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时期,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统治。在此期间, 疆域辽阔, 国家统一, 政权稳固,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 国力强大, 国库充实。应该说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她以超越前代的光芒照亮了 18 世纪的中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盛世王朝, 却一再大兴文字狱, 仅见诸史籍记载的文字狱就不下 70 余起, 文网之密、搜寻之细、文祸之重, 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乾隆朝, 文字狱平均一年两次。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本文仅就清初文字狱成狱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作些浅陋的探讨。

一、清初文字狱的成因

清初盛世时期却屡兴文字狱, 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朝建立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之期。

自秦汉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更 加成熟完备。清朝不仅将前代一整套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 度全盘接纳, 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加以发展和完善, 由此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更加强化。

特别是清朝前期,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 曾发生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斗争, 诸如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铲除大小和卓木叛乱、击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入侵等等。通过这 些斗争, 一方面建立起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另一方面又给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如何维持这个大一统局面的问题。这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者殚精竭虑所要解决的难题。

尤其是康熙帝, 作为一个具有杰出政治、军事才能的皇帝, 尽管在平定三藩之乱中措置得当, 指挥得宜, 取得了平叛的巨大胜利。但吴三桂等人先降后叛的事实也再次加深了其 种族成见, 甚至认为汉族人是不可靠的, 并由此意识到要维护其政权, 必须加强思想控制的重要性, 以便使治下之民不能有一言一行的反抗, 不许有一字一句的不满。因此对一切文字著述, 都要严加勘察, 凡是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 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 便被视为" 狂吠"、" 异端"、" 悖逆", 必兴起大狱, 置之重典, 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如 1663 年( 康熙二年) 发生的庄氏明史案即是如此。浙江湖州富商庄廷龙请人增编《明书》, 如实地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一段历史, 如建州卫与明朝的关系等, 被认为是有意反清, 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写书、卖书、刻字、印刷的人等共七十余人被斩杀, 还有几百人被充军边疆。庄廷龙已死, 也被剖棺戮尸。

清朝以满族入主中原,因而对汉族怀有很深的戒心。

这种思想倾向源于我国古代先民意识中强烈的华夷之别思想。应该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夷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主宰着人民的思想, 汉民族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非常强烈,一直以华夏优等民族而自居,因此当清军入关统治中原、统治汉民族的时候,即遭到了汉民族的强烈反抗, 清朝统治者因而对汉族怀有很深的戒心。虽然统治者一再标榜" 满汉一体", 并不歧视汉人,而实际上民族偏见极深,对汉族人民防范、猜忌不已,唯恐汉族人民起来反抗。

特别是在清朝立国之初爆发的遍及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使清朝统治者在惊魂稍定之后,立即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加强思想控制,以防止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抗斗争。尤其是对汉族士林的防范则更为严密。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

满洲人虽仅用了 40 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 40 年的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 40 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

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族的指导人,统治前途的暗礁都在他们身上"。康熙帝诛杀明太子一事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709 年( 康熙47 年) , 康熙帝经过多次密察暗访后终于将藏匿民间的朱三太子拿获。

"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 尽杀其子孙。"

康熙诛杀明太子这件事,不仅在下层人民群众之中,而且在一般士大夫阶层中,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反满情绪。文人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作文写诗或者书信往来等方式表达自己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如诗人沈德潜在其所写的《吟黑牡丹诗》中愤然写道:"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明指牡丹,暗喻清朝。

还有一位姓徐的诗人也写下了" 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诗句。明眼人不难看出,所谓" 壶儿"显系" 胡儿"的谐音,自然是指满族了。这些诗句的作者,一经发现,即获杀身之罪。

清代前期汉族士大夫同清朝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也是引起清朝统治者忌恨的原因之一。

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曾开" 博学鸿儒科",通过科举取士,搜罗为其效劳的人才。但一些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断然拒绝参与。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义兵抗清,失败后,隐居著述,誓不仕清,并于他父亲墓旁置石床,不用棺礅。作葬制《或问》一篇曰"身遭国变期于速朽",强烈地表明他亡国的悲哀之心。

与他同一时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参与抗清斗争失败后,怀着满腔的家国没落感,毅然拒绝了清廷邀请作官的盛意, 说" 刀绳具在无速我死",同时他特别注重廉耻,认为" 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他的言行,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康熙时,山西有一文人,不愿应试,曾被清朝统治者下令用轿子抬到北京去考试,考试时又故意不答完卷。但清政府仍然"授职放归"。诸如此类的坚守汉民族为正统思想的人在清军入关建国后大有人在,虽然前面已经历了顺治帝的统治,但其抗清思想却一直存在:

一开始,清朝统治者还能装出温文尔雅之态,不久就失去了耐心,对于不合作又犯" 禁"的知识分子干脆举起了屠刀。正如前面梁启超所评论的那样"他们是民族的指导人,统治的暗礁全在他们身上"。既然反清的思想在已流传的文字上发现,那么", 文字狱"便应运而生。

