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會是否能夠如期舉行？延期舉辦或是取消？隨著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日本政府此前並未作出明確表態。近日，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已明確表示不會派出代表隊參與，並呼籲奧運會推遲一年舉行。
今日凌晨，新京報援引美國媒體報道稱，國際奧委會委員迪克·龐德表示：“根據國際奧委會目前掌握的信息，推遲奧運會這件事情已經被決定。”今年夏天，全球運動員或將不會征戰東京，日本如期舉辦奧運會的意願落空。
自2013年申奧成功以來，籌備2020東京奧運會，日本耗資巨大。之於日本，東京奧運會被寄予了重大希冀。目前，日本經濟正處於衰退期，而據日本東京都政府曾估算，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帶來的經濟輻射效果將十分可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更是想讓奧運會成為掃除15年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的觸發器。取消會帶來鉅額債務，延期舉辦同樣損失頗厚，據日本經濟學家估算，推遲奧運會造成的經濟損失將超過3.2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2 千億元）。
這一次，東京奧運會正在遭遇窘境。時隔56年，回看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當時，它讓世界看到的更是蓬勃的生機。無論是經濟、社會都與當下的日本有著截然不同的面相——
廢墟中的崛起：經濟起飛的奇蹟
是什麼使得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並在60年代末期成了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第二大經濟體呢？大概有這樣的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美國對日方針的改變。根據最初美國對戰後日本的處理方針，只是把日本維持在一個亞洲中等農業國家的水平，因此將拆除日本大部分的工業生產設備，作為戰爭賠償車移至亞洲其他的戰爭受害國家。如果這一方針真的實施的活，那將會對日本的戰後復甦帶來釜底抽薪般的打擊，日本的戰後重建恐怕會艱難得多。然而，1948年初，世界冷戰格局已經基本形成，美國試圖把日本建成為“極權主義的防波堤”，於是大幅度修改了對日方針。在經濟上，把原本準備拆除運走的估值為16.48億日元的設備，削減至6.62億日元，賠償規模降低至原來的五分之二。到了1949年5月，索性取消了賠償計劃。因而戰前的絕大部分生產設備都得以留存下來，這是日本戰後經濟得以復甦的硬件基礎。
50年代的日本
第二，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經濟刺激。戰後的最初幾年，由於物資短缺、黑市猖獗，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年之內物價上漲3倍，隨後實行強制的抑制通脹政策，又導致了通貨緊縮，消費不振。更嚴重的是，由於日本國內生產有限，對外出口一直徘徊在低水平上，這也就使得日本難以從海外購買大量的原材料。雖然經過美國佔領當局和日本政府的共同努力，提出了戰後重建計劃，但都難以有明顯的起色。就在這時，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了。朝鮮戰爭本來跟日本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大量的美國兵被運送到東亞來，駐紮在日本的美軍也有相當一部分被派往朝鮮戰場。前方打仗，需要各種軍用物資、後勤供給和戰爭服務，於是，日本就成了最佳的後援地。根據駐日美軍兵站部的要求，日本原來的一部分軍需工廠就直接轉而為美軍制造武器或者武器維修，其工廠數達到了586家，這些原本作為戰爭賠償要被拆除轉移到其他國家的設備，一下子就恢復了元氣，紅紅火火地開工了。包括服務業在內的美軍特需，1951年為6億美元，1952年和1953年都為8億美元，佔到了日本出口外匯的大約60%—70%，外匯額的急劇增加，為日後日本購買海外的原材料提供了經濟保障。另一方面，特需經濟也帶動了就業和其他相關產業，正在低水準徘徊的日本經濟一下子被激活了。因此，朝鮮戰爭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救活了日本經濟。
第三，日本在戰前日經具備了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水平，即便在戰爭時期，為了開發尖端的武器裝備，在科研上也投入了相當的人力、財力，戰後不久的1949年，京都大學教授湯川秀樹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就是一個明證。尤其是應用型的工科領域，非常注重與工礦現場的實際結合，因而能較快地將科研成果轉換為實際的應用。這些有一定教育水準的員工和比較先進的接術，也是戰後日本經濟得以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湯川秀樹教授與愛因斯坦
