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爆发，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而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也仅占其5%，足以看出那场瘟疫带来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战争。
HPV 病毒
1、为什么会有瘟疫
瘟疫是指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严重新型疾病，其传播速度快、患病范围广、现有治疗方案对其无效、对人类影响巨大（严重者致死）。从古至今人类遭遇过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影响特别巨大，比如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1] 一般是自然灾害、战争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古语有云“大灾之后有大疫”，还有“大役之有大疫”之类的说法，历史上的瘟疫的确是经常在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之后发生。例如，1931年曾经发生过长江洪灾，淹死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因为饥饿和传染病流行而死亡的人更多（300多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世界流感大爆发，夺去了大概2000多万条生命。过去之所以在大灾之后有大疫，原因在于对瘟疫传播的途径不清楚、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差、医疗卫生保障条件弱、公共卫生监测能力不足，使得传染病一旦流行起来很难控制。但是现在情况是以前所不能比的，在近30年的时间里，虽然自然灾难仍旧比较多，从百年一遇的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到2008年里氏8.0级的汶川地震，都没有发生严重的疫情。在过去，传染病死亡可能比灾害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得多，但现在发生传染病死亡是极个别的，这种死亡和灾害死亡人数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只要合理的组织、有序的保障，不出现人为的灾难，“大灾之后有大疫”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成为历史，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对瘟疫的恐惧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瘟疫并不可能凭空产生，了解其产生、发展及传播的过程，对于我们认知、判断、决策及建立正确的行为处事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瘟疫的横行于世有其必要条件：
（1） 存在致命的病菌
自从上万年前人类驯化动物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传染病就可以追溯到我们所驯化的这些动物朋友身上的疾病。动物传人，人传人，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还得加上人食物链上的所有动物。
表1 来自我们的动物朋友的致命礼物 [2]
每一次人类食物链的变化都是对原有生态体系的突破，我们食用鸡鸭鱼肉等家畜之所以说安全，那是因为经过上万年的演变和进化，通过无数次人类、牲畜、病菌之间的生死搏斗，达到了某种看似动态平衡的状态。而如果某一日，我们非得要把各种千奇百怪的动物引入到我们的食物链，同样会需要经历这场搏斗的过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尝试，那同样是个潘多拉魔盒。
很多致命的病菌，由于地理的隔离、跨越万水千山，而被封印在了某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但是随着一系列全球化的运动，让那些原本与世隔绝的病菌得到了解封而肆虐的传播。14世纪，横行于亚欧大陆的鼠疫就是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而引起，让原本只存在喜马拉雅山麓的早期疫源地扩散到亚欧北部宽广的草原地带，然后带向世界。现代人周游世界、移居各地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们整个地球变成一座病菌的熔炉，很少再有与世隔绝而不在这个熔炉里面的人类群体。原本在非洲的西尼罗河病毒，现在在美洲的150种鸟类体内都已发现，病毒在其体内可以大量繁衍，成功地融入了美洲的生态环境，很难把它们斩尽杀绝。在人类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是病菌全球化的过程，在人类眼里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在病菌那里变成了一座熔炉，一座对人类来说可怕的熔炉。
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病菌得到了控制、甚至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消灭干净，比如说天花，但更多的、新的病菌却不断的入侵和进攻着我们。人类宿主数量的增加似乎让病菌进化得更加迅速，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传染病其开始传播时间竟晚得让人难以置信，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在1959年。我们看似先进的医疗手段，并不足以面对那些未知的病菌，而对于未知我们大多数人缺乏敬畏，套用《三体》里面的一句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一项研究中，对纽约捕获的133只大鼠身上的病毒进行研究，发现了18种与人类病原体亲缘关系很近的新病毒；在孟加拉国开展的另一项研究中，在一种名为印度狐蝠的蝙蝠身上进行了彻底的病毒搜查，鉴定出55种病毒，其中50个都是前所未见的......而这只是未知的冰山一角，或许在喜马拉雅冰原、南极冰川之下都封印着某些远古病毒，这一切也未可知......下面是自1973年以来，新发传染病，被人类确认为病原微生物的主要有，
