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紀，被稱之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爆發，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 ，而發生在20世紀堪稱人類史上最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因戰爭而死去的總人數也僅佔其5%，足以看出那場瘟疫帶來的破壞力遠遠大於戰爭。
HPV 病毒
1、為什麼會有瘟疫
瘟疫是指短時間大規模爆發的嚴重新型疾病，其傳播速度快、患病範圍廣、現有治療方案對其無效、對人類影響巨大（嚴重者致死）。從古至今人類遭遇過無數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別嚴重、對人類影響特別巨大，比如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亂等。總的來說，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1] 一般是自然災害、戰爭後，環境衛生不好引起的。
古語有云“大災之後有大疫”，還有“大役之有大疫”之類的說法，歷史上的瘟疫的確是經常在大的自然災害和戰爭之後發生。例如，1931年曾經發生過長江洪災，淹死的人雖然很多，但是因為飢餓和傳染病流行而死亡的人更多（300多萬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出現了世界流感大爆發，奪去了大概2000多萬條生命。過去之所以在大災之後有大疫，原因在於對瘟疫傳播的途徑不清楚、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差、醫療衛生保障條件弱、公共衛生監測能力不足，使得傳染病一旦流行起來很難控制。但是現在情況是以前所不能比的，在近30年的時間裡，雖然自然災難仍舊比較多，從百年一遇的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水到2008年裡氏8.0級的汶川地震，都沒有發生嚴重的疫情。在過去，傳染病死亡可能比災害死亡的人數還要多得多，但現在發生傳染病死亡是極個別的，這種死亡和災害死亡人數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只要合理的組織、有序的保障，不出現人為的災難，“大災之後有大疫”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可以成為歷史，但是我們不能放鬆警惕。
對瘟疫的恐懼伴隨著整個人類的歷史，但是瘟疫並不可能憑空產生，瞭解其產生、發展及傳播的過程，對於我們認知、判斷、決策及建立正確的行為處事方式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瘟疫的橫行於世有其必要條件：
（1） 存在致命的病菌
自從上萬年前人類馴化動物以來，我們所熟悉的傳染病就可以追溯到我們所馴化的這些動物朋友身上的疾病。動物傳人，人傳人，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似乎還得加上人食物鏈上的所有動物。
表1 來自我們的動物朋友的致命禮物 [2]
每一次人類食物鏈的變化都是對原有生態體系的突破，我們食用雞鴨魚肉等家畜之所以說安全，那是因為經過上萬年的演變和進化，通過無數次人類、牲畜、病菌之間的生死搏鬥，達到了某種看似動態平衡的狀態。而如果某一日，我們非得要把各種千奇百怪的動物引入到我們的食物鏈，同樣會需要經歷這場搏鬥的過程，所以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千萬不要去嘗試，那同樣是個潘多拉魔盒。
很多致命的病菌，由於地理的隔離、跨越萬水千山，而被封印在了某一個狹小的區域內，但是隨著一系列全球化的運動，讓那些原本與世隔絕的病菌得到了解封而肆虐的傳播。14世紀，橫行於亞歐大陸的鼠疫就是由於蒙古人的西征而引起，讓原本只存在喜馬拉雅山麓的早期疫源地擴散到亞歐北部寬廣的草原地帶，然後帶向世界。現代人周遊世界、移居各地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們整個地球變成一座病菌的熔爐，很少再有與世隔絕而不在這個熔爐裡面的人類群體。原本在非洲的西尼羅河病毒，現在在美洲的150種鳥類體內都已發現，病毒在其體內可以大量繁衍，成功地融入了美洲的生態環境，很難把它們斬盡殺絕。在人類全球化的過程中，同樣是病菌全球化的過程，在人類眼裡地球變成了一個村落，在病菌那裡變成了一座熔爐，一座對人類來說可怕的熔爐。
