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是否能够如期举行？延期举办或是取消？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日本政府此前并未作出明确表态。近日，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已明确表示不会派出代表队参与，并呼吁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
今日凌晨，新京报援引美国媒体报道称，国际奥委会委员迪克·庞德表示：“根据国际奥委会目前掌握的信息，推迟奥运会这件事情已经被决定。”今年夏天，全球运动员或将不会征战东京，日本如期举办奥运会的意愿落空。
自2013年申奥成功以来，筹备2020东京奥运会，日本耗资巨大。之于日本，东京奥运会被寄予了重大希冀。目前，日本经济正处于衰退期，而据日本东京都政府曾估算，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带来的经济辐射效果将十分可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是想让奥运会成为扫除15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取消会带来巨额债务，延期举办同样损失颇厚，据日本经济学家估算，推迟奥运会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超过3.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2 千亿元）。
这一次，东京奥运会正在遭遇窘境。时隔56年，回看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当时，它让世界看到的更是蓬勃的生机。无论是经济、社会都与当下的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面相——
废墟中的崛起：经济起飞的奇迹
是什么使得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在60年代末期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呢？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美国对日方针的改变。根据最初美国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方针，只是把日本维持在一个亚洲中等农业国家的水平，因此将拆除日本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设备，作为战争赔偿车移至亚洲其他的战争受害国家。如果这一方针真的实施的活，那将会对日本的战后复苏带来釜底抽薪般的打击，日本的战后重建恐怕会艰难得多。然而，1948年初，世界冷战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美国试图把日本建成为“极权主义的防波堤”，于是大幅度修改了对日方针。在经济上，把原本准备拆除运走的估值为16.48亿日元的设备，削减至6.62亿日元，赔偿规模降低至原来的五分之二。到了1949年5月，索性取消了赔偿计划。因而战前的绝大部分生产设备都得以留存下来，这是日本战后经济得以复苏的硬件基础。
50年代的日本
第二，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经济刺激。战后的最初几年，由于物资短缺、黑市猖獗，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年之内物价上涨3倍，随后实行强制的抑制通胀政策，又导致了通货紧缩，消费不振。更严重的是，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有限，对外出口一直徘徊在低水平上，这也就使得日本难以从海外购买大量的原材料。虽然经过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共同努力，提出了战后重建计划，但都难以有明显的起色。就在这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战争本来跟日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大量的美国兵被运送到东亚来，驻扎在日本的美军也有相当一部分被派往朝鲜战场。前方打仗，需要各种军用物资、后勤供给和战争服务，于是，日本就成了最佳的后援地。根据驻日美军兵站部的要求，日本原来的一部分军需工厂就直接转而为美军制造武器或者武器维修，其工厂数达到了586家，这些原本作为战争赔偿要被拆除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设备，一下子就恢复了元气，红红火火地开工了。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美军特需，1951年为6亿美元，1952年和1953年都为8亿美元，占到了日本出口外汇的大约60%—70%，外汇额的急剧增加，为日后日本购买海外的原材料提供了经济保障。另一方面，特需经济也带动了就业和其他相关产业，正在低水准徘徊的日本经济一下子被激活了。因此，朝鲜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救活了日本经济。
第三，日本在战前日经具备了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水平，即便在战争时期，为了开发尖端的武器装备，在科研上也投入了相当的人力、财力，战后不久的1949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一个明证。尤其是应用型的工科领域，非常注重与工矿现场的实际结合，因而能较快地将科研成果转换为实际的应用。这些有一定教育水准的员工和比较先进的接术，也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汤川秀树教授与爱因斯坦
第四，1951年9月，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与联合国的大部分成员国签署了《旧金山和约》，标志着日本重新回归国际舞台，并在经济上纳入世界贸易的渠道。此后，日本就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从海外购得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然后再把工业产品输往世界各地。尤其是二战以后，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规模日趋扩大，相关国家的炼油技术也日益提高，能源产品相对廉价，同时日本在战前技术的基础上培育了建造大型油轮和货船的能力，加之在1973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世界总体局势稳定，美国的技术转移、世界的和平环境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为日本战后经济起飞创造了外部的可能性。