1973-rotavirus1977-埃博拉病毒1977-legionella pneumophila1980-HTLV-11981-toxin-producing Staphylococcus aureus1982-Escherichia colio157:H71983-HIV1983-Helicobactor pylori1989-Hepatitis C1990-Hepatitis Escherichia1992-Vibrio cholerae O1391993-Hantavirus1994-Cryptosporidiu1996-nvCJD1997-HVN12003-SARS Cornavirus
其实研究人类的基因的专家早已揭示，人类基因组里面有大量病毒基因的痕迹，数量之多会让你惊叹不已。上百万年来，很多病毒（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一直在反复不断地入侵我们的基因组，日积月累，到今天已经数量惊人。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组中携带了近10万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DNA片段，占到人类DNA总量的8%。反过来看，人类基因组中2万个负责蛋白质编码的基因，也只不过占到1.2%而已。[3]这些入侵者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已经被剥夺了大量的DNA，只剩下自我复制的最关键基因。换句话说，我们的基因组中简直病毒泛滥，这就是人类与病毒所对抗下来的最为直接的证据。
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得科学家可以从零开始利用碱基合成基因，而病毒的基因组就是一段足够小的DNA，大概有1000多个碱基对。应该来说病毒不光是可以人工合成，而且可以按照某些特定的组合、达到特定的目的。 人类可以制造出病毒，但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代码，它会变异、会和其它病毒结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个生命体、一切以符合它自身利益的方式来进行改变。如果真的把人工制造的病毒用于对付人类自己，这无疑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类的道德是否能够约束住自己，忍住这种杀人于无形的诱惑呢？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病毒学家埃卡德·维默尔（Eckard Wimmer）已经意识到，病毒的基因组就恰好是一段足够小的DNA，完全可以人为合成。2002年，他和他的同事们参照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基因组，合成了数千段更短一点的DNA片段。然后他们用酶把这些DNA片段连接在一起，再用最终合成的DNA分子作为模板，制造出了相应的RNA分子。这样，一个脊髓灰质炎病毒基因组的完整副本就真实地呈现在了人们眼前。维默尔和他的同事们把这段RNA放到装满碱基和酶的试管里，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就自动开始组装。换句话说，他们从零开始制造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3:1]
（2）有其传播的途径
我们的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是，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这类病菌是通过空气传播。
- 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来传播；这类病菌是通过水源传播。
- 钩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这类病菌通过居住地传播。
- 人们谈之色变的艾滋病毒就是通过通过被感染者的体液和血液进行传播。
- 还有狂犬病病毒，这种病毒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
有很多传统，如果用现在的观点看是非常无厘头的，但其背后往往都有着可以追溯的防疫历史。比如印度电影《厕所英雄》中描述的一个现象，农村不能在自己家里面建厕所，大小便需要去远离人居住的地方，这是上千年留下来的传统，理由是因为会污染神灵。但如果仔细的想想，污染神灵这种话可能只是个幌子，目的是借助神灵的影响约束大家的行为，保证大家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能够干净卫生，这或许就是由于在上千年以前遇到过由于类似卫生问题引起瘟疫后发展并保持下来的。我们所熟知的霍乱，就是感染者大量腹泻并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通过水源传播；还有钩虫、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病，它们是通过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在上千年前的卫生条件下，或许那就是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在大草原上，蒙古的游牧部落一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然而1911年的东北，由于看上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价，有些人就诱捕土拨鼠，从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人类鼠疫。