隨著技術的發展，很多病菌得到了控制、甚至是在現實的世界中消滅乾淨，比如說天花，但更多的、新的病菌卻不斷的入侵和進攻著我們。人類宿主數量的增加似乎讓病菌進化得更加迅速，許多為人們所熟悉的傳染病其開始傳播時間竟晚得讓人難以置信，流行性腮腺炎出現在公元前400年，麻風出現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質炎出現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現在1959年。我們看似先進的醫療手段，並不足以面對那些未知的病菌，而對於未知我們大多數人缺乏敬畏，套用《三體》裡面的一句話，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哥倫比亞大學在一項研究中，對紐約捕獲的133只大鼠身上的病毒進行研究，發現了18種與人類病原體親緣關係很近的新病毒；在孟加拉國開展的另一項研究中，在一種名為印度狐蝠的蝙蝠身上進行了徹底的病毒搜查，鑑定出55種病毒，其中50個都是前所未見的......而這只是未知的冰山一角，或許在喜馬拉雅冰原、南極冰川之下都封印著某些遠古病毒，這一切也未可知......下面是自1973年以來，新發傳染病，被人類確認為病原微生物的主要有，
1973-rotavirus1977-埃博拉病毒1977-legionella pneumophila1980-HTLV-11981-toxin-producing Staphylococcus aureus1982-Escherichia colio157:H71983-HIV1983-Helicobactor pylori1989-Hepatitis C1990-Hepatitis Escherichia1992-Vibrio cholerae O1391993-Hantavirus1994-Cryptosporidiu1996-nvCJD1997-HVN12003-SARS Cornavirus
其實研究人類的基因的專家早已揭示，人類基因組裡面有大量病毒基因的痕跡，數量之多會讓你驚歎不已。上百萬年來，很多病毒（內源性逆轉錄病毒）一直在反覆不斷地入侵我們的基因組，日積月累，到今天已經數量驚人。我們每個人的基因組中攜帶了近10萬個內源性逆轉錄病毒的DNA片段，佔到人類DNA總量的8%。反過來看，人類基因組中2萬個負責蛋白質編碼的基因，也只不過佔到1.2%而已。[3]這些入侵者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已經被剝奪了大量的DNA，只剩下自我複製的最關鍵基因。換句話說，我們的基因組中簡直病毒氾濫，這就是人類與病毒所對抗下來的最為直接的證據。
科學的進步，已經使得科學家可以從零開始利用鹼基合成基因，而病毒的基因組就是一段足夠小的DNA，大概有1000多個鹼基對。應該來說病毒不光是可以人工合成，而且可以按照某些特定的組合、達到特定的目的。 人類可以製造出病毒，但是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代碼，它會變異、會和其它病毒結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是個生命體、一切以符合它自身利益的方式來進行改變。如果真的把人工製造的病毒用於對付人類自己，這無疑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人類的道德是否能夠約束住自己，忍住這種殺人於無形的誘惑呢？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病毒學家埃卡德·維默爾（Eckard Wimmer）已經意識到，病毒的基因組就恰好是一段足夠小的DNA，完全可以人為合成。2002年，他和他的同事們參照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基因組，合成了數千段更短一點的DNA片段。然後他們用酶把這些DNA片段連接在一起，再用最終合成的DNA分子作為模板，製造出了相應的RNA分子。這樣，一個脊髓灰質炎病毒基因組的完整副本就真實地呈現在了人們眼前。維默爾和他的同事們把這段RNA放到裝滿鹼基和酶的試管裡，新的脊髓灰質炎病毒就自動開始組裝。換句話說，他們從零開始製造出了脊髓灰質炎病毒。[3:1]
（2）有其傳播的途徑
我們的疾病的許多“症狀”，實際上不過是某種非常聰明的病菌在改變我們的身體或行為以便使我們幫助傳播病菌時所表現出來的一些方式而已。
-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運用的策略是，它們誘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噴嚏，把一群病菌向未來的新宿主噴射出去。這類病菌是通過空氣傳播。
- 霍亂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瀉，把病菌送入潛在的新受害者飲用的水源。引起出血熱的病毒通過鼠尿來傳播；這類病菌是通過水源傳播。
- 鉤蟲和血吸蟲之類的寄生蟲，它們的幼蟲通過前一個受害者的糞便被排洩到水裡或土裡，又從那裡努力地鑽進新宿主的皮膚。這類病菌通過居住地傳播。
