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7日是作家柏楊百年誕辰。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一套36卷本的白話版《柏楊版資治通鑑》，是為紀念。從20世紀50年代起至2008年4月29日逝世，這位身居中國臺灣的作家筆耕半個世紀，為讀者留下了作品計百餘部，可謂成就非凡。
實究起來，3月7日並非是柏楊的真實生辰。1968年，因翻譯美國連環畫《大力水手》時，將英文“Fellow”（夥伴們）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像極了蔣介石的語氣，柏楊由此被臺灣當局調查打壓。正式被逮捕繫獄的日子便是3月7日，後來作家將這一天定為自己的生日。
柏楊
出獄後的柏楊專事寫作，其中自1983年開始，開始著手譯寫《柏楊版資治通鑑》，以“整體規劃，分期出版”的方式發行，至1993年72冊全部完成。這番“披閱十載”的事功，不難令人聯想到司馬遷《報任安書》裡的名言，“《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在柏楊生前錄製的視頻裡，作家一口鄉音自道白話文翻譯《資治通鑑》的初衷，“這麼一部有價值的書，讀者看不懂，就像一條河流過不去。”在他看來翻譯之功，“在於在原文和讀者之間搭建橋樑，不讓歷史成為少數高級知識分子的專利品。”在《柏楊版資治通鑑》出版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還特別邀請各方嘉賓，舉辦一系列網絡直播活動，希望從多個方面給讀者介紹柏楊先生的生平和文化成就。其中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凱就《柏楊版資治通鑑》的出版，與司馬光、柏楊進行一次“跨越千年、百年和當代的對話”，則意在以史為鑑，講述讀歷史對當代人的啟示和作用。
一部《資治通鑑》，煌煌三百萬言。李凱在專題講座中認為讀古書需要踏下心來，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司馬光同時代有一個人叫王益柔，司馬光親自說，我只見過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其他人拿到這部書懨懨欲睡，看不下去。這個話可是司馬光自己講的。”在他看來如何讓《資治通鑑》在當下的時代發揮作用，那肯定得出白話版。“今天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讀柏楊先生的白話文本，我們實際上體察感悟的是歷史中的人和事。往事越千年，但有句諺語叫做‘陽光之下並無新事’，歷史並不遙遠。”近日，李凱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說。
李凱
【對話】
“司馬光的‘法古崇聖’的情結很重”
澎湃新聞：司馬光幼年便對《左傳》很感興趣。後者是中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史著作。能否從各自的時代觀念統攝與影響上，比較下《左傳》和《資治通鑑》間的同異？
李凱：《左傳》給司馬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響。司馬光年少時能夠背誦《左傳》。中國古人不缺背功，但背《左傳》不容易。這部書稱之為大經，部頭太大，十八萬字，而且許多字句情節是很難懂的，複雜的地名、人名足以把讀者搞暈，但是7歲的小孩司馬光不僅能夠背，而且還能夠講解。這樣的功底為日後編纂《通鑑》帶來標杆。
澎湃新聞：同樣的編年體體例，《資治通鑑》較之《左傳》有哪些繼承和揚棄？
李凱：《左傳》和《通鑑》有著密切的關係，一是形，一是神。在形上，兩書都是編年體，能夠按照時序反映歷史更迭軌跡，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左傳》有“君子曰”而《通鑑》有“臣光曰”，並且兩書的年代基本順承。《左傳》以《春秋》所載魯十二公為次序，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敘述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但也交代了晉國知伯貪婪被殺之事，也就是截止到三家分晉。《通鑑》之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晉的局面被周王認可，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五代終結。《左傳》和《通鑑》之間有半個世紀的空檔，也很好理解。因為“秦火（焚書坑儒）”等原因，人們對戰國初期的一百年曆史，尤其是前453年到403年曆史知之甚少。就此而言，《左傳》和《通鑑》應是一脈相承的。