第四，1951年9月，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與聯合國的大部分成員國簽署了《舊金山和約》，標誌著日本重新迴歸國際舞臺，並在經濟上納入世界貿易的渠道。此後，日本就通過國際貿易的方式從海外購得能源和工業原材料，然後再把工業產品輸往世界各地。尤其是二戰以後，中東地區的石油開採規模日趨擴大，相關國家的煉油技術也日益提高，能源產品相對廉價，同時日本在戰前技術的基礎上培育了建造大型油輪和貨船的能力，加之在1973年爆發第四次中東戰爭之前，世界總體局勢穩定，美國的技術轉移、世界的和平環境和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漸形成，為日本戰後經濟起飛創造了外部的可能性。
當然，還有絕對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日本國內的政治穩定，尤其是在1955年，由自由黨和民主黨的合併產生的自民黨政權的長期執政，以及由社會黨左派和右派重新攜手後形成的主要反對黨力量，也就是人們常說的1955年體制，大體保證了各種政治力量在法制環境中的理性競合，也大致保證了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訴求得到比較合理的實現，因而使得日本在1955年以後出現了超長期的政治基本穩定。岸信介內閣、池田勇人內閣、佐藤榮作內閣都保持了3一8年的長期執政 ，其間雖然也爆發了反美、反政府的左翼運動，但整個政局沒有出現亂象，政治的穩定，也是日本經濟持續10多年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前提。這裡還要提一下的是，由於在戰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日本基本上不保有軍力，這也使得它在軍備或國防上的支出很低，1955年的國防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1967年則跌破了1%，這使得日本能夠把更多的資金投入經濟建設和其他的民生領域。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從左至右）
在上述這些主要因素的綜合作用之下，日本在1951年前後經濟情況開始轉好。到了1955年，不僅主要的經濟指標恢復到了站前最好年份的1937年，在很多方面還超過了戰前，比如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在1952年就已經達到戰前水平，195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戰前，這意味著經濟已經從戰後最初階段非常艱難的狀態中走了出來。因此在回顧了1955年之後的《經濟白皮書》上宣稱，日本已經不是戰後時代。而到了1960，日本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戰前的2倍，於是在這一年的12月，池田勇人內閣制定了一個長期經濟計劃， 將1961一1970年10年內的GDP增長率定為7.2%，國民實際收入翻一番，這就是著名的
“國民所得倍增計劃”。雖然在這一期間日本也經歷了短暫的經濟不景氣，但總體而言，這十幾年差不多是日本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政府的這些計劃都得到了實現，在1968年，日本的國民經濟總值達到了1428億美元，超過了聯邦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戰後世界經濟的奇蹟。但是，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負面結果，比如物價的快速上漲，一定程度的貧富分化，最為嚴峻也是人們為此付出最大代價的，是急劇惡化的環境汙染。鋼鐵、化工業的迅速發展，導致了大量廢氣的排放，重金屬向土壤和水源、近海的排出，引起了城市地區霧霾的發生。因食用了含有大量水銀的近海魚類而引發的“水俁病”、在富山縣一帶發生的“疼疼病”，都是因為食用了水汙染、土壤汙染造成的有毒食物而爆發的環境汙染病症，一時引起了民眾的恐慌。好在政府和企業不久即高度重視，採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才大致消除了這些現象。
東京奧運會：國際舞臺的新亮相
1964年10月在東京舉行的第18屆夏季奧運會，為日本提供了一個向世界展示戰後日本新面貌的極佳機會。也乘著奧運會的東風，日本的高速公路、新幹線開始起步，整個社會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繁榮時代。日本的民眾差不多也首次感受到了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自豪感。
本來，日本在戰前就應該有一次舉行奧運會的機會，1936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大會上，決定了下一屆的奧運會於1940年在日本東京舉行。可是此後日本發動了對華全面侵略戰爭，受到了英美等一些國家的輿論譴責，而日本也忙於戰爭，幾乎把國家大部分的財力資源投到了戰爭或軍備工業中，已經沒有精力和財力來舉辦奧運會。於是在1938年向國際奧委會正式表示放棄1940年的舉辦權，舉辦地改為了芬蘭的赫爾辛基。而事實上由於二戰的爆發，這一屆的奧運會也未能如期舉行。1948年，在中斷了2屆之後，奧運會終於得以在瑞士恢復舉行，但由於二戰中的戰爭責任，德國和日本都未能獲得參賽權。直到1952年，日本才獲得了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的資格。雖然經濟還處於恢復期，但日本已積極地申辦奧運會，以圓戰前就曾懷有的夢想。於是1955年在慕尼黑舉行的國際奧委會上決定第18屆奧運會將於1964年在東京舉行。