- 人們談之色變的艾滋病毒就是通過通過被感染者的體液和血液進行傳播。
- 還有狂犬病病毒，這種病毒的奇特之處在於，它不但進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還驅使這隻狗瘋狂地亂咬，從而使許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
有很多傳統，如果用現在的觀點看是非常無厘頭的，但其背後往往都有著可以追溯的防疫歷史。比如印度電影《廁所英雄》中描述的一個現象，農村不能在自己家裡面建廁所，大小便需要去遠離人居住的地方，這是上千年留下來的傳統，理由是因為會汙染神靈。但如果仔細的想想，汙染神靈這種話可能只是個幌子，目的是藉助神靈的影響約束大家的行為，保證大家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能夠乾淨衛生，這或許就是由於在上千年以前遇到過由於類似衛生問題引起瘟疫後發展並保持下來的。我們所熟知的霍亂，就是感染者大量腹瀉並把病菌送入潛在的新受害者飲用的水源，通過水源傳播；還有鉤蟲、血吸蟲之類的寄生蟲病，它們是通過受害者的糞便被排洩到水裡或土裡，又從那裡努力地鑽進新宿主的皮膚。在上千年前的衛生條件下，或許那就是能想到的最好辦法。
在大草原上，蒙古的遊牧部落一套習俗，土撥鼠只能射殺，設陷阱則是禁忌；活動懶散的要避免接觸，如果看出哪個土撥鼠群落顯出生病的跡象，人們就要拆掉帳篷遠走他鄉以躲避厄運。這套習俗從流行病學上看相當合理，以應對感染鼠疫的危險，很可能就是靠了這些習俗，草原上的人們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然而1911年的東北，由於看上土撥鼠體形碩大、其皮毛可在國際市場上獲得高價，有些人就誘捕土撥鼠，從而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人類鼠疫。
3）較為龐大的人口基數（待補充）
2、戰爭對病菌的應用
（1）古代戰爭中的應用
西漢與匈奴的戰爭。人類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戰爭對病菌的應用，是發生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西漢與匈奴之間的戰爭。在漢武帝時期，匈奴人面對漢軍的強大打擊，一度交戰不利，便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奇特戰術。據醫聖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記載：“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詛漢軍。”這段話意思是，匈奴單于在漢軍來的時候，命令將染上傳染病的牲畜置於水源中，還要胡人巫師對這些染病的羊牛詛咒一番。詛咒是迷信活動固然沒有用處，染病的牲畜確是能夠汙染水源，並對飲水的人有很強的傳染性。匈奴人過著遊牧生活，雖然沒有現代科學知識，卻憑著經驗大致知道牲畜染病的規律，因而能用病畜對付漢軍。果然，進攻漠北的漢軍飲了放置病牲畜的水源後，大批人馬生病，不得不班師，15萬匹軍馬最後只有3萬匹能回到長城之內。遠征匈奴的漢軍回到內地後，華夏大地上很快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瘟疫。當年的人們很迷信，認為巫師詛咒過的牲畜會染病，這顯然是缺乏科學知識的說法。匈奴挑了一些患病的牛羊殺死後投入河流和其他水源地，這確實相當於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4]
蒙古人的西征。戰爭對這些引起瘟疫的細菌、病毒的大規模應用，始於蒙古人對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的攻城，並由此傳入西方世界，至今仍在西方留下相當深的心理陰影。1346年，蒙古人的軍隊開進到了黑海沿岸，在進攻卡法時遇到了城中軍民激烈的抵抗，久攻不下。惱羞成怒的他們，將因罹患鼠疫而死的遇難者屍體用拋石機扔進了城中，引起了城內疫病橫行。堅持到了第二年，不少怕死的商人乘船跑路，逃往他們的宗主國東羅馬帝國。然而，卡法城爆發瘟疫的消息已經傳遍歐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絕他們登陸。意大利威尼斯讓他們的船隻在海上隔離40天后才准許上岸，意在阻止瘟疫傳入。但船上攜帶細菌的老鼠會游泳，它們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開始在整個歐洲蔓延。
黑死病的歐洲