当然，还有绝对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稳定，尤其是在1955年，由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合并产生的自民党政权的长期执政，以及由社会党左派和右派重新携手后形成的主要反对党力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1955年体制，大体保证了各种政治力量在法制环境中的理性竞合，也大致保证了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诉求得到比较合理的实现，因而使得日本在1955年以后出现了超长期的政治基本稳定。岸信介内阁、池田勇人内阁、佐藤荣作内阁都保持了3一8年的长期执政 ，其间虽然也爆发了反美、反政府的左翼运动，但整个政局没有出现乱象，政治的稳定，也是日本经济持续1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由于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基本上不保有军力，这也使得它在军备或国防上的支出很低，1955年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967年则跌破了1%，这使得日本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和其他的民生领域。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从左至右）
在上述这些主要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日本在1951年前后经济情况开始转好。到了1955年，不仅主要的经济指标恢复到了站前最好年份的1937年，在很多方面还超过了战前，比如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就已经达到战前水平，195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战前，这意味着经济已经从战后最初阶段非常艰难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因此在回顾了1955年之后的《经济白皮书》上宣称，日本已经不是战后时代。而到了1960，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战前的2倍，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池田勇人内阁制定了一个长期经济计划， 将1961一1970年10年内的GDP增长率定为7.2%，国民实际收入翻一番，这就是著名的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虽然在这一期间日本也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不景气，但总体而言，这十几年差不多是日本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政府的这些计划都得到了实现，在1968年，日本的国民经济总值达到了1428亿美元，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结果，比如物价的快速上涨，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最为严峻也是人们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是急剧恶化的环境污染。钢铁、化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大量废气的排放，重金属向土壤和水源、近海的排出，引起了城市地区雾霾的发生。因食用了含有大量水银的近海鱼类而引发的“水俣病”、在富山县一带发生的“疼疼病”，都是因为食用了水污染、土壤污染造成的有毒食物而爆发的环境污染病症，一时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好在政府和企业不久即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才大致消除了这些现象。
东京奥运会：国际舞台的新亮相
1964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第18届夏季奥运会，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战后日本新面貌的极佳机会。也乘着奥运会的东风，日本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开始起步，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时代。日本的民众差不多也首次感受到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自豪感。
本来，日本在战前就应该有一次举行奥运会的机会，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决定了下一届的奥运会于194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可是此后日本发动了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受到了英美等一些国家的舆论谴责，而日本也忙于战争，几乎把国家大部分的财力资源投到了战争或军备工业中，已经没有精力和财力来举办奥运会。于是在1938年向国际奥委会正式表示放弃1940年的举办权，举办地改为了芬兰的赫尔辛基。而事实上由于二战的爆发，这一届的奥运会也未能如期举行。1948年，在中断了2届之后，奥运会终于得以在瑞士恢复举行，但由于二战中的战争责任，德国和日本都未能获得参赛权。直到1952年，日本才获得了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资格。虽然经济还处于恢复期，但日本已积极地申办奥运会，以圆战前就曾怀有的梦想。于是1955年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上决定第18届奥运会将于1964年在东京举行。