恰好這時日本經濟已經達到並超過了戰前的最高指標；政治上，由比較穩定的執政黨和反對黨力量構成的55體制也正式確立，日本整個社會進入了大踏步的發展期。日本人雄心勃勃，厲兵秣馬，力圖把這一屆奧運會辦成向全世界展示日本戰後新面貌的窗口。投資預算是1萬億日元，而當時日本整個國家的年度預算也恰好是1萬億日元。重點在於推進東京的城市建設和全國一定範圍內的基礎設施建設。遭受美軍空襲重創的東京，在經歷了10年左右緩慢的戰後重建之後，決定乘著奧運會的東風，著手推進大規模的道路、橋樑、場館建設。首先是投資31億日元將原先的代代木練兵場改建成大會的主場館，還包括附設的游泳池、冰球場、籃球場等，設計新穎而先進，附近還建設了供市民休憩的公園、NHK新的廣播電視大樓，面貌煥然一新。在這之前，還在1958年就建成了當時東京地標性的建築
東京塔，高度為333米，除了播送電視節目的功能外，主要用作觀光，在125米和225米兩個地方設有觀光臺，可以一覽東京市內的整個景觀。現在看來，尤其是與2012年建成的高達634米的天空樹相比，當然已不算什麼，可在當時卻是整個東京人甚至是日本人的驕傲。奧運會舉辦前的1958年，日本已開始著手興建名古屋到神戶之間的高速公路(名神高速)，雖然最後的完工在1965年，但在奧運會舉辦時已經有一部分開通了，標誌著日本已擁有高速公路。此後在1969年又建成了東京到名古屋之間的高速公路(東名高速)，與名神高速相連接，構成了日本戰後第一條太平洋沿岸的陸上快速大動脈。東京市內也開通了部分首都高速公路。最讓日本人感到興奮的是，連接東京和大阪之間的時速210千米的東海道新幹線，也就是日本的第一條高鐵，也趕在奧運會召開之前開通了。而日本的參賽運動員也很爭氣，在當時僅有20個種類的比賽項目中，獲得了史無前例的16塊金牌。整個日本一片沸騰，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而大會的運營和管理也是井井有條、合理高效，以至於當年的奧委會主席盛讚這是史上辦得最出色的一屆奧運會。
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拉近了日本與世界的距離，日本也進一步融入了世界的潮流中。雖然奧運會之後日本經歷了短暫的經濟不景氣，但第二年就重新出現了蓬勃的景象。這一高速增長一直持續到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所造成的對西方國家的石油禁運發生為止。1956-1972年17年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在9.3%，創造了一個持續高增長的奇蹟。日本的粗鋼生產量佔世界的比重從1960年的6.4%上升到1970年的15.7%，船舶的製造噸位數也在10年間從20.7%上升到48.3%，幾乎佔到了一半，乘用車從1.3%上升到14.2%，商業用車從1.6%上升到30.5%，升幅都是驚人的。這也意味著，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已儼然成了一個世界經濟大國，令全世界對它刮目相看。
1955年前後開始，不僅食物的供應恢復到了戰前最好的水平，重新呈現出了昭和初年市面繁盛的景象，事實上，由於美軍的長期佔領和在政治上、軍事上與美國的結盟，在生活文化上美國對日本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戰後的日本，政治和經濟社會融入西方世界中，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越來越西化。1961年，美國的可口可樂再次登陸日本市場。可口可樂公司憑藉強大的廣告宣傳和美國的影響力，以清涼爽口為賣點，迅速在日本打開了市場，從此，日本迎來了可口可樂的時代。1965年12月，可口可樂推出了灌裝飲品，更加便於自動售貨機內銷售，銷量也因此迅速上升。1969年，日本可口可樂公司的年銷售額達到了26億日元，成了當時日本第一的食品製造商。
食品相關的烹調器具、冷藏設備、新的銷售方式等也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起滲透到了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中。首先受到大眾歡迎的是電飯煲。1956年12月，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即後來的“東芝”)研製出了一種完全自動的煮飯鍋，售價3200日元，只要啟動電源，屆時米飯就可自動煮好，這使得家庭主婦們欣喜不已。雖然在當時這一價格還是比較高昂的，仍然受到了市場的熱烈歡迎。1957年，電飯煲的銷售量已經突破100萬臺。以前幾乎與一般平民無緣的電冰箱也開始進入尋常百姓的家庭。1953年，松下電器推出了一種可自動調節溫度的電冰箱，容量3.5平方英尺的售價12.9萬日元。這一價格當然不是普通家庭可以問津的，此後隨著生產量的加大和技術的革新，價格也逐年下降，到了1963年，日本國內的普及率達到39.1%(第二年即1964年，生產量已經達到300萬臺，普及率達到47%)，1972年，冰箱的普及率更是上升到97%。順便提及，1963年黑白電視機的普及率為88.7%，洗衣機的普及率為66.4%。
60年代的日本工廠
與此同時，各種新的消費方式也從歐美傳到了日本。1953年，在東京的青山出現了日本第一家超市“紀國屋”，翌年從美國引進了購物卡的方式，並且流行起了美國式的方形紙袋。這以後，超市的數量逐年增加，進入60年代後出現了飛躍性的發展，1962年時增加到了2700家，第二年又猛增到了5000家。此後，超市成了日本人日常生活尤其是飲食生活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存在。1958年5月，在東京新橋的酒店中首次出現了按杯出售酒類的自動售貨機，後來發展為飲料售賣機。1962年，可口可樂在重新登陸日本後不久就推出了可口可樂專用的自動售賣機。以後售賣的範圍逐漸擴大到了大米、各種酒類、香菸、口香糖等，當然最主要的還是飲料，包括碳酸飲料、果汁、咖啡等等，而且分成冷熱兩類，顧客可按自己的需求自由選擇。此後自動售貨機的數量在日本一路飆升，1970年時，其數量突破了100萬臺，到1984年時已經達到514萬臺，超過美國，成了全世界使用自動售貨機最多的國家。無論在鬧市街頭，還是在偏僻的鄉村公路邊，隨處可看到各種自動售貨機，而且物品都價格低廉。