西班牙征服美洲。西班牙人的征服美洲的故事，有些真的可以當成神話來聽，幾百名西班牙遠征隊，征服幾千萬人的帝國，沒有一點想象力是很難相信這是真的。使西班牙人取得決定性優勢的主要是舊大陸來的病菌，印第安人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病菌，他們沒有免疫力，也沒有遺傳抵抗力，加之醫療條件落後，民眾思想愚昧，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傷寒爭先恐後要做殺手的頭把交椅，緊隨其後的還有白喉、瘧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鼠疫、肺結核和黃熱病。
1519年，埃爾南·科爾特斯率領600個西班牙人乘坐11條船在墨西哥海岸登陸，去征服有好幾百萬人勇猛好戰的阿茲特克帝國。1520年，天花隨著一個受到感染的來自西班牙屬地古巴的奴隸到達墨西哥，由此而產生的天花流行殺死了阿茲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難不死的阿茲特克人也被這種怪病弄得士氣低落，因為這種病專殺印第安人而竟不傷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為西班牙人的不可戰勝作宣傳似的。100年過後，到1618年墨西哥由原來2000萬左右的人口急劇減少到160萬左右。[5]
最為值得關注的是，那場只殺死印第安人、對西班牙人卻毫髮無損的疫病對當時人們心理上造成的影響。對這種明顯的偏袒，當時只能從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顯，在這場戰爭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似乎已不再是問題。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現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後，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為中心構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很難維持下去了。難怪印第安人會如此溫順地接受基督教，並向西班牙人俯首稱臣。顯然，上帝站在西班牙人一邊，而且以後每一場來自歐洲的傳染病的造訪，都在重複這一經驗。
西班牙對印第安人的戰爭，應該來說影響深遠，後世國家在對待生物武器或是基因武器的研發推動是有非常大的誘惑力的，能殺傷敵人於無窮而自己毫髮無損，這不就是很多國家發動戰爭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嗎？
（2）近現代戰爭中的應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應用的是大部分都是化學武器，在當時使用的化學武器主要為窒息性毒劑、糜爛性毒劑。這其中窒息性毒劑主要為氯氣和光氣，而糜爛性毒劑則為芥子氣。毒氣戰首先由德軍在東線發起，德軍規模較大和較為成功的毒氣戰是在1915年4月22日西線第二次伊普爾戰役，當時德軍用6000個鋼瓶將180噸氯氣同時向法軍施放。造成了法軍1.5萬人傷亡，其中5000人死亡。被氯氣籠罩的法軍感覺到了窒息和灼燒的疼痛，只能丟盔棄甲，抱頭逃竄。從那以後化學武器作為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正式出現在人類戰爭史上。相比較，一戰時期的“生物戰”比較原始，基本都是德國人偷偷摸摸的小把戲，並未造成很大的殺傷力：
1915年，德國間諜對即將離開美國港口，運往歐洲協約國的馬和牛使用細菌戰劑；1916年，德國間諜在俄國彼得堡企圖散佈鼠疫菌被捕；1917年，德國人在羅馬尼亞以馬鼻疽和炭疽桿菌感染對方馬群；1917年，德國用飛機傳播與撒下汙染了細菌戰劑的水果、巧克力和玩具。1917年，德國用生物戰劑干擾了4500頭美國運回協約國的騾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德國等國家均研發了實戰化的生物武器。幾種重要的生物戰劑都在二戰的時候得到了實戰化的發展，一直延續至今：
1、炭疽桿菌。炭疽桿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被發現的病原菌，是致病菌中最大的桿菌之一。二戰中，日軍也採用飛機投放炭疽桿菌；在朝鮮戰爭中，美軍也對中朝聯軍進行了使用；甚至到了2000年前後美國還發生了多起“炭疽郵件”襲擊事件；
2、鼠疫桿菌。應該是消滅人類最多的一種病菌，至今人們談起色變。
3、肉毒毒素。目前已知的最毒的物質，僅僅一克毒素結晶體如蔓延的話，就可以導致至少100萬人的死亡。德國在二戰時更是已經擁有了武器化的肉毒毒素，目前保有的實戰化國家也不在少數。
鼠疫桿菌
炭疽桿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隊，每年可生產300kg乳漿鼠疫桿菌菌液，500kg炭疽桿菌，1000kg霍亂弧菌和200kg跳蚤。德國在二戰時期的研發和製造能力比日本更強。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後，伊拉克承認它已經制成了1900L濃縮的肉毒毒素，並將其中的1000L準備用來作為生物武器使用，如果真正投入使用，能殺死多少人啊？