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在入主中原后,马 上接过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惯用的武器, 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为此,他们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康熙帝御笔亲书的"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在孔府大成殿正中; 雍正时曾下令避孔丘之讳, 改丘为邱(读 q i ); 乾隆帝也曾多次举行祭孔活动。此外,清朝统治者还把宋代程朱理学抬到与孔学同样高的地位, 尊孔学和程朱理学为" 正统"。一切文化学术活动必须以孔学和程朱理学为标准,不能稍有违背,否则就是"犯禁"。在这种情况下,凡不以孔学和程朱理学为准绳的学术活动,就难逃文字狱之罗网。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发生在雍正朝的" 谢济世案"。学者谢济世注《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

《四书集注》本,也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这当然被认为是 "犯禁"。谢济世被顺承郡王锡保参奏,指斥为毁谤程朱理学。雍正帝御批更是上纲上线,说谢济世之罪不仅在于诋毁程朱理学,而且在于借用" 见贤而不能举"之语,攻击皇帝不会用人。于是,谢济世被议为"斩立决"。这是清代统治者在学术领域里实行专制统治、推行"文网政策"的典型事例。

从表面上看,清代文字狱的兴起,是与民族矛盾的存在相联系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民族斗争, 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清代文字狱的发生,也许还可以举出更多更复杂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权力与知识、权力系统与知识系统、政统与道统之间的利益冲突, 文字狱最充分地体现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本质。

二、文字狱的社会影响

清代文字狱对当时乃至后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深远而恶劣的。

文字狱严重扭曲了读书人的人格, 使其丧失了做人与为官的原则。

由于文字狱对读书人起到了非同寻常的震慑作用, 因而大部分士人闻" 文字狱"而色变。因为" 文字之间,若有择词不精,引用不当,或无意中有牢骚抑郁之词,一经告讦,辄多获谴。"

因此不仅仅是身陷文字狱中的读书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折磨和伤害, 即使是那些没有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也必然物伤其类,为受害者鸣不平,为士林整体的命运受到压抑而叫屈抱怨。故而背负着沉重精神负担的不光是受害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全体。

他们在统治者的高压下,已开始失去其独立的个性而对清廷的统治俯首听闻, 他们已经没有了思想,没有了节操,不关心国家的前途, 不关心民族的命运, 关心的只是个人的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已有了天壤之别。

正如晚清的龚自珍在一首《咏史》诗中刻画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处境:"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如此,知识分子已远离其政治使命,再也看不出它与农工商有什么不同了。居庙堂之高, 他们是一群因循守旧、委蛇圆滑、阿谀奉迎的无耻之徒; 处江湖之远, 他们是明哲保身、不讲真话、但求无过的苟且之辈。这种风气在乾隆时期已经很盛。如洞悉官场黑暗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了一条经验——" 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怕授人以柄。

即使如此小心谨慎,退休后乾隆帝对他还不放心,密令浙江按察使富勒浑暗中监视他,并随时报告他的动向。对于在朝廷任职多年的大学士尚且如此,其他人自不待言了。"不敢怒,更不敢言,"是当时一般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态。应该说, 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对知识分子进行摧残和迫害, 就必然会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不言而喻的影响。封建专制的高压、淫威,既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压抑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活力,继之而来的结果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受到抑制,变得死气沉沉,缺乏生机与活力。

文字狱败坏了社会风气, 践踏了社会道德。

按说文字狱这种以文字罪人的形式在始作俑者的本意上可能只是 当作统治者控制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而已, 但流行开来后, 却被居心不良之辈所利用。他们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或者自 己所在的小集团的利益,就往往丧尽天良,利用统治者以文 字罪人的政策,或是挟嫌报复,或是敲诈勒索,而且是不达目 的决不罢休,常常弄得知识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因此,文字 狱对于人心风俗、社会道德的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深重的。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 自从有了文字狱, 文字狱便成为党派之间进行权力斗争、人与人之间解决利益纠葛的一种利器。这里 暂且不论权力斗争的是非成败,单就利用文字发难这一点而 言,就充分表明中国士人道德的沦丧和中国社会道德风俗的 恶化。清初,由于政府鼓励检举告发,因为指控他人犯禁,在被 控者受害的同时,告发者也会得到某些奖赏或者升迁,因此, 告发、诬谄之风尤其炽烈。

上文提到的庄氏明史案的起因就 是奸人诈财不遂,愤而告官而兴起的大狱。为了不失去升官 发财的好机会, 一些品格卑劣之徒为此还闹出一些笑话来。乾隆时,山西文人王尔扬作墓志铭,书" 皇考"二字,意即" 先父"。地方官不通文墨,又急于邀功受赏,遂具奏告发王尔扬"亵渎圣上",积极张罗要兴大狱。

