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皇權專制社會君臣關係的實質。
在這種關係中，臣對民來說雖然高高在上、說一不二，但從根本上說仍是任君打殺的奴才走狗。在危機時期，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一度地覆天翻的義和團運動期間，一些主和或主戰的大臣都先後被殺的悲劇命運，再次說明了這一點。
義和團：我有神功護體
一、義和團
社會的動盪、利益的衝突、文化的碰撞、天災不斷和民間宗教、文化間的互相作用，使義和團在華北地區迅速發展。
由於有了清廷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義和團進入京津後，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
“夙有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嬰兒生來迎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
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為機器工藝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
“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官員的指使下還一度衝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也受到威脅。
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受到威脅
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聯軍發動又一次侵華戰爭，要求清政府鎮壓義和團，保護使館、教士、教民。
這時，清政府必須對是和是戰作出正式決定。
二、清廷決議
清廷從6月16日到19日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主戰、主和兩派進行了激烈辯論。
主和的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得到光緒皇帝支持，主張鎮壓義和團，對外緩和；
主戰的有載漪、剛毅、徐桐等，實際上以慈禧為首，主張支持義和團，對外宣戰，攻打使館。
御前會議
在最後一次御前會議上，雙方進行了最後的“決戰”：
御前會議一開始，慈禧就明確表示準備向萬國開戰，但又說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等語。
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明確表示：“拳民法術，恐不可恃。”
一位滿族大員打斷他說：“拳民法術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議，臣特取其心術可恃耳。”
內閣學士聯元則坦率地說：“如與各國宣戰，恐將來洋兵殺入京城，必致雞犬不留。”
此言一出，慈禧勃然變色，立即有人斥責道：“聯元這說的是什麼話？”
這時，光緒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駐外公使的總理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許景澄，立即下座，拉著許景澄的手說：“許景澄，你是出過外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通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
許景澄連說：“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向來都有辦過的，如若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則情節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
光緒皇帝深知萬不能戰，但懾於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言，想借以通洋務著稱的許景澄痛陳開戰的嚴重後果，以打動慈禧。聽了許景澄一番話，不禁悲從中來，拉著許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許景澄也涕泣不止。
影視圖：光緒皇帝
站在許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書，一直反對招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這時也“從旁矢口陳奏，一時忠義奮發，不免同有激昂悲慼之態度”。
慈禧見三人團聚共泣，大觸其怒，注目厲聲斥曰：“這算什麼體統？”
光緒皇帝才放開許景澄之手。
最終，清廷決定向各國開戰。
三、大臣命運
清廷決定開戰後，於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別將主和的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和聯元等五人處死。
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後，即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並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義和團更加鬥志昂揚。
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鬥，中方終因武器落後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統失靈，北京城於8月14日被攻破。
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皇而逃。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為儘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發諭，下令剿殺義和團：
”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
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後撲滅。在這場“朝廷”幾被推翻的滅頂之災中，處於“風暴”中心的文臣武將，其命運更加悲慘。
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皇而逃
據不完全統計，在兵敗或京城被敵所破後自盡的有徐桐、崇綺、山東巡撫李秉衡、直隸總督裕祿、黑龍江將軍壽山、庶吉士壽富、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翰林院編修王廷相、禮部侍郎景善、奉天倉皇西逃的慈禧太后府尹福裕、國子監祭酒熙元等等。
剛毅在與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為了議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從列強提出的“懲辦禍首”的要求，多次發佈上諭懲辦禍首：禮親王載勳被賜自盡，山西巡撫毓賢被即行正法，剛毅本應斬立決、因已病故免其置議，啟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載漪、載瀾被髮配到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臨難自盡故免其置議，左都御使英年被賜自盡，趙舒翹也被賜自盡。共懲處各級官紳100多人。
面對如此深災巨禍，清廷不能不作個交待，在一道道上諭中，朝廷竟把責任完全推給了諸王大臣：
“此次中外開釁，變出非常，推其致禍之由，實非朝廷本意，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諸王大臣等，無端肇禍，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
“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致邪焰大張，......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民生塗炭，.....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
在皇權專制體制下，明明是聖上鑄成的大錯，卻總要由臣下承擔責任，因為天子聖明，永不會錯。
所以慈禧在談此次肇禍之始時，只是忿忿地說:“這都是剛毅、趙舒翹誤國，實在死有餘辜”，沒有絲毫自責之辭。這種只責“臣下”不責“聖上”的觀念影響殊深，時人後人評論此事時對趙舒翹都有嚴責，認為正是由於他未據實稟報才釀成如此大禍，若他當時能將真情實況，剴切陳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證據，認定主張，一紙嚴詔，義和團便立時可以消弭。
八國聯軍
這些評論當然不能說不對，但談何容易！許景澄等人對時局的判斷、利害的權衡、災難性後果的分析預測異常冷靜、客觀、透徹，而且明明是根據慈禧“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的“懿旨”坦陳己見，但他們不僅未能說動慈禧，反因意見與慈禧不合，被斥為“任意妄奏”，竟慘遭殺身之禍.
在這種情況下，趙舒翹不敢據實稟報其實情有可原，僅僅嚴責趙舒翹不據實稟報顯然有失公道。主和也好，主戰也罷，謊報軍情也好，據實直陳也罷，這些大臣最終都不免一死。
義和團運動時期這些大臣的悲慘命運，實際是皇權專制社會君臣關係的真實寫照。大臣往往處於兩難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見，往往觸怒當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鑄成大錯，則要承擔全部後果，而且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可能性命難保。
結語：
雖然從理論上說是君賢臣忠，對君與臣都有相應的要求，但實際情況卻是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可以不賢，臣不可以不忠。
忠君，是為臣的絕對道德律令，無論君主如何昏聵殘暴，臣屬都不能不忠，倘稍有不忠，便是大逆不道。在皇權專制社會中，實際只有君一人是人，包括權柄赫赫的王公大臣在內的其他人都是非人。
在這種關係中，傳統道德用必須對皇上忠心耿耿、敢於不惜身家性命觸龍之逆鱗、犯顏直諫的標準要求臣屬，委實過於嚴酷，幾近於魯迅先生所說的吃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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