聯合國一報告中指出（1969年）殺傷居民進行一次大規模襲擊，每平方公里所需要的成本，常規武器2000美元，核武器800美元，化學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1美元，所以有人稱生物武器是“窮人的原子彈”。被美國稱為邪惡國家（窮）的，敘利亞、伊朗、朝鮮等國家均保持著一定的生物武器。
二戰後對於生物戰的應用與研究，美國必然走世界的前列。它繼承二戰軸心國生物戰衣缽，在戰後如同吸收像火箭專家馮.布勞恩一樣，也在生物戰領域接納和吸收著來自納粹德國和日本法西斯的專家。1945年8月，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與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秘密達成口頭協議，後經正式書面化程序形成“保護731部隊成員免於被起訴”的協議，因該協議簽署地是1947年日本的鎌倉酒館，史稱“鎌倉協議”。美國按約聘請石井四郎為德特里克堡的高級顧問，並應同樣“不忘初心”的石井四郎的要求，將德特里克堡的一棟大樓命名為731，供石井四郎研究使用。納粹生化武器項目主管特勞布和日本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他們的研究方向也就成了整個美國生化武器研究的方向。特勞布在納粹生化實驗室進行的是人畜共生病毒的研究，也就是通過在動物身上開展研究，研製出可以通過家畜攜帶向人體大規模傳播的致命病毒，主要以蜱蟲、蚊子、鳥類、家畜等作為傳播媒介。特勞布在美國生物武器的病毒研究方向、方法與其在納粹生化實驗室的研究完全一致，其納粹生化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也成了美國生物武器整體研究的藍本和DNA。二戰中號稱世界反法西斯主力的美國，戰後成了法西斯生物武器戰的衣缽繼承人。
在以前的章節裡面分析過，從人類戰爭史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簡單粗暴的結論，彈藥/武器的代差意味著屠殺，所以世界上那些超級大國所制定的戰略目標是謀求領先敵對/假想敵一代，使得在競爭中始終佔有先機。在傳統的彈藥武器行業，在射程、精度、威力等等早就實現的情況下，剩下的只是重複、迭代的優化設計與低成本實施，大國之間已經很難有所謂的代差，或者說要保持代差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人員、資金的投入）。而生物戰，或許是那些超級大國所制定的另一個戰略目標，在這方面領先別人一代應該比傳統領域要簡單得多。想想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歷史，我想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抵抗得了這種誘惑，但同樣也沒有民族和國家想重複印第安人的歷史！不管這場戰爭是否已經正式打響，還是正在悄然進行，我都相信一旦應用於戰爭，這對人類的殺傷力會比火藥大得多得多！
3、瘟疫（生物武器）是否會用於未來戰爭
3.1 技術上的可行性——“潘多拉”的盒子
應該來說，隨著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基因技術的發展，以前很多難以想象的技術與手段都已經成為了可能。不管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創造，人類確實得到了很多可用於生物戰的病菌與技術，或許有些只存在於實驗室，或許有些只是用來對付有害動物，但是誰又能保證哪一天這些用於研究和對付害蟲的生物武器不被用來對付我們人類自己呢？
（1）定製殺手——抗生素抗性更強的病菌
眾所周知，抗生素是人類對抗細菌的一種重要武器，有的可以破壞細菌的細胞壁，使其無所寄託；有的可以抑制細菌的蛋白質合成，使其活活餓死；有的可以阻礙細菌的DNA複製，讓他們無法繁衍生息。追溯至抗生素興起的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抗生素的開山鼻祖——青黴素堪稱“救命神藥”，從那開始抗生素也就成為人類用來和細菌戰鬥的重要武器。而後的幾十年中，青黴素的濫用使這些有青黴素抗性的菌株從菌群中脫穎而出，替代了那些被殺死的無抗菌株，成為優勢群體。時至今日，從醫院中分離得到的金黃色葡萄球菌90%以上都具有青黴素抗性，另一方面這些聰明的細菌也把這個新方法告知它的兄弟姐妹，並被廣泛效仿，使其它細菌物種也獲得了青黴素抗性。這就是細菌抗生素抗性的產生與傳播。
如果從一些抗藥性非常強的細菌身上提取耐藥性基因，然後轉移到一些致命的病菌身上，使得其抗生素抗性更強。
從金黃色葡萄球菌提取的抗生素耐藥性基因可以轉移到鼠疫病原體鼠疫耶爾森氏菌
