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宫廷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虔诚的仰望着天空，用最原始的方式研究虚无缥缈的太空，他们就是观测天象的宫廷学者。
在西方天文学还未发展起来的时候，天文研究者是一群最无用的人，而中国古代天文学者却拥有着一级官职，这对西方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中国古代皇权对占星的高度重视，无疑是古代天文研究最大的推动力。
“官制”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现代贡献
古代中西方天文学研究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天文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西方，研究天文是一种个人兴趣爱好，他们被认为是哲学家，是热爱真理的隐士。他们与传统祭司并没有固定的关系，研究天象并没有官方的支持，也不能因此获得任何官位。
但在中国，天文研究是从"宗教"中的敬天文化自然产生的，天象在世俗的眼中又与最高皇权相联系。因此，古代天象研究人员通常都由皇家供养，并作为官员专门从事天子相关的历法与天象研究。
从政治层面来说，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获得了西方从来都不曾有的地位。这种"官制"体系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研究的发展。
公元前5——10世纪，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天文记事能够获得运用。即便在现代天文学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古代的天象记载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在西方天文学家的眼中，标志性的天文现象要数哈雷彗星。它是人类最早确定运动周期的彗星，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上。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古代天象观测中对其的精准记载。
早在公元前467年，中国就有了对哈雷彗星的第一次观测的记载。
因此，中国古代对于天文领域的文献记载是领先于全世界的。在推测1500年以前出现的40颗彗星的运动轨迹研究上，全都是根据中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进行推算。中国古代天象研究的细致与精确为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与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古代天文学基本发展历程
科学技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它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形成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制定季节就，就一定需要对天文进行研究。
一：萌芽期
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寒来暑往、月亮的圆缺有了基本的认识。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已经转变为以农业、牧业为主要生产的阶段。为了生产的需要，人们需要掌握季节的规律以便不误农时。
二：形成期
中国古代天文学萌芽于原始社会后期，但真正的形成是在奴隶制社会。先秦时期是古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到了周朝，农业已经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与农业密不可分的天文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最初的国家机构设置中便有了掌管天文的官员。他们整理先民们留下的零散天文历法知识，对天文进行观测和计算形成了初期的天文学。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象的研究十分重视，同时对日、月、五星运动、恒星定位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
三：发展丰富期
到秦汉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天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天文研究的领域也进一步扩展。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中国古代天文学系统逐渐的形成。在天文历算方面，汉朝的历法已经具备了气、朔、闰、五星、交食等后世历法中的主要内容。天象记录以及宇宙理论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
虽然从三国到南北朝时期，古代社会非常动荡，但天文学发展并未因此停滞，岁差的发展就处于这一时期。此外，民间天文学家张子信发展了关于太阳和五星运动不均匀运动现象。
隋唐时期，天文学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唐朝，天文学的繁荣为元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元时期无论是天文、历法还是天文仪器发明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与研究。
四：缓慢停滞期
明清时期天文学研究发展基本处在停滞状态，对比资本国家的天文发展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的天文学落后于西方。明朝沿用了元朝的历法，并且禁止民间研究天文历法。这些政策阻碍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随着西方科学的传入，一些天文学家开始翻译和研究西方的历法天文。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天文研究的停滞，较为领先西方天文知识开始得到传播。但对于中国天文研究领域来说，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独树一帜的天文学占星
中国天文学从萌芽距今已经5000多年，从春秋末期就已经发生了向占星学转向的过程，甚至从根本上受到了占星学观念的支配。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得到了萌芽。由于奴隶主阶级的提倡，占星术得到了迅速发展。
春秋末期，统治阶层试图用天象反应人间社会等级的制度，论证帝王统治的合法性。这期间的天文学把星叫做"星官"，每一颗星都是官，星官都阶级尊卑的分级，那么人间的官也理因如此。占星家们把五星的运作看作国家兴旺的预兆。因此，天文学从此时开始发生了转变。从本质上来说，此时的天文学家已经是占星家，他们利用天象知识为国君服务。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之后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没有改变它原本的构架，自先秦始终一脉相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以为君主提供占星为重心内容的体系。