3）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待补充）
2、战争对病菌的应用
（1）古代战争中的应用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战争对病菌的应用，是发生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西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在汉武帝时期，匈奴人面对汉军的强大打击，一度交战不利，便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奇特战术。据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记载：“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这段话意思是，匈奴单于在汉军来的时候，命令将染上传染病的牲畜置于水源中，还要胡人巫师对这些染病的羊牛诅咒一番。诅咒是迷信活动固然没有用处，染病的牲畜确是能够污染水源，并对饮水的人有很强的传染性。匈奴人过着游牧生活，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却凭着经验大致知道牲畜染病的规律，因而能用病畜对付汉军。果然，进攻漠北的汉军饮了放置病牲畜的水源后，大批人马生病，不得不班师，15万匹军马最后只有3万匹能回到长城之内。远征匈奴的汉军回到内地后，华夏大地上很快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瘟疫。当年的人们很迷信，认为巫师诅咒过的牲畜会染病，这显然是缺乏科学知识的说法。匈奴挑了一些患病的牛羊杀死后投入河流和其他水源地，这确实相当于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4]
蒙古人的西征。战争对这些引起瘟疫的细菌、病毒的大规模应用，始于蒙古人对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的攻城，并由此传入西方世界，至今仍在西方留下相当深的心理阴影。1346年，蒙古人的军队开进到了黑海沿岸，在进攻卡法时遇到了城中军民激烈的抵抗，久攻不下。恼羞成怒的他们，将因罹患鼠疫而死的遇难者尸体用抛石机扔进了城中，引起了城内疫病横行。坚持到了第二年，不少怕死的商人乘船跑路，逃往他们的宗主国东罗马帝国。然而，卡法城爆发瘟疫的消息已经传遍欧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意大利威尼斯让他们的船只在海上隔离40天后才准许上岸，意在阻止瘟疫传入。但船上携带细菌的老鼠会游泳，它们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
黑死病的欧洲
西班牙征服美洲。西班牙人的征服美洲的故事，有些真的可以当成神话来听，几百名西班牙远征队，征服几千万人的帝国，没有一点想象力是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主要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他们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遗传抵抗力，加之医疗条件落后，民众思想愚昧，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争先恐后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鼠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乘坐11条船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好几百万人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作宣传似的。100年过后，到1618年墨西哥由原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5]
最为值得关注的是，那场只杀死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的疫病对当时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对这种明显的偏袒，当时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显，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似乎已不再是问题。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现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为中心构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难怪印第安人会如此温顺地接受基督教，并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显然，上帝站在西班牙人一边，而且以后每一场来自欧洲的传染病的造访，都在重复这一经验。
西班牙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应该来说影响深远，后世国家在对待生物武器或是基因武器的研发推动是有非常大的诱惑力的，能杀伤敌人于无穷而自己毫发无损，这不就是很多国家发动战争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吗？