Bioprepara是一個秘密生物戰組織，曾經遍佈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一直致力於生物戰，他們聲稱已經發展出一種鼠疫耶爾森氏菌(鼠疫的病原體)對16種不同的抗生素有抗藥性。一旦這些“定製的殺手”應用於戰爭，而現行的抗生素對其無效，造成的殺傷力可想而知。
（2）毒力基因的引入常規細菌之中
和上面這種技術途徑是一致的，只是基因改變的方向相反。將致病的毒力基因引入無處不在的那些常規細菌之中。例如，可以將能夠產生食物中毒毒素的肉毒桿菌基因，引入無處不在的細菌如大腸桿菌等，造成的危害必然也是巨大的。
（3）混合和匹配基因
基因技術的進步，造成了病原體的DNA序列數據可能被濫用，極大地增加了混合和匹配來自不同微生物的特徵的可能性。但我們的技術遠沒有發展到像上帝造物般爐火純青，這種人為的混合、匹配有可能帶來極其嚴重的危害，很多危害都是難以預估的。
在澳大利亞堪培拉的害蟲動物控制合作研究中心，科學家尋找一種方法來控制老鼠，他們想通過改變鼠痘病毒的基因來製造一種避孕疫苗。為了製造他們的小鼠避孕疫苗，他們取了一種相對良性的鼠痘病毒，並添加了老鼠卵子表面攜帶的蛋白質基因。他們的想法是，被病毒感染的細胞會大量產生蛋白質，導致雌性老鼠產生針對自己卵子的抗體。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疫苗的有效性，他們還對病毒進行了改造，使其包含了白細胞介素-4 (IL-4)的基因，IL-4是一種促進抗體產生的蛋白質。但是IL-4基因也有效地關閉了動物免疫系統，使它們無法抵抗鼠痘。最令人不安的是，之前接種過病毒疫苗的老鼠也會死亡，幾天內就會被殺死!鑑於鼠痘是天花的近親，利用類似技術開發增強型生物武器的潛力是顯而易見的。
（4）人工全合成病原體
1918年到192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尾和戰後的兩年時間裡，一種名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橫掃美洲、歐洲、亞洲，甚至愛斯基摩人聚集區，奪去了全世界 5000萬到1億人的生命，達到當時世界人口的5%，被它擊倒的人數遠超戰爭傷亡人數，威力驚人。在20世紀末，美國通過對保留下來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基因進行測序，並通過測定序列進行了病毒的人工合成，最後在小鼠上完成了病毒測試。
美國軍隊病理學研究所的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博士，從研究所保存著大約70具中的兩具1918年患流感死亡的年輕戰士的肺部標本中發現了流感病毒的殘跡,並分離出9小段基因序列。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塔姆佩(Terrence Tumpey)等人根據陶本伯格測定的序列,人工合成了該病毒的基因組,將其注射到人腎臟細胞中,細胞據此合成出1918年流感病毒。該病毒毒性高得驚人:在注射2天后,試驗組小鼠的體重下降了13%; 4天后,試驗組小鼠肺部組織中該病毒顆粒的數量,是對照組(注射了一種當代的流感病毒)的39000倍; 6天后,試驗組小鼠全都死了,而對照組的小鼠都活著。
看似很普通的是試驗，其意義重大，它宣告了人類具有了成為病毒上帝的能力。
3.2 使用動機無意去討論Sars、2019-nCoV是否是美國針對中國發動的一次生物戰，這的確是超乎了我的認知範圍，各種論戰不斷，就算是去消化那些專家們的論點估計都得需要很長時間、惡補很多知識，很容易就被套進去了。上面也分析過，至少從能力上來說肯定是具備的，但別人是否真的利用它來做了沒有這是未可知的。普通民眾的各種猜測，就算是對或錯，其意義寥寥，只不過增加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亦或是增加大家的無謂的憤怒罷了。
2019-nCoV的爆發，總結下來無非是三種觀點：1）美國人的陰謀，這種觀點最為廣泛，因為其有使用的動機，貿易戰按不死中國就來陰招；2）自己實驗室的洩露，從這個觀點來看至少說明我們有這樣的能力；3）病毒自然進化，然後通過動物傳播給人。先不討論哪種觀點正確，我們現在最為重要的是要科學的對待如何預防、如何避免、如何控制疫情，重要的是如何解決問題。如果我們自己不具備別人的那些能力，那麼我們所有的恐慌必然如同哥倫布時代的印第安人；如果我們和別人能力相當，那麼我們又有什麼可慌張的呢，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通過SARS、2019-nCoV等疫情的爆發，也給我們好好的上了一課，關於生物危機、關於未來可能用於戰爭的武器。
言歸正傳，不同的國家的使用動機肯定是不一樣的。對於窮國家來說，成本低廉、威力巨大、保持威懾，那簡直就是窮國家的“原子彈”，它的研發與保有能夠抵消在其在常規力量方面的劣勢，而常規力量包括人口數量、經濟規模、軍事力量等等，所以很自然的被美國所敵視的朝鮮、伊朗、敘利亞等國家都研發和保有一定的生物戰力量。當然還有另外一類“劣勢”國家，像以色列這樣作為一個楔子嵌入中東，人口少、而周圍全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大量阿拉伯人，也必然有通過此類武器抵消劣勢的動機。