在神上，兩書的契合之處就更大。宋儒法古崇聖，按錢穆先生的話就是“明儒道以尊孔，撥亂世以返正”。宋史中很多情節，是再現儒家典籍。司馬光的法古崇聖的情結很重，他把儒家政治理論當作治國理政的依據，甚至代聖人立言，仿照《周易》寫《潛虛》（此前揚雄仿照《周易》寫太玄），仿照《左傳》寫《通鑑》，其儒學教誨作用非常明確。眾所周知《左傳》是詮釋《春秋經》的最佳文本，如桓譚《新論》所說：“《左氏傳》之與《經》，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有《經》而《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而司馬遷也《太史公自序》也稱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只有通過詳實準確的歷史敘述，才能把“撥亂世，反諸正”的政治倫理落到實處。
宋神宗《資治通鑑序》說該書“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其目的是通過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經驗教訓的描述警示後人。我們在這些內容中能理解司馬光仿效前聖之處，也能看到他藉助儒家典籍精神為後世立法作則的良苦用心。
白話版《柏楊版資治通鑑》
澎湃新聞：《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和王安石黨政失敗，在野期間悉心編纂的，所謂“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司馬光的政治主張，過往一般都被簡單概括成“保守派”一路，如何全面深入地看待他的主張？
李凱：我們知道司馬光一度站在王安石變法的對立面，不少人說他是保守派甚至反動派，但如果從宋代制度文化的深層次因素思考，司馬光的態度就很能理解。宋太宗的詔書中明確了宋王朝制度建設的“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態度（亦可稱作“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見《漢書•禮樂志》），這是說在制度制定過程中充分發揚防微杜漸、權衡利弊的精神。比如宋初加強集權，糾正了唐五代以來權臣干將執國命的亂局，但也造成了宋王朝的積貧積弱。並不是宋代君臣沒有考慮邊患的問題，而是他們認為朝廷完全可以通過懷柔政策換取和平，權臣干將作亂才是心腹之患，於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甚至宋人王旦說，“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華書局，1995年，第1578頁）。
其實宋代君臣把歷代典章制度琢磨得很透，三代秦漢以來漫長的歷史中，人們把各種政策都嘗試過了，就像我們在閱讀藥品說明書一樣既懂得其適用性又深諳其毒副作用，進而對每一種策略都如履薄冰。與其嘗試危險性把握不定的新招數，還不如將就現存政策或者對它小修小補。所以王安石變法受到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範鎮等人的抨擊就是情理之中，他們諳熟古代歷史甚至就是歷史學家。史家的經驗告訴他們，王安石推行的這一套古已有之，並且存在劇烈的問題；從而想從歷史中找到“常”，也就是規律性認識，抓住它就能防範禍亂、端正人心、綱舉目張。
澎湃新聞：對於“政敵”的攻訐與揭露，在《資治通鑑》，特別是“臣光曰”裡都有哪些反映？可否舉例。
李凱：《通鑑》全書一共一百一十多篇“臣光曰”。“臣”說明敘述對象是宋代皇帝。司馬光說“每開經筵，常令進讀”，《通鑑》是大臣講給皇帝聽的（此做法在歷朝歷代都有），這就意味著司馬光的歷史敘述針對治國理政經驗，尤其是針對時政闡發觀點。司馬光為皇帝講史，講的就是“常”。天理、人倫、聖言、事故諸多經得住歷史推敲的規律；核心問題是如何落實儒家倫常，撥亂世，反諸正。
最代表性的就是《通鑑》第一篇“臣光曰”。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後，司馬光洋洋灑灑，大談“禮”綱紀人倫的作用，呈現出一篇漂亮的政論文。他尤其批評周天子自壞綱紀，引發一系列惡果：“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這樣的思路今天人會說迂腐，但是他是說給宋神宗的，神宗皇帝畢竟不是羸弱的周威烈王，而是要有所作為的壯年天子。如果頭腦糊塗做出自毀長城、自掘墳墓的事，豈不追悔莫及？
