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共歷十八帝，享國三百一十九年。
960年，後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宋州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為帝，建立宋朝。趙匡胤為避免晚唐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亂象，採取重文抑武方針，加強中央集權，並剝奪武將兵權。1125年金國大舉南侵，導致靖康之恥，北宋滅亡。康王趙構於南京應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紹興和議後與金國以秦嶺-淮河為界，1234年聯蒙滅金，1235年爆發宋元戰爭，1276年元朝攻佔臨安，崖山海戰後，南宋滅亡。
可以說，在中國曆代的封建王朝中，宋朝算不得最出彩。
從疆域廣度來看，宋朝領土沒有元朝廣闊。從統一角度來看，宋朝也並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可是，鮮為人知的，就是這般“無所長”的朝代，居然締造了中華文明發展的昌盛期。宋朝的這種成就更多體現在政治方面，其統治者對內的控制力度以及縱深層面都是前朝難以比擬的。
仔細研究便會發現，自宋朝開始，中國歷史就再未出現過嚴重的分裂割據的局面。這樣里程碑式的政治成果，不僅得益於宋朝歷任君王嘔心瀝血的考慮，更與宋代注重防範弊端的“祖宗之法”，有著離不開的關係。在史書的記載中，王安石變法時曾多番提及“祖宗不足法”，那麼，這“祖宗之法”到底是什麼呢？
宋朝的“祖宗之法”並非固定明晰的成文法典，而是一組不斷積累的綜合體。這一“祖宗之法”是宋朝歷任君王在“變國為家”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形成的，其中，不僅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措施，還囊括了身為統治者應有的治事態度。在宋朝多數士大夫看來，“祖宗之法”應是擁有具體內容的政策法規。
可從本質來看，宋代的“祖宗之法”更像是一種精神導向，即能夠對統治者乃至整個國家起到規範和制約作用的轂軸。
關於宋朝“祖宗之法”的溯源，大抵要從宋太祖趙匡胤說起。
眾所周知，趙匡胤僅靠一次兵變就登臨了帝位，這與五代十國時期的戰亂相比，其獲得皇位的過程顯然更容易一些。可是，即便如此，趙匡胤坐上皇位後，依舊十分小心謹慎。或許是因地位和聲望不足，宋朝初期的幾位帝王執政皆殫精竭慮，“北宋盛世”由此開始。
正是因為宋初幾位皇帝頗有作為，故其做法便被後來的趙氏子孫奉為了“祖宗之法”。當然，這“祖宗之法”並不是一套明確的制度，而是由一系列做法和原則構成的相對模糊的概念。具體來說，“祖宗之法”約起源於五代十國時期，奠基者則是宋太祖和宋太宗。為了嚴密防範文臣、武將、女後、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種人專權獨裁，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權、兵權、財權、立法與司法權等的“祖宗家法”。補充閱讀：獻給全球趙氏人：不喝三酒，不睡三覺，不去三地！寫的太好了
宋太祖所推行的“祖宗之法”的內涵是“防弊”，即 “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這種思考主要出於其對五代十國戰亂的反思。後來，到了宋太宗時代，這一思想又被引申為“事為之防，曲為之治”。這一改變主要是因宋太宗兄終弟及的即位方式頗受爭議，為了體現其繼承皇位的合法性，獲得朝臣的服從，宋太宗便在其繼位詔書中特意頒佈了“事為之防，曲為之治，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的施政方針。
而這，便是“祖宗之法”最早的雛形。
不過，在北京大學的鄧小南教授看來，“祖宗之法”應是在宋仁宗時期正式出現的。
若從其時代背景考慮，因是民族色彩的淡出、文武關係的轉變催生了“祖宗之法”。而這些變化，也並非如宋人所說那般，取決於“祖宗”卓識的忽然轉變。可以說，從建國之日起，宋廷規約“帝王”角色以期垂範後世的努力便一直在進行之中。