恰好这时日本经济已经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指标；政治上，由比较稳定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力量构成的55体制也正式确立，日本整个社会进入了大踏步的发展期。日本人雄心勃勃，厉兵秣马，力图把这一届奥运会办成向全世界展示日本战后新面貌的窗口。投资预算是1万亿日元，而当时日本整个国家的年度预算也恰好是1万亿日元。重点在于推进东京的城市建设和全国一定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遭受美军空袭重创的东京，在经历了10年左右缓慢的战后重建之后，决定乘着奥运会的东风，着手推进大规模的道路、桥梁、场馆建设。首先是投资31亿日元将原先的代代木练兵场改建成大会的主场馆，还包括附设的游泳池、冰球场、篮球场等，设计新颖而先进，附近还建设了供市民休憩的公园、NHK新的广播电视大楼，面貌焕然一新。在这之前，还在1958年就建成了当时东京地标性的建筑
东京塔，高度为333米，除了播送电视节目的功能外，主要用作观光，在125米和225米两个地方设有观光台，可以一览东京市内的整个景观。现在看来，尤其是与2012年建成的高达634米的天空树相比，当然已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却是整个东京人甚至是日本人的骄傲。奥运会举办前的1958年，日本已开始着手兴建名古屋到神户之间的高速公路(名神高速)，虽然最后的完工在1965年，但在奥运会举办时已经有一部分开通了，标志着日本已拥有高速公路。此后在1969年又建成了东京到名古屋之间的高速公路(东名高速)，与名神高速相连接，构成了日本战后第一条太平洋沿岸的陆上快速大动脉。东京市内也开通了部分首都高速公路。最让日本人感到兴奋的是，连接东京和大阪之间的时速210千米的东海道新干线，也就是日本的第一条高铁，也赶在奥运会召开之前开通了。而日本的参赛运动员也很争气，在当时仅有20个种类的比赛项目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16块金牌。整个日本一片沸腾，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大会的运营和管理也是井井有条、合理高效，以至于当年的奥委会主席盛赞这是史上办得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拉近了日本与世界的距离，日本也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的潮流中。虽然奥运会之后日本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不景气，但第二年就重新出现了蓬勃的景象。这一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所造成的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发生为止。1956-1972年17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9.3%，创造了一个持续高增长的奇迹。日本的粗钢生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60年的6.4%上升到1970年的15.7%，船舶的制造吨位数也在10年间从20.7%上升到48.3%，几乎占到了一半，乘用车从1.3%上升到14.2%，商业用车从1.6%上升到30.5%，升幅都是惊人的。这也意味着，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已俨然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令全世界对它刮目相看。
1955年前后开始，不仅食物的供应恢复到了战前最好的水平，重新呈现出了昭和初年市面繁盛的景象，事实上，由于美军的长期占领和在政治上、军事上与美国的结盟，在生活文化上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战后的日本，政治和经济社会融入西方世界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西化。1961年，美国的可口可乐再次登陆日本市场。可口可乐公司凭借强大的广告宣传和美国的影响力，以清凉爽口为卖点，迅速在日本打开了市场，从此，日本迎来了可口可乐的时代。1965年12月，可口可乐推出了灌装饮品，更加便于自动售货机内销售，销量也因此迅速上升。1969年，日本可口可乐公司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6亿日元，成了当时日本第一的食品制造商。
食品相关的烹调器具、冷藏设备、新的销售方式等也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渗透到了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中。首先受到大众欢迎的是电饭煲。1956年12月，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即后来的“东芝”)研制出了一种完全自动的煮饭锅，售价3200日元，只要启动电源，届时米饭就可自动煮好，这使得家庭主妇们欣喜不已。虽然在当时这一价格还是比较高昂的，仍然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1957年，电饭煲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万台。以前几乎与一般平民无缘的电冰箱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1953年，松下电器推出了一种可自动调节温度的电冰箱，容量3.5平方英尺的售价12.9万日元。这一价格当然不是普通家庭可以问津的，此后随着生产量的加大和技术的革新，价格也逐年下降，到了1963年，日本国内的普及率达到39.1%(第二年即1964年，生产量已经达到300万台，普及率达到47%)，1972年，冰箱的普及率更是上升到97%。顺便提及，1963年黑白电视机的普及率为88.7%，洗衣机的普及率为66.4%。
60年代的日本工厂
与此同时，各种新的消费方式也从欧美传到了日本。1953年，在东京的青山出现了日本第一家超市“纪国屋”，翌年从美国引进了购物卡的方式，并且流行起了美国式的方形纸袋。这以后，超市的数量逐年增加，进入60年代后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1962年时增加到了2700家，第二年又猛增到了5000家。此后，超市成了日本人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1958年5月，在东京新桥的酒店中首次出现了按杯出售酒类的自动售货机，后来发展为饮料售卖机。1962年，可口可乐在重新登陆日本后不久就推出了可口可乐专用的自动售卖机。以后售卖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大米、各种酒类、香烟、口香糖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饮料，包括碳酸饮料、果汁、咖啡等等，而且分成冷热两类，顾客可按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此后自动售货机的数量在日本一路飙升，1970年时，其数量突破了100万台，到1984年时已经达到514万台，超过美国，成了全世界使用自动售货机最多的国家。无论在闹市街头，还是在偏僻的乡村公路边，随处可看到各种自动售货机，而且物品都价格低廉。