乾隆帝看了又好气又好笑,遂将地方官训斥罢免。可以说在屡屡大兴文字狱的清代,此类笑柄并非绝无仅有。孟子曰:"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因此说, 清代的文字狱, 不仅钳制了正人君子之口,造就了大批俯首贴耳的奴才,而且被一些不良之徒利用, 成为其谄害无辜、损人肥己的重要手段, 它表明社会廉耻在一些人心中已经丧失殆尽。故而乾嘉以后,清朝也就江河日下了。

其三, 文字狱使中国的文化典籍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中国书刊史的无数浩劫。

人们在谈起文字狱时,注重的往往是因文字罹祸的人, 而对于因文字狱而被查禁、毁版的书则不予注意,或语焉不详。其实,在文字狱中,人与书是两个互为关联的构件,人罹祸,书也难免。清代的文字狱有很多就是因为编纂、收藏自己或他人的著作或是收藏禁书而引起的,一旦成狱,这些人所著所藏的书籍就立即遭到焚灭之灾。因此,受文字狱之害的不但是人,而且还有与这些人有关的人所著所藏的书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清代的焚书毁书规模超过了秦始皇的焚书活动。

康熙、雍正时期,尽管文字狱一兴再兴,但大规模的焚书毁书活动尚未发生。到了 1757 年( 乾隆 22 年) ,有人发现河南夏邑县生员段昌绪在家中私藏吴三桂檄文,并有圈点评赞。又发现布政使彭家屏家中藏有明末野史数种,两人皆被处死。乾隆帝为此大怒,下 令"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灭,天道必不自容,令其败露, 亦唯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 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毁反清书籍运动。范围之广,来势之猛,都令人震骇"。其搜采各书, 并有来自挟种族之愧,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禁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砍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人才典籍的损失,可想而知。

1774 年( 乾隆 39 年) ,清政府曾下令全国让私家献书,以便" 汇登册府"。由于藏书者"惧涉干碍", 结果"应者寥寥"。乾隆很恼火,命令各地官员:" 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发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明奏,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禁弃,将书名奏闻。"结果各省进书" 不下万余种", 凡有" 诋触本朝之语"的书"尽行销毁"。为了防止地方官员隐匿不报,乾隆在命令中警告说:" 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或系稗官私载,或系诗文专集,应无不共知切齿,岂有尚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者"", 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搜查活动,无数珍贵的历史典籍被付之一炬,或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而乾隆帝亲自发起的修纂《四库全书》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无孔不入的查书禁书毁书运动。据统计,10 年间, 共毁书 24 次,凡538 种,计 13862 部之多。本来编纂书籍是一种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的美举,但清代借编书活动,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破坏,实在是无法弥补的。

其四,文字狱严重箝制了人们的思想,在学术界造成了许多禁区。

由于清帝要钳制读书人的反清思想,加强其统治, 一经发现在读书人当中流传的文字有种种悖逆迹象,即不惜一切代价来使读书人屈服。在这种环境下,读书人整天诚惶诚恐,生怕有一天文字之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因而有关于政治、现实的问题,皆闭口不谈。为了避开文字狱的陷害,清代学者们只好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考据学,并形成了以顾炎武为开山鼻祖的" 乾嘉学派"。

这个学派一开始还主张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以达"明道救世"之目的。但是, 随着文字狱的一兴再兴,大批文人学者遇害,从稍后的阎若璩等人开始,即将治学目的由" 经世"转入" 避世",从" 救世"转入"为考据而考据"。清代学者的考据活动,虽然对我国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有一定的贡献,如整理了经学、小学、音韵学,校著了先秦古书,辨别了古书的真伪等,但因为远远地脱离了现实,导致了学术活动纯粹钻故纸堆的倾向。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下,即使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如戴震等人,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 也由于过分注重" 由词以通道",深受文字考据的束缚,使其理论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其战斗性也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著名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批评" 乾嘉学派":" 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

故清一代经学大昌, 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二也。"不仅如此, 由于文字狱的锋芒首先指向史学, 致使清代学者们在文字狱的血腥镇压下变得格外小心谨慎,他们不仅以记叙前明史为戒, 而且不敢记时事。以至于章太炎在《哀清史》一文中说"士人不敢记时事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法证信。"所以在雍、乾时代,真正有分量的野史,屈指可数。学者们既不敢撰写近、先代史,更不敢借史论抒发自己关心时事、忧国忧民之情。本来,以史为鉴是古人治史的优良传统。但经历了文字狱后, 这种优良传统便被湮没在了历史的风尘之中。

总结

综上所述,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是中国文化机体的一个大毒瘤。在文字狱的钳制下, 整个社会不仅不敢创新,并且拒绝接受新思想, 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后期思想文化的发展,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造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并在客观上延缓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历史也反复证明,只要存在着合适的气候和土壤,文字狱就不仅仅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孽生物,也不仅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专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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