日本人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追求的所謂三種神器：洗衣機、吸塵器、黑白電視機，10年之後就已經迅速普及；人們開始追求新的三種神器：彩電、家庭電話和私家轎車，到70年代中期也在全國普及。而東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可以說是日本經濟髙速增長期的一個熠熠生輝的亮點。
20世紀60年代：社會運動的潮漲潮落
有一個現象非常有意思，也值得仔細吟味思考，那就是，20世紀60年代前後，既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同時也是戰後日本社會運動潮漲潮落、跌宕起伏的時代。何以會在經濟連續增長、整個社會正在向漸趨富裕的消費社會轉型的時候，人們的政治熱情也噴湧了出來？繼而在70年代初期出現了極端化的傾向，再之後，則戛然而止。在幾經博弈、幾經對峙之後，日本社會從70年代中期開始，終於走向了一種有秩序的範式。在此之後，社會上的各種力量，無論在經濟水準上，還是政治主張上，都漸漸走向同質化，整個日本進入了一個相對和諧、安穩的狀態。
為何會在20世紀60年代前後出現那樣的社會運動呢？第一，戰後相對的民主體制，給左翼政治力量(包括共產黨、社會黨、總評、“全共鬥”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動空間，他們試圖通過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與現行的體制進行對抗，同時來獲得社會的存在感。1960年的反安保協議，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次運動，至少在迫使岸信介內閣下臺上，獲得了成功。第二，到了1968年前後，戰後出生的一代人已經成年，他們相對在一個比較民主自由的環境中長大，較少受舊觀念的束縛，個性相對比較張揚，自我主張的欲求比較強烈，恰好此時在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反體制反傳統的學生運動。作為一種連鎖反應，日本的學生也試圖在社會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自己清晰的政治訴求，於是就導致了校園紛爭的發生，其形式已經展現出了偏激的端倪，也未必能獲得社會大多數的支持，結果喧鬧一陣之後，也就不了了之。第三，在戰後各種元素交雜的日本社會中，其實依然存在著某種壓抑和扭曲，由此滋生出了極端的右翼和左翼勢力，前者比如1960年10月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遭到右翼分子刺殺的事件、1970年11月作家三島由紀夫組織的“後盾會”脅迫自衛隊兵變失敗後切腹自殺的事件等，後者則是被稱為新左派的“聯合赤軍”的極端暴力行為等。
淺沼稻次郎遇刺與作家三島由紀夫
他們或從極右或從極左的立場出發，空想和臆造出了一些激進主義的理念，試圖通過極端的行為來達成這些怪異的理念，結果在大眾眼裡，都演變成了瘋狂的鬧劇。其實，不管是哪一種形態的社會運動或社會事件，恰好是日本從戰前體制向戰後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的力量碰撞和角逐，有些明確且正當的政治訴求，容易贏得大眾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有些則更多的是一種情緒的傾瀉或理念的極端張揚，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甚至表現出了更多的破壞性，因而更多的是招來了社會的冷眼，成了曇花一現的鬧劇而已。
那麼，為何在此後的幾十年間，直到今天，這樣的運動或社會動盪幾乎再也沒有大規模出現呢？原因自然也有很多，最主要的是20世紀60年代前後正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進入70年代中期以後，“所得倍增計劃”早已實現，消費社會和“飽食時代”的來到，極大地縮小了社會的階層差異，階級的矛盾對立已經基本消失，工人的春鬥，也僅僅侷限於保障經濟收入平衡而已。
1970年，大阪成功舉辦世博會。55年後，大阪將再次承辦世博。
日本人產生了“一億總中流”的感覺，覺得人人都已進入中產階級，整個社會呈現出了繁榮祥和的燦爛景象。而經歷了各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之後，日本社會已形成了良性有序的範式，人們認為，只要遵守規矩和秩序，個體和社會就會朝著良性的狀態演進。人們對於政治的熱情大大降低，無論是國會還是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投票率一直都在60%左右徘徊，人們覺得個人已經很難介入國家的實際政治，只要當政者不要太越軌，日子總還能過得下去。這是70年代以後形成的一個新的社會範式。
（本文摘自《解讀日本：古往今來的文明流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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