（2）近现代战争中的应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应用的是大部分都是化学武器，在当时使用的化学武器主要为窒息性毒剂、糜烂性毒剂。这其中窒息性毒剂主要为氯气和光气，而糜烂性毒剂则为芥子气。毒气战首先由德军在东线发起，德军规模较大和较为成功的毒气战是在1915年4月22日西线第二次伊普尔战役，当时德军用6000个钢瓶将180吨氯气同时向法军施放。造成了法军1.5万人伤亡，其中5000人死亡。被氯气笼罩的法军感觉到了窒息和灼烧的疼痛，只能丢盔弃甲，抱头逃窜。从那以后化学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式出现在人类战争史上。相比较，一战时期的“生物战”比较原始，基本都是德国人偷偷摸摸的小把戏，并未造成很大的杀伤力：
1915年，德国间谍对即将离开美国港口，运往欧洲协约国的马和牛使用细菌战剂；1916年，德国间谍在俄国彼得堡企图散布鼠疫菌被捕；1917年，德国人在罗马尼亚以马鼻疽和炭疽杆菌感染对方马群；1917年，德国用飞机传播与撒下污染了细菌战剂的水果、巧克力和玩具。1917年，德国用生物战剂干扰了4500头美国运回协约国的骡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德国等国家均研发了实战化的生物武器。几种重要的生物战剂都在二战的时候得到了实战化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
1、炭疽杆菌。炭疽杆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发现的病原菌，是致病菌中最大的杆菌之一。二战中，日军也采用飞机投放炭疽杆菌；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也对中朝联军进行了使用；甚至到了2000年前后美国还发生了多起“炭疽邮件”袭击事件；
2、鼠疫杆菌。应该是消灭人类最多的一种病菌，至今人们谈起色变。
3、肉毒毒素。目前已知的最毒的物质，仅仅一克毒素结晶体如蔓延的话，就可以导致至少100万人的死亡。德国在二战时更是已经拥有了武器化的肉毒毒素，目前保有的实战化国家也不在少数。
鼠疫杆菌
炭疽杆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每年可生产300kg乳浆鼠疫杆菌菌液，500kg炭疽杆菌，1000kg霍乱弧菌和200kg跳蚤。德国在二战时期的研发和制造能力比日本更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伊拉克承认它已经制成了1900L浓缩的肉毒毒素，并将其中的1000L准备用来作为生物武器使用，如果真正投入使用，能杀死多少人啊？
联合国一报告中指出（1969年）杀伤居民进行一次大规模袭击，每平方公里所需要的成本，常规武器2000美元，核武器800美元，化学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1美元，所以有人称生物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被美国称为邪恶国家（穷）的，叙利亚、伊朗、朝鲜等国家均保持着一定的生物武器。
二战后对于生物战的应用与研究，美国必然走世界的前列。它继承二战轴心国生物战衣钵，在战后如同吸收像火箭专家冯.布劳恩一样，也在生物战领域接纳和吸收着来自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专家。1945年8月，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与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秘密达成口头协议，后经正式书面化程序形成“保护731部队成员免于被起诉”的协议，因该协议签署地是1947年日本的镰仓酒馆，史称“镰仓协议”。美国按约聘请石井四郎为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顾问，并应同样“不忘初心”的石井四郎的要求，将德特里克堡的一栋大楼命名为731，供石井四郎研究使用。纳粹生化武器项目主管特劳布和日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他们的研究方向也就成了整个美国生化武器研究的方向。特劳布在纳粹生化实验室进行的是人畜共生病毒的研究，也就是通过在动物身上开展研究，研制出可以通过家畜携带向人体大规模传播的致命病毒，主要以蜱虫、蚊子、鸟类、家畜等作为传播媒介。特劳布在美国生物武器的病毒研究方向、方法与其在纳粹生化实验室的研究完全一致，其纳粹生化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也成了美国生物武器整体研究的蓝本和DNA。二战中号称世界反法西斯主力的美国，战后成了法西斯生物武器战的衣钵继承人。
在以前的章节里面分析过，从人类战争史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简单粗暴的结论，弹药/武器的代差意味着屠杀，所以世界上那些超级大国所制定的战略目标是谋求领先敌对/假想敌一代，使得在竞争中始终占有先机。在传统的弹药武器行业，在射程、精度、威力等等早就实现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是重复、迭代的优化设计与低成本实施，大国之间已经很难有所谓的代差，或者说要保持代差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人员、资金的投入）。而生物战，或许是那些超级大国所制定的另一个战略目标，在这方面领先别人一代应该比传统领域要简单得多。想想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历史，我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抗得了这种诱惑，但同样也没有民族和国家想重复印第安人的历史！不管这场战争是否已经正式打响，还是正在悄然进行，我都相信一旦应用于战争，这对人类的杀伤力会比火药大得多得多！
3、瘟疫（生物武器）是否会用于未来战争
3.1 技术上的可行性——“潘多拉”的盒子
应该来说，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以前很多难以想象的技术与手段都已经成为了可能。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创造，人类确实得到了很多可用于生物战的病菌与技术，或许有些只存在于实验室，或许有些只是用来对付有害动物，但是谁又能保证哪一天这些用于研究和对付害虫的生物武器不被用来对付我们人类自己呢？
