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然》封面文章“緬甸白堊紀蜂鳥大小的恐龍”Hummingbird-sized dinosaur from the Cretaceous period of Myanmar遭多位古生物學者公開質疑的事件在持續發酵中。
近日，論文通訊作者在給《財新》的回覆中說，“我同意這些專家的看法（蜥蜴不是鳥）”。同時，她表示，“已經聯繫了《自然》雜誌的編輯並將勘誤”，然而，“期刊編輯認為無需撤稿，因為畢竟科學界經常犯錯”。
爭議性論文的發表雖不罕見，但作為一本頂級“神刊”，“知錯不改”的做法似乎不太符合我們心目中對學術公器形象的想象。
七年來，我一直對《自然》雜誌進行實證驗證。這裡，就《自然》的審稿機制等問題談一下我的看法，感謝《中國科學報》記者胡珉琦的採訪整理。
引以為傲的“獨立性”
國內學者雖然都以在《自然》這樣的頂級“神刊”上發表文章為榮，但他們大多對這本雜誌缺乏足夠了解。它的審稿機制就常常被忽視。
我們理解的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刊物，通常應該設有科學家組成的編委會；發表的任何一篇論文都必須經過同行評審，且他們的審稿意見舉足輕重；而在遇到爭議稿件時，編委會才能做出決定。這樣的刊物是符合我們心目中學術公器的形象的。
但是，我們恰恰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學術公器應有的辦刊原則，投射到了《自然》身上。可結果，《自然》遵循的根本不是這套規則。
《自然》的審稿規定寫得非常清楚：
雜誌沒有由高級科學家組成的編委會，也不附屬於任何學會和學術機構，它的決定是獨立做出的，不受制於任何單獨個體持有的科學或國家評定。什麼樣的論文能吸引讀者廣泛關注，由Nature的編輯，而不是審稿人做出判斷。
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下，《自然》都以這種獨立性為榮。甚至《自然》雜誌卸任不久的主編坎貝爾在接受果殼網專訪時，還特地向中國學者強調過：
我們所做的就是發表我們認為有意義的論文。我們從不設編輯委員會，我們有同行評議人幫助我們，我們的編輯一直是選定文章和做最終決定的人。自然集團的所有期刊都這樣。因此我們比較特別。
原本，不同期刊編輯部對稿件發表與否的最終判定原則會有所不同，但像《自然》這樣，編輯部、主編擁有如此大權利的，的確可以稱之為特色。
可以看到，2019年SCI影響因子總排名前20的期刊中，《自然》及其子刊一共佔了10種，也就是說，這些頂級刊物裡至少有一半都不符合我們想象的學術公器形象。
著名“公案”：蓄意引發爭論，坦率進行報道
在《自然》雜誌150年的發展史上，編輯部對稿件“生殺大權”掌控的巔峰代表，跟一件著名的學術醜聞有關。
1988年，法國衛生與醫學研究所的著名遺傳學家 J. Benveniste 博士在《自然》上發表了一篇震撼性的論文。研究者指出，水具有記憶功能，因此把試劑稀釋1012倍依然能發揮作用。論文發表後，不但在科學界引起轟動，大眾媒體也蜂擁而至。
據我們的考證，當時，《自然》將這篇投稿交給了三位評審人，收到的意見是一致反對。更誇張的是，《自然》的編輯們也反對將此文發在各自負責的欄目中。可時任主編馬多克斯竟然力排眾議，執意發表了該論文，甚至還不惜為它臨時開闢了一個新的欄目。
作為發表這篇論文的條件，馬多克斯要求帶隊參觀該實驗。實際上，他組建了一個科學“揭弊小組”，成員還包括了一名經常獲邀揭穿科學研究騙局的魔術師詹姆斯·蘭迪。
在該小組的監督之下，Benveniste的實驗沒有成功。這一調查結果緊接著又發表在了《自然》上。馬多克斯甚至還將Benveniste的抗議信也原原本本發了出來。可以說是他一手炮製了這一熱門事件。
直到今天，這篇文章還收錄在了《自然百年科學經典》中。坎貝爾在序言中承認，這套選集中有少數文章不僅僅是“錯誤的”，而且簡直算得上是臭名昭著。除了“水的記憶”，還有“冷核聚變”和“皮爾當人”。可他認為，將這些論文納入，有助於再現當年的科學爭論，對於揭示錯誤實驗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這些稿件始終沒有被撤銷。爭議事件經過渲染，都能引起更高的關注，產生更多的討論和引用，對影響因子有非常積極的貢獻。
而且，實際上《自然》的傳統也從不以撤稿為恥。《自然》不認為其發表論文是在為研究者的結論背書，因此，就算遇到撤稿事件，雜誌也是坦然接受的。
兩棲雜誌，“神刊”捷徑
如果你對上述理念和做法不解，透過自然的辦刊宗旨，可以更好地認識。
1869年11月11日，《自然》在創刊後第2期雜誌上公開表明，除了要給學術共同體提供各種科學問題的交流平臺，還要將科學研究和科學發現的重大成果呈現給大眾。
這也是《自然》在公開場合經常強調的，它發標文章的標準，並不完全取決於這個文章本身正不正確，更重要的是看文章能否夠引起讀者的興趣。因此，編輯部完全可以把發文章的取向，傾向於那些高引的作者和那些高引的話題。
我曾經在《頂級期刊“封神”背後：影響因子超級玩家》一文中分析過，《自然》從不以“學術公器”自居，它的目標是要辦成時尚的、擁有廣大讀者的、享有學術聲譽的同時又能夠有豐厚商業利潤的雜誌。