对于西方天文学来说，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亚里斯塔克第一次就预测太阳和月球对地球的比例。提出了太阳位于宇宙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运动同时又绕轴自转。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就指出：宇宙既不是神话，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宇宙创造者本身就是它自己。直到17世纪，牛顿利用力学研究宇宙，开启了经典天文学牛顿时代。
在西方漫长的天文学研究过程中，各个时代的天文学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智者对于天文研究更富于好奇和想象，对于未来的发展善于提出预测与预言。而中国近代以前由于皇权和儒家思想的引导，古人更崇尚先人圣者，以经典之说作为条框，习惯于先人提出的权威思维模式。在这样的习惯之下，缺乏否定和超越的精神。
中国天文学由于明代开始的停滞，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才开始了中西方天文学的交流。但不得不说，即便占星学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但在天文学的观测、计算, 以及据此推算建立的历法, 仍具有科学的意义, 始终没有断绝。
外来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的融合
外来天文学传入中国最早来自印度，它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东传的一个副产品。
南北朝时期，信奉佛教的皇帝很多，梁武帝非常笃信佛教，他甚至想把中国传统天文模式用印度佛教学说取而代之。想借天文学光大宗教的不止他一个，南朝大臣何承天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天文学家，他与来到中国的印度僧人惠严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何承天质问惠严用什么历术来证明印度是世界的中心？惠严回答，印度在夏至时阳光照耀大地没有阴影，这就证明印度是世界中心的证明。惠严依据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纬度知识，因为北回归线刚好横贯在印度中部，在夏至这一天的正午，印度的太阳正好在天顶正中，所以阳光照耀万物无影。
中国的地理位置在北回归线以北，不管什么时候太阳照耀下来都不可能没有影子。虽然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很简单浅薄的知识，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何承天而言，已经是超纲了，作为一名一流的天文学者，何承天居然无言以对。因此，宋文帝命令研究天象的官员都师从惠严学习印度的历术。
中国传统天文学使用的是数学方法，用列表、数字叠加的方式计算，并不讲究理论。而西方的方法是用几何的方法来推演，他们采用的是测量和计算纬度方法，包含明确的推理步骤，精密程度更高，能准确预测日食、月食。
对于用天文异象来巩固统治地位的中国皇权统治者来说，其诱惑力是巨大的。这也是印度天文学能获得几个朝代推崇的主要原因。
狭隘的皇权阻断天文历法的进步
唐代是天竺学鼎盛的时期，许多印度天文学著作都跟随佛教的光大传入中国，每一次天文学的进入都是中国科学知识上的进步。每一部名垂青史的天文历法也都伴随着权利格局的斗争，陷入巨大的争议漩涡。
唐朝瞿昙氏是著名印度天文学者。他的家族在唐朝时曾担任过太史令、太史监、司天监。印度《九执历》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印度历法，其中就包含了推算日月运行和交食。
瞿昙氏对《九执历》进行了翻译，并与中国节气的分法相融合，编撰了集印度天文与中国传统天文大成的著作《开元占经》。虽然这本书是为了提供给皇家用于占星补算，但书中的内容已经大大超越了皇家的政治需要。由于唐朝皇帝担心这本书流传出去对统治不利，一直严禁在社会流传。
《九执历》是唐朝官方认可的名厉。它吸收各家历法，由几十位天文学者参与编撰而成。
在开元二十一年，太史监瞿昙譔等人上书说《大衍历》仿照《九执历》，但是算法不全，数据也不精确。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质疑是轰动朝堂、非同小可的。
古代皇权只侧重占星，对于破解天象，用皇家权威解释天象异动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关于算法的推理过程并不重要。即便是《九执历》在翻译时也按照要求只翻译了算法不翻译原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衍历》又只吸收了《九执历》的算法，虽然提出了方法和概念，但并没有在历法中使用，对于天文数据的算法也不如《九执历》精确。
然而，由于古代验证历法好坏的方法仅仅是计算交食疏密。由于《九执历》测定的年代太久，误差比较大，而《大衍历》是最新定制的历法，其精准度比《九执厉》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瞿昙譔等人的质疑注定受不到重视，一行人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自两汉开始，到隋唐期间，古代天文学大多与占星算命有关。由于狭隘的皇权思想，西方天文学中的算法和概念并没有因为《九执 》得到发扬，反而被埋没。
总结
在古代，天文工作者除了仰望天空记录数据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天象进行解码。每一种天象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含义。这些现在看来光怪陆离的解释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最主要的内容。
政权的需求主导，让天文学的"西学东渐"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只重结果不重过程。
即便如此，在阿拉伯人之前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有毅力、最精准的天文观测民族。天文学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而翔实的数据记载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长。
反观印度天文学，经过各国天文学的输入后格局屡变早已不见当初的面目，也与中土的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古代天文学自始至终都保存着其独特性，来源于华夏民族独有的民族特征与背景。
中国皇权对占星的重视既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也成为了其朝多元化发展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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