就內容來說，宋朝的“祖宗之法”，其實，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兩朝施政的原則和規矩。若從精神層面來說，則是兩朝君王施行法度的總結概括。
這也就是說，真正開始推崇“祖宗之法”的應是宋朝第三代君王——宋真宗開始的。說到宋真宗朝的“祖宗之法”，便不得不提當時“以方正端朝，以嚴重鎮俗”的聖相李沆了。相傳，宋真宗一次想要立劉氏為貴妃，並親自寫下手詔交給了李沆。可是，一向注重維護帝王形象的李沆，竟親自燒了手詔，嚴詞回覆不可。最終，宋真宗聽從了李沆的建議。
此事不僅體現出一代聖相對帝王形象的維護，更表現出了其效忠國家社稷，而非只聽從帝王一人的理念。《宋史·李沆傳》曾寫道：“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動遵條制，人莫能幹以私”，可見，宰相李沆確實是一位極度尊崇“祖宗之法”之人。據說，在其死後，好友楊億為其撰寫墓誌銘時，特意提到了“深識大體，務行故事”，這也算是從側面肯定了其嚴守“祖宗之法”的態度。
除了李沆之外，宋真宗身邊還有一位嚴格恪守“祖宗之法”的宰相——王旦。據說在統治後期，宋真宗因沉迷“東封西祀”及“天書符瑞”等神道設教活動，一度廢弛了政務。宰相王旦雖對宋真宗此舉表示了妥協，但卻仍以“恪守成規”為旗幟，阻止皇帝大搞封禪活動。所謂“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無所，不可聽也”，凡宋真宗不聽規勸，王旦便會將趙宋王朝視若國本的“祖宗之法”抬出來。
正是因為宋真宗十分忌憚以“祖宗”冠名的成文規範，宋朝士大夫階層皆十分擅長用祖宗朝的制度典章來約束帝王言行。其實，李沆和王旦作為一代名相，其尊崇“祖宗之法”並非完全出於效忠皇權的考慮。他們雖然熟悉宋廷官僚制度的運作方式，但卻依舊清醒的明白自己的職責和使命，行為縝密，處事莊重，嚴格尊行制度規範。
這種幾近偏執的尊法精神，一方面可以達到維護皇權的目的，另一方面還可以保障宋朝的長治久安，可謂是一舉兩得。
乾興元年，宋仁宗即位為帝。執政初期，劉太后掌控著朝政大局，而這一現象顯然嚴重違逆了宋朝“祖宗之法”中強調的施政原則。彼時王旦已經去世，而坐在皇位上的幼帝又僅有十二歲，正是這一特定歷史背景，為劉太后提供了干政的機會。
明道二年，干政的劉太后留下遺誥稱“宜尊皇太妃為皇太后”，並命仁宗皇帝與其商討軍國大事。此外戚干政之舉，顯然不符合“祖宗之法”，心生不悅的士大夫們開始極力尋找阻止皇太后攝政的有效依據。這期間，御史蔡齊曾以“抑未有聞於前代”為由反對太后執政，蘇轍也評說“母后聽證非國家典令”。
後來，宋仁宗採納了士大夫的建議，並於次日刪掉了遺誥中提到的“與太后裁決軍國大事“之語，皇太妃干政局面由此結束。之後，隨著時代推移，百來年的前規後矩都相繼納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使其內容十分駁雜龐大，外延邊際也越發模糊了。
與此同時，這一提法也受到了形勢變化帶來的各種壓力，處於不斷修正、不斷解釋、不斷更新再造之中。
可以說，士大夫對太后干政的反感，主要源於其對宋朝“祖宗之法”深入骨髓的理解和認可。
在他們看來，漢唐之亂或因母后干政，或因諸侯強大，或因權臣擅命，或因藩鎮割據，而此等現象皆未在宋朝出現，可見，“祖宗之法”確實可以維持宋朝的長治久安。出於這種考慮，士大夫通常會選擇用“祖宗之法”來約束帝王的言行，更會以此來保障國家的統治秩序。
簡言之，“祖宗之法”的實質，可以概括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即：宋朝的“祖宗之法”不僅有其呆滯的一面，更有其彈性的一面。既非高不可攀，也非一成不變；既尊崇了先帝遺志，亦更新了成規定製。總體來說，“祖宗之法”不僅穩固了宋朝綱紀，還從側面維護了政局和整個社會的安定。
而這，無疑就是“祖宗之法”的題中之義。
【《宋史》、《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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