為此，《自然》的一大策略是兩棲辦刊，除了3個欄目刊登少量學術論文或來信，還有至少15個欄目都是非學術文本，包括消息和評論、讀者來信、觀點、書籍＆藝術、書評、洞見、科幻小說等等。這些可以大大提升雜誌的傳播效果和商業價值，也使得雜誌的學術文章可以獲得更高的顯示度，從而提升引用量。
《自然》從創刊之日起就擁有這樣的“基因”。《自然百年科學經典》中介紹，《自然》的創刊者、天文學家洛克耶，願意甚至熱衷於報道科學界的新聞和雜談，也樂於引發爭論並坦率地進行報道。刊登富有爭議性文章，是《自然》的傳統。
商業有商業的遊戲規則，無關對錯，我們也無需拿純學術期刊的要求去指責它。
但是我們不能混淆商業雜誌和嚴肅學術期刊的規則，一廂情願地認為頂級期刊的規則都是在學術上無懈可擊的。這是兩回事。
“獨斷”也能有好結果
通常我們認為，嚴肅的學術期刊辦刊政策特別是審稿機制是相對公平正義的，對稿件質量把控也是嚴謹的。可事實上，隨著我們對《自然》這類雜誌研究的深入，我認為，《自然》這種“特別”的辦刊政策與學術公器的辦刊政策相比，其實各有千秋。
學術期刊嚴格執行程序正義這樣一套規則，也會產生一些消極結果。
最明顯的是：這個刊物將會喪失它自己的特色，因為當它努力扮演學術公器時，它就代表了這個圈子裡大多數人的均值，很難偏離；其次，它會扼殺一些創新性的學術發現，因為通常審稿專家和編委會都是資深人士，這一群體的特點是想法保守，學術理念不易被動搖。
相反，《自然》編輯部的獨斷做法恰恰可以彌補這些缺點。
首先，《自然》始終帶有主編強烈的個人風格，這一點在它的歷史上有著極強的傳統。
比如，坎貝爾就毫不諱言：我最喜歡的論文，都是有關最新的發現，意想不到的發現。比如第一次發現環繞其他天體的行星，還有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一種史前小型人屬佛羅勒斯人，論文都發表在《自然》上。這些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發現，有關論文也是我最喜歡的。
《自然》首任主編在位50年，他的接班人也幹了30多年。《自然》對主編的信任，可以讓他們的風格貫穿始終，雜誌特色無可取代。
其次，它以讀者感不感興趣為標準選擇文章，更不容易扼殺創新，甚至是那些看上去離經叛道的東西。
在我們的實證研究中，有一個重要案例，也是《自然》最引以為傲的論文之一——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對DNA雙螺旋結構描述的文章。
我們根本無法想象，當年的主編也是不顧編輯部反對，為避免被審稿人斃稿，決定不經同行評審就將他心目中的遺傳學重大突破發了出來。不得不承認，主編非凡的眼光和勇氣在這一歷史事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當然，《自然》這麼做的弊端也很明顯，那就是有時不可避免地會刊登一些平均線之下的，甚至是荒謬的文章，為的是讀者感興趣。
從這個角度看，兩種辦刊策略無法簡單比較優劣。但從SCI影響因子排名結果看，兩棲化的商業刊物比如《自然》《科學》《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等遙遙領先，這個事實至少強烈地提示了我們，用這種方式辦刊也能成為頂級“神刊”。
正因為這些期刊有特色，能吸引人，一旦將自己帶入一個良性循環，就不愁沒有好稿件。
現實是，《自然》每週投稿約200篇，而刊用率卻只有8%，選稿標準嚴格，稿件質量當然有保障，絕大多數情況下，編輯部也不會刻意挑戰學術倫理，這也是它能取得學術共同體信任的原因。
通過這種辦刊方式實現名利雙收，何樂而不為呢。
分析至此，我想提醒大家幾點：
▲ 我們太習慣於將我們自己對理想學術刊物的完美想象投射到西方“神刊”上去了，我們想當然地以為“神刊”一定是審稿嚴格、公正，卻不知道人家甚至可以不審稿；我們想當然地以為“神刊”一定會以自身的聲譽為它發表的文章背書，卻不知道人家將撤稿視為家常便飯。
▲ 學者以在《自然》這樣的“神刊”發表文章為榮，有其合理性。可也因為商業雜誌的目的和審稿機制，使得發表的每一篇論文未必都是最終定論。如果僅以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文章來衡量單項研究，這就危險了。
▲ 期刊的判斷標準，不應成為對學術成果以及研究人員學術成就的判斷標準。
▲ 我們該做的，就是回到同行評審的初心，在學術評價過程中，把這項嚴肅的任務交還給值得信任的學術委員會，而不是迷信那些國際“神刊”。否則，就有可能成為“水的記憶”“冷核聚變”“皮爾當人”這樣的反面教材。
參考文獻：
1.《自然百年科學經典》第一卷2.https://www.guokr.com/article/438720/
3.https://zhuanlan.zhihu.com/p/700975304. https://mp.weixin.qq.com/s/r7Zc5OFZPN_i4sJpK_NehQ
閱讀更多 愛科學愛自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