對於謀求或保持超級大國的國家來說，需要確保領先、確保在下一個技術拐點領先，在此類方面的研究和使用也是有相當大的動機的。《科學美國人》2018年曾刊發《我們準備好迎接未來戰爭了嗎》的文章，明確提出人類操縱基因的能力有助於找到治療當前無法治癒的疾病的方法，但也有可能被用來製造一種生物武器，為懾止對手並保障國家安全，美國必須確保在生物這一新的作戰領域的主導優勢。想想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歷史，沒有哪個超級大國能夠抵抗得了這種誘惑，這比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人之兵”還厲害，簡直就是“不戰而滅其民、亡其國”。同樣也沒有民族和國家想重複印第安人的歷史，就如同二戰結束時大家都砸鍋賣鐵搞原子彈一樣，或許未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那些秘密研究的重點會在此類方向上。
3.3 人類的剋制生物武器素有“瘟神”之稱，它傳染性強，傳播途徑多，殺傷範圍大，作用持續時間長，且難防難治。鑑於生物戰對人類的傷害，1971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制定和通過的《禁止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及儲存以及銷燬這類武器的公約》，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各國在自願的基礎上遵守該公約，截至2018年10月共有182個締約國。公約對於禁止和銷燬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擴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共15條，主要內容是：締約國在任何情況下不發展、不生產、不儲存、不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製劑、毒素及其武器;也不協助、鼓勵或引導他國取得這類製劑、毒素及其武器；締約國在公約生效後9個月內銷燬一切這類製劑、毒素及其武器；締約國可向聯合國安理會控訴其他國家違反該公約的行為。具體如下：
條款 I：在任何情況下，永不得取得及持有生物武器。
條款 II：銷燬生物武器，或改以和平為目的，並結合資源及財力。
條款 III：不轉讓，或以任何方式援助、鼓勵、誘使其他國家取得或持有生物武器。
條款 IV：採取國際必要措施以履行生物武器公約。
條款 V：雙方、多國間互相協商以解決任何履行生物武器公約的問題。
條款 VI：必要時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協助，以追究違反生物武器公約，並認同其後續決定。
條款 VII：援助遭受違反生物武器公約國家所威脅的國家。
條款 X：遵守以上所有條款，並以和平的方式使用生物科技與科技。
這類公約的真實目的，其實同限制核不擴散條約目的是一樣的。它的存在，不是限制像五常這樣的大國，而主要是限制那些小的、政治動盪、容易造成不可控的國家。試想下，如果恐怖分子掌握製造與生產核武器、生物武器的能力，這個世界將變得危機重重，也給人類社會帶來無窮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對於大國來說，除非已經達到恐怖平衡保持消滅其他大國的能力，這類性質的研究必將繼續下去，看看當年中國和法國沒有核武器之前是如何傾全國之力去研發製造，誰會和你去簽訂什麼不擴散條約，能力都沒有談什麼擴散。
我不相信靠人類的良知能夠保證不會爆發生物戰，人類群體絕大多數都是“烏合之眾”，在某些人、某些團體別有用心的忽悠而躁動，作出不合常理的事情卻也非常正常，看看二戰時的德國、日本就知道這類風險有多麼的大。要保證人類的剋制，就需要達到某種平衡，讓所有的國家和團體不能為所欲為，用條約、國際秩序限制不可控的小國家與團體，大國之間的研發競爭保持可互相毀滅的恐怖平衡。
最後想說的是，只有我們具備戰爭的能力才能阻止戰爭，即或是戰爭來臨也毋需害怕，沒有誰能毀滅我們，除非我們自己從內部崩塌。
- 百度百科:瘟疫 ↩︎
- 《槍炮、病菌與鋼鐵》：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禮物 ↩︎
- 《病毒星球》卡爾.齊默 ↩︎ ↩︎
- 《戰爭與瘟疫》，徐焰 ↩︎
- 《瘟疫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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