日本人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追求的所谓三种神器：洗衣机、吸尘器、黑白电视机，10年之后就已经迅速普及；人们开始追求新的三种神器：彩电、家庭电话和私家轿车，到70年代中期也在全国普及。而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日本经济髙速增长期的一个熠熠生辉的亮点。
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潮涨潮落
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也值得仔细吟味思考，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既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同时也是战后日本社会运动潮涨潮落、跌宕起伏的时代。何以会在经济连续增长、整个社会正在向渐趋富裕的消费社会转型的时候，人们的政治热情也喷涌了出来？继而在70年代初期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再之后，则戛然而止。在几经博弈、几经对峙之后，日本社会从70年代中期开始，终于走向了一种有秩序的范式。在此之后，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无论在经济水准上，还是政治主张上，都渐渐走向同质化，整个日本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谐、安稳的状态。
为何会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现那样的社会运动呢？第一，战后相对的民主体制，给左翼政治力量(包括共产党、社会党、总评、“全共斗”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他们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现行的体制进行对抗，同时来获得社会的存在感。1960年的反安保协议，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次运动，至少在迫使岸信介内阁下台上，获得了成功。第二，到了1968年前后，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成年，他们相对在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环境中长大，较少受旧观念的束缚，个性相对比较张扬，自我主张的欲求比较强烈，恰好此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反体制反传统的学生运动。作为一种连锁反应，日本的学生也试图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自己清晰的政治诉求，于是就导致了校园纷争的发生，其形式已经展现出了偏激的端倪，也未必能获得社会大多数的支持，结果喧闹一阵之后，也就不了了之。第三，在战后各种元素交杂的日本社会中，其实依然存在着某种压抑和扭曲，由此滋生出了极端的右翼和左翼势力，前者比如1960年10月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遭到右翼分子刺杀的事件、1970年11月作家三岛由纪夫组织的“后盾会”胁迫自卫队兵变失败后切腹自杀的事件等，后者则是被称为新左派的“联合赤军”的极端暴力行为等。
浅沼稻次郎遇刺与作家三岛由纪夫
他们或从极右或从极左的立场出发，空想和臆造出了一些激进主义的理念，试图通过极端的行为来达成这些怪异的理念，结果在大众眼里，都演变成了疯狂的闹剧。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形态的社会运动或社会事件，恰好是日本从战前体制向战后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力量碰撞和角逐，有些明确且正当的政治诉求，容易赢得大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有些则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倾泻或理念的极端张扬，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甚至表现出了更多的破坏性，因而更多的是招来了社会的冷眼，成了昙花一现的闹剧而已。
那么，为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直到今天，这样的运动或社会动荡几乎再也没有大规模出现呢？原因自然也有很多，最主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所得倍增计划”早已实现，消费社会和“饱食时代”的来到，极大地缩小了社会的阶层差异，阶级的矛盾对立已经基本消失，工人的春斗，也仅仅局限于保障经济收入平衡而已。
1970年，大阪成功举办世博会。55年后，大阪将再次承办世博。
日本人产生了“一亿总中流”的感觉，觉得人人都已进入中产阶级，整个社会呈现出了繁荣祥和的灿烂景象。而经历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之后，日本社会已形成了良性有序的范式，人们认为，只要遵守规矩和秩序，个体和社会就会朝着良性的状态演进。人们对于政治的热情大大降低，无论是国会还是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投票率一直都在60%左右徘徊，人们觉得个人已经很难介入国家的实际政治，只要当政者不要太越轨，日子总还能过得下去。这是7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范式。
（本文摘自《解读日本：古往今来的文明流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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