（1）定制杀手——抗生素抗性更强的病菌
众所周知，抗生素是人类对抗细菌的一种重要武器，有的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使其无所寄托；有的可以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使其活活饿死；有的可以阻碍细菌的DNA复制，让他们无法繁衍生息。追溯至抗生素兴起的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抗生素的开山鼻祖——青霉素堪称“救命神药”，从那开始抗生素也就成为人类用来和细菌战斗的重要武器。而后的几十年中，青霉素的滥用使这些有青霉素抗性的菌株从菌群中脱颖而出，替代了那些被杀死的无抗菌株，成为优势群体。时至今日，从医院中分离得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90%以上都具有青霉素抗性，另一方面这些聪明的细菌也把这个新方法告知它的兄弟姐妹，并被广泛效仿，使其它细菌物种也获得了青霉素抗性。这就是细菌抗生素抗性的产生与传播。
如果从一些抗药性非常强的细菌身上提取耐药性基因，然后转移到一些致命的病菌身上，使得其抗生素抗性更强。
从金黄色葡萄球菌提取的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可以转移到鼠疫病原体鼠疫耶尔森氏菌
Bioprepara是一个秘密生物战组织，曾经遍布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直致力于生物战，他们声称已经发展出一种鼠疫耶尔森氏菌(鼠疫的病原体)对16种不同的抗生素有抗药性。一旦这些“定制的杀手”应用于战争，而现行的抗生素对其无效，造成的杀伤力可想而知。
（2）毒力基因的引入常规细菌之中
和上面这种技术途径是一致的，只是基因改变的方向相反。将致病的毒力基因引入无处不在的那些常规细菌之中。例如，可以将能够产生食物中毒毒素的肉毒杆菌基因，引入无处不在的细菌如大肠杆菌等，造成的危害必然也是巨大的。
（3）混合和匹配基因
基因技术的进步，造成了病原体的DNA序列数据可能被滥用，极大地增加了混合和匹配来自不同微生物的特征的可能性。但我们的技术远没有发展到像上帝造物般炉火纯青，这种人为的混合、匹配有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很多危害都是难以预估的。
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害虫动物控制合作研究中心，科学家寻找一种方法来控制老鼠，他们想通过改变鼠痘病毒的基因来制造一种避孕疫苗。为了制造他们的小鼠避孕疫苗，他们取了一种相对良性的鼠痘病毒，并添加了老鼠卵子表面携带的蛋白质基因。他们的想法是，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会大量产生蛋白质，导致雌性老鼠产生针对自己卵子的抗体。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疫苗的有效性，他们还对病毒进行了改造，使其包含了白细胞介素-4 (IL-4)的基因，IL-4是一种促进抗体产生的蛋白质。但是IL-4基因也有效地关闭了动物免疫系统，使它们无法抵抗鼠痘。最令人不安的是，之前接种过病毒疫苗的老鼠也会死亡，几天内就会被杀死!鉴于鼠痘是天花的近亲，利用类似技术开发增强型生物武器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
（4）人工全合成病原体
1918年到192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尾和战后的两年时间里，一种名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横扫美洲、欧洲、亚洲，甚至爱斯基摩人聚集区，夺去了全世界 5000万到1亿人的生命，达到当时世界人口的5%，被它击倒的人数远超战争伤亡人数，威力惊人。在20世纪末，美国通过对保留下来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基因进行测序，并通过测定序列进行了病毒的人工合成，最后在小鼠上完成了病毒测试。
美国军队病理学研究所的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博士，从研究所保存着大约70具中的两具1918年患流感死亡的年轻战士的肺部标本中发现了流感病毒的残迹,并分离出9小段基因序列。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塔姆佩(Terrence Tumpey)等人根据陶本伯格测定的序列,人工合成了该病毒的基因组,将其注射到人肾脏细胞中,细胞据此合成出1918年流感病毒。该病毒毒性高得惊人:在注射2天后,试验组小鼠的体重下降了13%; 4天后,试验组小鼠肺部组织中该病毒颗粒的数量,是对照组(注射了一种当代的流感病毒)的39000倍; 6天后,试验组小鼠全都死了,而对照组的小鼠都活着。
看似很普通的是试验，其意义重大，它宣告了人类具有了成为病毒上帝的能力。
3.2 使用动机无意去讨论Sars、2019-nCoV是否是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一次生物战，这的确是超乎了我的认知范围，各种论战不断，就算是去消化那些专家们的论点估计都得需要很长时间、恶补很多知识，很容易就被套进去了。上面也分析过，至少从能力上来说肯定是具备的，但别人是否真的利用它来做了没有这是未可知的。普通民众的各种猜测，就算是对或错，其意义寥寥，只不过增加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亦或是增加大家的无谓的愤怒罢了。
