓越追求，肯定沒有太大的指望。近七、八十年，世界變得更和平了，但是也更加平庸了。現在哪有偉大的藝術家、思想家。我前不久問一個美國人，我說羅爾斯以後還有沒有和羅爾斯匹敵的哲學家，他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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