再如玄武門之變後，司馬光說：將嫡長子立為太子是禮，然而高祖之有天下出於李世民之功；隱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居李世民之上，必不能相容。如果高祖有周文王之明，李建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泰伯讓位於弟季歷，子臧將君位讓人而離國），變亂焉從來？後來中宗、玄宗、肅宗、代宗的得位，都是效法太宗故事啊。這裡司馬光強調以禮讓為國，我們也能看到其針對性：宋太宗以弟弟的身份繼承兄長宋太祖的君位，就引發過朝野震動。如果君臣人人都謹言慎行守規矩，社會尤其是統治集團內部就不會有大禍亂，這種苦口婆心對於涉世不深的宋天子來說應不是虛妄之詞。
又如唐玄宗之時日食不驗，司馬光認為是太史工作的失誤；而君臣為此而相互慶賀則是誣天。“採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他批評姚崇作為宰相不實事求是，反而阿諛逢迎；唐玄宗也坦然接受，明眼人就能看出這是借古喻今。有人把王安石比作孔子，把他的副手呂惠卿比作顏回，神宗皇帝也認為呂惠卿是“美材”。司馬光一針見血對皇帝指出，呂惠卿心術不正，江充和李訓這一類人如果沒有才能，如何能打動人主？宋神宗默然不語；他還給王安石寫信，說呂惠卿是阿諛之人，居下位要逢迎上司，但日後他必定將出賣您。王安石不悅，但後來呂惠卿果然背叛王安石。要之，如果我們把司馬光當成以歷史教化人心的老師，把宋天子當成渴求歷史經驗的學生，似乎對司馬光的苛責會少一些。
“作家寫史，重的是‘人’”
澎湃新聞：《資治通鑑》裡凡是提到歷史上的政治改革，一般評價都不高。比如開篇“秦滅六國”提到商君變法，卻沒有提到成效。那麼，柏楊在自己的“柏楊曰”中，對於王安石變法，以及歷史上的變法基本是何態度？
李凱：柏楊先生的按語“柏楊曰”，是他針對《通鑑》具體問題的評論（人民文學出版社已經出《柏楊曰》單行本）。他是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價值觀，以及他個人的經驗來解讀歷史的，而現代人基本肯定王安石變法的價值，柏楊亦然（《中國人史綱》中他稱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柏楊是作家寫史，重的是“人”（他的《中國人史綱》是以“人”為中心，主張平民著史，“不為帝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柏楊曰”關注的是歷史環境下人何所為何所不為，所以改革是如何推進生產力進步與社會發展這樣扭轉乾坤的話，在“柏楊曰”裡基本看不到。柏楊版白話《通鑑》對“臣光曰”的批評很多，但不直接說王安石。他認為司馬光站在儒家地主立場上，反對法家的世功，迂腐保守。柏楊為忠心耿耿的吳起不容於世而悲，為魏國逼走吳起、逼反孫臏、驅逐范雎張儀感到可惜，為范雎被司馬光責備離間秦昭王母子甥舅而鳴不平。這些議論是在具體的環境中有感而發，基本上對事不對人。
澎湃新聞：“柏楊曰”中有不少直接指出司馬光的侷限甚至偽善，比如“司馬光（評范雎）語無倫次”，“司馬光誣陷韓非”不一而足，是否可以認為柏楊對“臣光曰”總體評價不高？
李凱：柏楊的確對司馬光有很大微詞。他主張為平民說話，而司馬光站在儒家士大夫立場上說話，甚至吹毛求疵，兩者不對路子。我們知道，儒家的立場是道德理性，但在社會上發生作用的還有歷史理性。兩者合拍自然是好（比如在趙孝成王面前言兵，臨武君說戰術，荀子說仁義，“柏楊曰”評論，一是軍事一是政略，為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不矛盾），但很多場合是背離的（比如玄武門之變中的李淵、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沒有文王之明，泰伯之賢和子臧之節）。我們明確，柏楊是當代作家說史，司馬光是古代史家教育帝王，其言論的初衷就都能理解了。
澎湃新聞：《資治通鑑》問世後，南宋胡三省的《資治通鑑音注》，明朝王夫之《讀通鑑論》是舉世公認的兩部相關輔讀、研究的權威著述。柏楊對王夫之、胡三省們的評價為“終其一生全副精力集中在狹隘的民群和儒家主流利益之上……小民疾苦隔絕在他們認知之外”，
李凱：柏楊先生主張要為平民說話，是以批評胡三省王夫之的儒家士大夫（“臣”）立場不足為怪。我們也要認識到，固然天下蒼生書寫歷史，但歷史變革是帝王臣僚推動的，編戶齊民只是歷史變革的受眾；儒家士大夫代表社會精英，上致君下澤民，對全社會的利益能形成不少成熟的思考（比如司馬光批判王安石新法傷民害民，就看到了天下蒼生的痛苦）。所以這樣的視角也是必要的；學者們書寫歷史，一定會從范雎思考范雎，從劉邦思考劉邦，因為歷史大事件就發生在他們身上。柏楊先生也是如此。
澎湃新聞：司馬光在敘述過往帝王之時，不管是收錄劉邦近巫的身世還是認為帝王對公務員的任免、升降“不可言傳，不可記載”，基本上是處處維護封建帝王的形象，獨獨他寫到了漢武帝晚期的“輪臺詔”，怎麼看司馬光對漢武帝的形象構架，柏楊又怎麼看？
李凱：近年來，北大辛德勇先生《製造漢武帝》等文字質疑輪臺罪己詔的真實，引發了社會對這一問題的廣泛關注，討論得非常熱烈，說明現有資料還不足以揭開這一問題的謎底。“柏楊曰”中對司馬遷事件、巫蠱與戾太子之死、李廣利投降匈奴等史事都予以了評析，卻沒專門對輪臺罪己詔進行闡發。但他承認從人權立場看劉徹是不折不扣的暴君，而拒絕輪臺繼續屯田，有能力剎車，使他對國家做出的貢獻得以永垂萬世。這說明柏楊也認為輪臺詔是個歷史轉折點。