2019-nCoV的爆发，总结下来无非是三种观点：1）美国人的阴谋，这种观点最为广泛，因为其有使用的动机，贸易战按不死中国就来阴招；2）自己实验室的泄露，从这个观点来看至少说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3）病毒自然进化，然后通过动物传播给人。先不讨论哪种观点正确，我们现在最为重要的是要科学的对待如何预防、如何避免、如何控制疫情，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不具备别人的那些能力，那么我们所有的恐慌必然如同哥伦布时代的印第安人；如果我们和别人能力相当，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可慌张的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通过SARS、2019-nCoV等疫情的爆发，也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关于生物危机、关于未来可能用于战争的武器。
言归正传，不同的国家的使用动机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穷国家来说，成本低廉、威力巨大、保持威慑，那简直就是穷国家的“原子弹”，它的研发与保有能够抵消在其在常规力量方面的劣势，而常规力量包括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等等，所以很自然的被美国所敌视的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家都研发和保有一定的生物战力量。当然还有另外一类“劣势”国家，像以色列这样作为一个楔子嵌入中东，人口少、而周围全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量阿拉伯人，也必然有通过此类武器抵消劣势的动机。
对于谋求或保持超级大国的国家来说，需要确保领先、确保在下一个技术拐点领先，在此类方面的研究和使用也是有相当大的动机的。《科学美国人》2018年曾刊发《我们准备好迎接未来战争了吗》的文章，明确提出人类操纵基因的能力有助于找到治疗当前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方法，但也有可能被用来制造一种生物武器，为慑止对手并保障国家安全，美国必须确保在生物这一新的作战领域的主导优势。想想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历史，没有哪个超级大国能够抵抗得了这种诱惑，这比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还厉害，简直就是“不战而灭其民、亡其国”。同样也没有民族和国家想重复印第安人的历史，就如同二战结束时大家都砸锅卖铁搞原子弹一样，或许未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些秘密研究的重点会在此类方向上。
3.3 人类的克制生物武器素有“瘟神”之称，它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杀伤范围大，作用持续时间长，且难防难治。鉴于生物战对人类的伤害，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各国在自愿的基础上遵守该公约，截至2018年10月共有182个缔约国。公约对于禁止和销毁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共15条，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不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剂、毒素及其武器;也不协助、鼓励或引导他国取得这类制剂、毒素及其武器；缔约国在公约生效后9个月内销毁一切这类制剂、毒素及其武器；缔约国可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其他国家违反该公约的行为。具体如下：
条款 I：在任何情况下，永不得取得及持有生物武器。
条款 II：销毁生物武器，或改以和平为目的，并结合资源及财力。
条款 III：不转让，或以任何方式援助、鼓励、诱使其他国家取得或持有生物武器。
条款 IV：采取国际必要措施以履行生物武器公约。
条款 V：双方、多国间互相协商以解决任何履行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
条款 VI：必要时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协助，以追究违反生物武器公约，并认同其后续决定。
条款 VII：援助遭受违反生物武器公约国家所威胁的国家。
条款 X：遵守以上所有条款，并以和平的方式使用生物科技与科技。
这类公约的真实目的，其实同限制核不扩散条约目的是一样的。它的存在，不是限制像五常这样的大国，而主要是限制那些小的、政治动荡、容易造成不可控的国家。试想下，如果恐怖分子掌握制造与生产核武器、生物武器的能力，这个世界将变得危机重重，也给人类社会带来无穷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对于大国来说，除非已经达到恐怖平衡保持消灭其他大国的能力，这类性质的研究必将继续下去，看看当年中国和法国没有核武器之前是如何倾全国之力去研发制造，谁会和你去签订什么不扩散条约，能力都没有谈什么扩散。
我不相信靠人类的良知能够保证不会爆发生物战，人类群体绝大多数都是“乌合之众”，在某些人、某些团体别有用心的忽悠而躁动，作出不合常理的事情却也非常正常，看看二战时的德国、日本就知道这类风险有多么的大。要保证人类的克制，就需要达到某种平衡，让所有的国家和团体不能为所欲为，用条约、国际秩序限制不可控的小国家与团体，大国之间的研发竞争保持可互相毁灭的恐怖平衡。
最后想说的是，只有我们具备战争的能力才能阻止战争，即或是战争来临也毋需害怕，没有谁能毁灭我们，除非我们自己从内部崩塌。
- 百度百科:瘟疫 ↩︎
- 《枪炮、病菌与钢铁》：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
- 《病毒星球》卡尔.齐默 ↩︎ ↩︎
- 《战争与瘟疫》，徐焰 ↩︎
- 《瘟疫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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