澎湃新聞：“不可言傳，不可記載”已然傷害了信史的品質，但柏楊還願意以《資治通鑑》為藍本譯白話版，並加註個人評說，他為何要以此為抓手？
李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西方歷史哲學家克羅齊的名言。科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當代史也罷，思想史也罷，它強調今人對古代典籍文本有詮釋的空間。一般民眾讀《通鑑》，和柏楊先生的思路應該是一致的，即抓住“人”。歷史不能見事不見人。如果過了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你還能清晰記得中學歷史課本上的中國歷史年代表，我覺得只有一種可能，您也成歷史老師了。只有生動、具體、有過程的信息才是有教育意義的信息；空說半天理論，還不如我講一個具體的事，用生動的情節去打動人。司馬光就是如此，柏楊先生也看到這一點，抓住了人，今天能從歷史情境之中恢復當事人的所思所想，這樣增加我們的人生經驗，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啃《通鑑》是值得的，即便走馬觀花也有收穫”
澎湃新聞：1954年成立古籍出版社的地位，第一個上馬的便是“國家項目”——點校《資治通鑑》。據說這項工作也是毛澤東親自倡議和交辦的。能否介紹下1949年後，大陸關於《資治通鑑》的出版情況？
李凱：如今《通鑑》已作為一個專門的學問，稱“通鑑學”。抗戰期間張煦侯先生寫成《通鑑學》一書，介紹《通鑑》之編纂、史源、史學、書法等一系列問題，堪稱經典，近年又有翻版；新中國成立以後通鑑學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感興趣的朋友可搜索相關論著。中華書局《資治通鑑》二十卷本，包含元人胡三省的註釋，繁體豎排標點，初版於1956年，經久不衰，是目前最佳的一個版本。另外中華書局《中華國學文庫》也推出《資治通鑑》簡體橫排十二卷本，亦含胡注；中華書局《中華經典普及文庫》中的《資治通鑑》簡體橫排四卷本，刪掉胡注。除柏楊版外，白話《資治通鑑》版本眾多，亦可參考。
澎湃新聞：曾國藩有道“百戰歸來再讀書”。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內地高校院系調整，原先政治系多變成了公關管理學院，專門針對官員研修的MPA，《資治通鑑》是繞不開的“教輔讀物”。大學裡，歷史系的人怎麼看政治系的人研修《資治通鑑》？
李凱：非歷史專業的人讀《通鑑》自然是好事。梁啟超先生《中國歷史研究法》說《資治通鑑》是“皇帝教科書”，不僅皇帝大臣能讀，一般讀者也應該讀，尤其是對社會人生懵懂無知的人。如果領導迷茫，不懂社會規律亂來，會給他的單位帶來大麻煩；瞭解古人的經驗，會少走些彎路。非歷史專業的朋友掌握歷史經驗，是大好事。何茲全先生在《我所經歷的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曾說，很少人讀過二十四史，遇到問題臨時查查《文獻通考》之類的書就寫文章；因此爭來爭去，也沒有爭出個名堂。“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解釋和解決中國社會史問題，需要讀中國書，掌握中國社會史料。何先生說的很合理，也許從政治理論上講的通的東西，會在歷史情境中產生這樣那樣的問題最終推行不下去。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不問青紅皂白推行青苗法，急於求成還用人不當，酷吏巧取豪奪、傷民害民，明明農民苦不堪言，憑空又多了緊箍咒。類似一刀切的做法，似乎並不只是古代的事情。我們今天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它們，有現實價值。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民間讀《資治通鑑》也蔚然成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僅僅是對碎片化閱讀時代的一種反抗嗎？
李凱：如今的歷史學研究工作的確是碎片化的，但是歷史教育除了碎片化之外，還應該發揮體系化的教育功能。不僅某個歷史場景能夠增加人生經驗，更重要的是整部中國古代歷史更能啟迪人們的思考：治國理政的法子，如果秦走不通，漢行不行？內聖外王的理想，孔孟沒機會實現，漢唐宋可不可以？我們會發現古代很多現象，都是今天問題的翻版；當下不少瓶頸能在歷史中找到思考方向。所以潛下心來，花長時期啃《通鑑》是值得的，即便走馬觀花也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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